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修厂的另一个门在西面，是一个蓝色铁皮的小门，常年是关闭的，出门就是绵延的小山包。
　　 我参加工作后的好几年里，一直不知道厂里还有这么个小门。有一次，手上没活干，我和另一个女同事就围着机修厂的围墙走走看看，才发现这个小门。
　　 回家问父亲，才知道这个小门的特殊性，小门通往单位的一个特制的小油库，有一个专门的加油车，从小门往返，给单位的车子加油。
　　 机修厂里，有汽车队、供应科、车工车间、翻砂车间、汽车、柴油机、水泵、鼓风机修理车间，职工最多的时候，有近百人。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钻机上用的所有配件，都是自己加工，自给自足。一个小单位，就是一个封闭而安全的小社会，这个直接由中央能源部管辖、全国番号命名的小单位，把五湖四海的人员聚集起来，大家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为祖国寻找煤炭资源。他们如被风吹来的种子，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落到此地，在这个崭新的异乡，生根发芽，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天地里，安静而孤僻地迎接着四季的轮回。
　　 即便是婚嫁，百分之六十的姑娘，也是找同一个单位的，真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用老人的话讲，娃儿们自小都是在眼皮底下长大的，知根知底，闺女嫁过去，踏实放心。
　　 在计划经济里，地质队每年做多少事，上面会下达任务，地质普查多少平方公里，需要打多少个、多少米深的钻孔，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单位很少与外面来往，好像也不需要与外面来往，在松涛声声里，职工家属都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单调而有序的生活。
　　 统一的工作服、统一的安全帽、统一的登山鞋、统一的帆布手套、统一的目标任务，那单薄而持久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每个人的梦想。
　　 当我从山城重庆毕业时，就分到机修厂实习，面对陌生的机械设备，嗅着刺鼻的柴油味，我当初的新奇感瞬间荡然无存。在车间主任带领下，我分到了柴油机维修班组，跟班师傅姓廖。
　　 当我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戴着白色的帆布手套，怯生生地走到廖师傅身边，轻声地喊他“师傅”时，他吃吃一笑，露出了一排白牙，爽朗地说：叫我老廖就行。
　　 其实，师傅并不老，他那时大概只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偏瘦，模样有点像电影演员刘佩奇，听说是退伍转业军人。他常年穿着绿军装上衣，衣领上的风紧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下面是蓝色的裤子，脚上是单位发的登山鞋。我仔细一看，左右脚上的鞋带不相同。并且，登山鞋的鞋尖往上翘着，翘得比“茶壶大伯”的还要厉害，走起路来，有点像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模样。
　　 我在学校学的是机电专业，所学的理论知识忘了不少，所以，在师傅面前,我格外小心，生怕他对我这眼高手低的“学生娃”有什么偏见。
　　 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个检修和调试柴油机喷油嘴的活。机械维修这个工种，费心、费力又特别脏。我把工作服的袖子挽了又挽，认真地当着师傅的小助手。快下班了，师傅善意地说：“小张，以后上班最好不要穿新皮鞋，你看，柴油一浸，鞋尖就会翘。”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觉得师傅挺细心的。
　　 师傅老家在永丰藤田，生活条件一般。三个儿子读书都很争气，这让师傅很是高兴。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他除了留点生活费，剩下的工资都寄回家。闲暇时，他曾说:“只要他们能好好读书，我苦点累点算个啥，我就盼三个崽都有出息。”
　　 其实，当初我没有能到办公楼上班，到机修厂上班也是不错的。我的邻居小兰姐高中毕业，没有考出去，只能学裁缝。她曾羡慕我说：“青青，你看你，多好呀，一到时间点就可以去上班，下班了，和同事们有说有笑走出机修厂大门，到月就发工资，哪像我，没有出息，天天闷在家里”。
