“不行，大青……这钱必须给人家……人不能丧良心。”二婶费力地说。
　　 大青将一百元钱重重地塞到“哈墨镜”的手里。
　　 我和大青将二婶扶到门口时，“哈墨镜”拿着那一百元钱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二婶走不动了，我和大青将二婶扶到篱笆墙边，二婶扶着篱笆墙，两只手紧紧地抓着藤蔓，一口接一口地咳。突然，我发现二婶咳血了！大口大口的，鲜红鲜红的！血，染红了一片绿叶，也染红了一片藤蔓。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赶忙喊来母亲。母亲说，赶紧打120！
　　 二婶住院了。大青和母亲在医院里陪护。母亲在电话里说，二婶这回恐怕凶多吉少。
　　 我乘车回城的时候，甚至没往二婶的院里看一眼，因为我怕看见那些葫芦与南瓜，怕看见那茂密的叶子与埋在叶子里面暗无天日的藤蔓，我怕看到它们使我联想到二婶咳血的那一幕。我想将二婶定格在她不辞辛苦的劳作中，哪怕她永远咳嗽，永远一筹莫展，只要她活着，一年能笑一次也行。我不想在这秋高气爽，节日气息尚存，人人都喜庆丰收的时候，有与二婶永别的想法。
　　 清明节的时候，我又回了老家。其实，母亲很早在电话里就告诉我，二婶已经去世了。来到村里，没听有人谈起二婶，二婶的名字就这样被村里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给删除了。村里的人们在坟地焚烧冥纸，点燃鞭炮时，没听说有人给二婶上坟，也不知道二婶的坟在哪里，我只是接到大青的一个电话，吞吞吐吐地说管我借钱，说想买一部苹果手机。我已忘记当时是怎么答复大青的。
　　 听父母说，二婶去世不久，邻居二叔带着一个妖艳的女人来过一回，说是想将二婶的房子卖掉。但几经周折，却没卖成。
　　 临回城的时候，我决定到邻居二婶的院子里去一趟，和二婶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告别。
　　 二婶的房门被一把大锁锁着，窗台下面长满了蒿草，靠东面的篱笆墙下，那辆“倒骑驴”静静地卧着，浑身长满了红锈。篱笆墙上，挂满了早已风干了的藤蔓，这些藤蔓，虽然没有了生机，却用它们干枯的身躯，虔诚地缠绕着早已体力不支的篱笆墙。
　　 父亲手拿镰刀，在二婶的院里清理藤蔓。我帮父亲将藤蔓在二婶的园田里抱成一堆，父亲说，今天没风，点了吧。我说，点吧。父亲掏出火机，点火。
　　 火焰越来越高，藤蔓噼啪作响。这响声，分明是枯竭廋弱而执着的藤蔓的欢笑声，因为它们在风风雨雨中又走过了一个季节，它们在为它们的果实而无私的付出而欢呼。
　　 在熊熊的火焰中，我又听到了二婶那一次唯一的笑声：“你看这南瓜，公花和母花不对上，就不结果。和人一样，哈哈哈……”
　　 望着火焰，望着腾腾升起的浓烟，我双手合十：“二婶，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