　　 机修厂里种的白杨树最多，其次是女贞子树和泡桐树。每天里，我总是提前五分钟到，一到工作岗位上，我就抢着打扫工作台的卫生，再把机修车间外围的落叶扫干净。下班时，把工具箱分门别类整理好。师傅曾说过，带了五、六个徒弟，就我最省心。从师傅那儿，我学到了调试喷油嘴、磨缸套、调节气门弹簧、维修蓄电池等绝活。
　　 记得有一次，我们要抬柴油机电瓶，来测试一个刚从钻机上换下来的柴油机组。我把绳子放在竹竿中间，可师傅却把绳子往他那边移，我又移过来。师傅说:“你还小，别压坏了肩膀，你还正长个子呢!”师傅虽言语不多,但我却能体会到关心。
　　 我清晰地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也就是我结婚的那天晚上，本来我不打算请师傅喝喜酒，怕他花钱送礼，准备结婚之后，再把师傅和师娘一起请来聚一下。没想到，那天晚上，他不但送了礼金，还为我们送了床双面刺绣的大红色绸缎被面。被面上是龙凤呈祥的漂亮图案。事后才知道，他是特意托杭州的战友为我买的，他把我这个徒弟看得太重了。
　　 1999年，单位实行了“一刀切”人事政策，师傅内退回家了。他的确不愿意离开干了二十多年的工作岗位。他对我说:“你们还年轻,有知识，脑子灵，要多学东西，学啥都有用,干啥都要用心，现在单位就靠年轻人了……”语气里，有伤感、有希冀、有厚望。
　　 以后的日子,因为师傅的工资都是由工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发放,所以，这些年，他也没有再来过，也没有回过老基地。
　　 这些年，单位从老基地搬到繁华的都市，建起了新的办公楼、豪华的大酒店、现代化的办公楼、宽敞的住宅楼，这些变化，是当时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我能陪着师傅先到老基地走一走，再到新基地看一看，该有多好。
　　
　　 四、家，在心中盛开
　　
　　 我们从老家河南搬到老基地时，等着我们的是“三室一厅”的青砖灰瓦的新平房。听父亲说，那一次，一下建起来好几排这种统一标准的新瓦房，那是上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专业技术人员两地分居而建造的。每家每户的后面有个小院子，房子和公共水泥路面之间，都有一块平整的空地。父母也学着别人家的样子，用竹篱笆围起来，还装了个简易的小木门，竹篱笆旁边，种上了牵藤的五角星花和牵牛花。春天，万物复苏，我家小院也有“花开柴门掩夕晖，鸟雀数点伴树飞”的意境。再后来，家家门前都种着葡萄树，用钻机上撤下来的废旧钻杆当架子，高高的葡萄树成了老基地别样的风景。
　　 我们在葡萄树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葡萄树下做针线活，那一树的绿荫下，总是一派安静与美好。等到葡萄收获的季节，一串一串的紫葡萄，玛瑙一般，如一窝一窝的小幸福，在密实的葡萄架上，探出头来，等着主人的采摘。这时候，父亲手挎竹篮子，站在“人字梯”，把收获和喜悦也一并采摘下来。
　　 我们家一排有四户，这四户人家，因为前面机修厂的围墙，四户人家又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四合院”。虽说不能等同于老北京的“四合院”，但是，住在里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从容容，绝对舒服。
　　 从东边数，我家在第二户，橘红色的木头门，每天开启着一家人的小幸福。里面的三个房间，也是暗红色的木头门，上面有可以拨动的玻璃气窗。大门外面，是一条规整的、用水泥抹得很平整的雨水沟，“雨水沟”从东往西，依次稍低，把四个家庭各自的希望和梦想，紧紧连接在一起。
　　 刚从老家搬来时，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语言不通，我和弟妹基本上整天闷在屋子里，即便父母喊上好多句，也不喜欢出门，现在想想，那时候，不知是羞涩还是认生。
　　 有一次，母亲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在外面捉迷藏，她想把我们姐弟四人指使出去玩耍。老大推老二，老二推老三，最后，我们三个统一战线，选小妹先行对外进行“友好外交”。母亲还准备好从老家带来的核桃和大红枣，塞给小妹妹做为“出访”的礼物。小妹那时才九岁，正是很傻很天真的年龄，果然“不负众望”，一下子就和玩伴混熟了，学了两句“吃”和“玩”的本地方言，还趁热打铁地教给我们。母亲夸奖小妹灵便，有外交才能，大妹妹不服气了，后来，她承诺，再有能表现个人才能和本领的事儿，她愿意冲锋在先。
　　 有一天傍晚，老乡牛叔叔来看我们，牛叔叔和我父亲是大学同学，可真正要见牛叔叔了，大妹还是不好意思，先前的“豪言壮语”全抛到了脑后。我们几个还是你推推我，我搡搡你，谁也不肯最先“出列”，最后，爸爸把我拽出来，在牛叔叔面前“示众”，我的脸，比红布还红。
　　 牛叔叔说，娃儿们，河南是家，这里也是家，过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喜欢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你看，我和你爸，从毕业就分到这，快半辈子了，你们来了，俺们更能安心工作了。
　　 单位是找煤炭的，按说，在烧火做饭上，煤炭的供给不是问题。可单位远处市郊。当时，上面规定，只有离市区八里路远，职工每人每天才可以享受八毛钱的野外补贴。当时，别看这区区几毛钱的野外补贴，可顶大用了。单位硬是把划拨在市区黄金地段的位置，白白放弃了，搬到了离市区十五里远的赣江边。那时，交通不便，就是这区区十五里的路程，把我们与都市远远地隔开了。
　　 就说买煤打蜂窝煤球吧，也是几家合伙合拉一车煤，卸好几堆，凭眼睛估摸着，几家的分量大抵都差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四合院”的四家人家会合拉一车煤，赶上天气好，都会抓紧时间打蜂窝煤。
　　 在没有使用液化气、天燃气的年代，蜂窝煤一直是城里市民的主要燃料，有一段时期还要凭票购买。只有上好的无烟煤，才适合做蜂窝煤。趁着天气好，头一天，父亲就先把煤粉碎，再和黄泥拌匀，用一个铁筛子筛一遍，加上水，用铁锨反复翻拌着。加入的黄泥和水，都有一定的比例，煤多了，黄泥不够，发火就慢。黄泥多了，煤的分量少了，就会松散，烧好后的煤球，钳子都夹不起来。
　　 我家置办了打蜂窝煤的机子，里面有十二根圆钢条，两手往下一压，把和好的煤挤压进去，盖好上压板，选个平整的地方，用脚一蹬，一个浑圆的蜂窝煤就倒出来了，一行一行地摆好，晒干后，再一层一层垒到厨房里，一家老小的燃料就解决了。打了一天煤，父亲的脸上尽是煤灰，两手也乌黑的。母亲总是拎上一桶干净水，带着毛巾香皂，来到“人工打煤厂”慰劳父亲，让父亲好好地洗洗脸，洗洗手，最后的洗脸水，父亲再把打煤球的机子也冲洗干净，等着它下一次服务。
　　 单位有个罗姓小伙子，因为打煤球又快又好，找对象相当有优势。母亲开玩笑地说，将来女儿找女婿，一定要找会打蜂窝煤的。我结婚时，爱人帮助家里打过蜂窝煤，等我两个妹妹出嫁时，已经用上了液化气了，再以后，用上天燃气了，母亲这个“检验”乘龙快婿的标准，一直没有机会生效。
　　 在老基地，还有一栋“响当当”的红砖结构的“筒子楼”，一条公用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走廊两端通风，形状如筒子，就美其名曰“筒子楼”。
　　 “筒子楼”四周，是粗壮的法国梧桐树，法国梧桐又叫裂叶悬铃木，它的树冠阔大，轮廓如钟形，树干灰褐色，也有的是灰白色，还会呈薄片状剥落，树叶如枫叶。在北方老家，我没有见过这奇特的树种，很是新鲜。到了秋天，法国梧桐那金黄色的叶子，悉悉索索纷纷落下，将“筒子楼”四周铺上厚厚的“金地毯”。多少次，我在心里憧憬着这样一幅画面：有朝一日，我穿着拖地的长婚纱、盘着新娘头、胸前戴着红花、挽着意中人的手，也踩着“金地毯”，成为美丽的新娘。只是，后来，等我结婚时，已经是九十年代初，单位又建了不少新楼房，住房没有原来紧张了，我们还有幸分到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新楼房。
　　 “筒子楼”面积狭小，每个单间大约十个平方米，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住房形式，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长长的走廊，如一根功能强大的大动脉，把各家各户串起来。居住在里面的人，看似平凡，但有许多是身怀绝技的地质高级工程师，他们用半生的时光，做着一件“献身地质事业无上光荣”的平凡工作，风餐露宿，不畏艰辛。
　　 走廊两端，装有两个公用水笼头，洗脸、洗菜、洗碗、洗衣服、洗痰盂，一天到晚，水笼头总是有人用水。每天里，筒子楼里，演绎着一幕幕“锅碗瓢盆交响乐”的生活剧。
　　 那时住房紧张，只有刚结婚的双职工，要打上好几次住房申请报告，才有资格分上一间房。也有人用乐观主义的眼光，给这里命名为“鸳鸯楼”，还有的直呼它为“猫耳洞”。在老基地，许多新婚夫妇，都在“鸳鸯楼”里催长着爱情。也有很多孩子，是在“鸳鸯楼”里，睁眼打量着这个世界的。
　　 我曾看过徐帆和陈建斌主演的《结婚十年》，那“筒子楼”里发生的故事，剧中，描述的许多生活细节，不仅和老百姓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简直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对于老百姓来说，每天里，哪一件琐事，不是生活中的五香六味呢！
　　 这个鸳鸯楼，大概有三四十户，都是天南地北的地质人，由于没有厨房，窄窄的走廊上，放着一个又一个泥巴炉子和铁皮炉子。一大早，勤快的主妇，头不梳，脸不洗，睁开眼睛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痰盂“请”到公共厕所里倒掉，然后再洗干净放到床下，第二天再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