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中学路
李铭口齿伶俐,说话嗓门又大,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喜欢讲话,而且还很会讲。好像一刻不讲,心里就憋不住似的。这与我这个笨嘴拙舌,不爱多言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走到一起,只有她说话的份,没有我插嘴的权。但是,我却很喜欢听她说,只要她有精力说,我就会细心洗耳恭听。所以,她常常在我耳边捣鼓得有滋有味。兴许,那是她把我当做可信之人,我在心里也曾经这样感激她。
从小学到中学,我所遇到的几个好朋友都是非常健谈,她们的性格虽然稍有差异,但大体如出一辙。走到一起来,她们总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比如在哪里看到什么呀,听到什么呀,她们都会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那时,我很羡慕她们,羡慕她们的记忆力好,观察能力强,天天有着讲不完的话题。更羡慕她们有那么好的口才,有那么大的精力,比起来,我却像个闷葫芦,难得讲出一个故事来回敬。
李铭和我一样,在家里也是大姐大,但她却比我勤快多了,听她说她家里的很多事情基本都是要她去做。有一次星期日上午,我们本约好一起到外面去玩,待我赶到她家时,她满脸黑乎乎的就像个大花猫似的,正用干柴在煤炉子里生火准备做早餐,她的母亲和妹妹都还在床上没起来。那满屋浓烟滚滚,熏得我也眼泪直流,我惊讶地问:“这炉火天天都要生吗?”
她尴尬地说:“昨晚炉子的火没保住,熄了。”
看到那种情形,我想,我比李铭幸福多了。在我家里,父亲从来都没让我干那些杂活。从小,父亲最器重我,常常说我聪明睿智,总是夸我心灵手巧。从十三四岁起,针和线好像就与我结了缘,我常常利用读书之余喜欢自学做“女红”。我常别出心裁,在一些碎布上绣出一些花花草草,做成一些荷包、挎包之类的小东西,甚至,还摸索着自学裁剪、缝制衣服。
我不仅喜欢给自己缝新衣,还喜欢为弟弟妹妹们改旧衣。课余时间,我在家里剪剪裁裁,缝缝补补,针和线基本没离手。不管是缝出一件新衣,还是改成一件旧衣,甚至是打一个补丁,父亲看到了都是那么欣喜,并且夸口不绝,好像那是为他减轻了什么负担一样。
至今,我这个在朋友中有点知名度的业余“裁缝师”,仍然不忘深深感恩父亲,感恩父亲当初给我充足的时间;感恩父亲当初给我莫大的鼓励,为我充实学习裁缝的兴趣,助我努力自学“成才”。
在学校里,李铭是个能说会道,表现特别积极的好学生。无论老师交代任何事情,她都非常上心,常常想方设法都要抢在别人前面去完成,生怕自己落后半步。比方说,那时学校各班都种了树,还种了菜,需要各组轮流打理。当轮到李铭那一组时,她一大早就会把事全包了,不用别人动手。同学们自然感激不尽,高兴不完。但是,当老师对李铭提出表扬而对其他没劳动的同学提出批评时,个个背地里又不免“嘀嘀咕咕”觉得不痛快。
说来也怪,无论李铭做了什么好事,老师都能了如指掌,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好像长了千里眼一样。老师对李铭表扬多了,同学们不服气的也就多了。但不管同学们心里怎么想,怎么说,李铭还会坚持那样去做。那时,我不仅羡慕她能说会道,更羡慕她大胆、执着的精神。
记得一年暑假,学校安排班里吃国家粮的学生到农村去学农一个月。出发之前,老师就按四个男生一个女生为一组,分成了九个小组。晚上,我们几十个同学统一都在公社住宿,白天,我们各个小组就下到各个生产队去劳动和吃饭。
生产队给我们安排的事都是上山刨草皮,然后将草皮挑到附近各组的田里去沤肥料。那时,我所在的小组里四个男生都非常调皮,又很是可爱,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劳动,有着说不完的新鲜,道不尽的快乐。
我们每天都是上午下午出工,中午在农民家吃了饭后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时,我们组的那四个男生总是喜欢想出一些古怪的事来做。一次,一个男生从农村小卖部里买来一瓶白酒,然后带着我们小组五人一起到溪边去抓虾。那时候,溪边的草丛里很多小虾,稍一惊动,它就会四处弹跳,你随手都可以抓到。当我纳闷那个男生买瓶酒来干什么时,只见他抓起一只小虾,对着瓶口倒出一些酒来淋在小虾上面,瞬间,那只原本活蹦乱跳白里透淡绿的小虾变成了红色,像一张弓一样,一动也不动了。
那一幕,让我很觉惊讶,又觉得很残忍。
“给,尾巴给你吃。”我正在沉思,只见他把那只小红虾拽断成两截,把尾巴递给我。
“我才不吃呢!看着就恶心。”我没去接。
“好吃,这叫醉虾,我家里经常这样吃的,你看我吃。”他一边说一边把醉虾连头带须放进了嘴里嚼起来。
我们在山上刨草皮更觉有趣,四个男生从不要我刨草皮,更不要我挑草皮下田,天天就说要我去为大家找“鸡脚根(一种像鸡爪似的又甜又粉能生吃的根)”挖。原本五人刨草皮、挑草皮下田的任务全由他们四人包干。首先,我并不认识鸡脚根是什么东西,后来在他们的指点下,我认识了。那时的鸡脚根很少,但我却不负所望,四处寻找。每天挖来的鸡脚根还基本能供五个人塞塞牙缝。
我们每天白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到生产队去吃早餐,然后干活,晚上又从各个生产队回到公社来睡觉。我们九个女生一同睡在一个大房子里,每晚,我们分布在各个小组里的女生们都有着说不完的新鲜事,唯独原本天天爱说话的李铭反倒闷闷不乐,而且还经常哭哭啼啼。
原来她那个小组的四个男生经常作孽。每天,四个男生呆在山上刨草皮,安排李铭一个女生挑下田。从山上到田里下坡上坡那么远,还要赤脚下水田,李铭也只有天天这么忍受着。还有更可气的,那几个男生每晚飞快吃完饭,别说等她一块走,而且还要偷偷躲在一个山角落里突然冲出来吓她。一般吃了晚饭天早就黑了,更何况是人生地不熟的农村,可见当时李铭承受受了多大的压力。
听了李铭的诉说,我随着她愤慨,跟着她流泪,既同情她,又担心她,觉得她幸好是一个大胆的人,坚强的人,不然,真不知道那一个月该怎么熬过。
我和李铭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基本都是形影不离,在哪里看到我就知道她必在,在哪里看到她也知道我必在,按照同学们的话说,我们俩就是穿“连裆裤”的。我们也就成了全校所有师生,人人可知,个个可晓的绝好朋友。
虽然我俩玩得很投缘,走得特别近,但很多方面我们却还是有异。不知在初中几何时,李铭就知道写入团申请书,早早入了团,并且还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入团申请书是怎么写,更不知道要怎么去争取。因为我父亲是个大老粗工人,只懂得好好做事,不懂得其他的追求,这些因子也许都遗传给了我。
在初中毕业那一年,我猛然心血来潮,突破遗传因子,硬着头皮试着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可是,最终却没能被批准。一个别班的团支部书记无意透露给我,说有人极力反对,原因是说我像资产阶级小姐。
那是我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可以说那是我学生时代受到的最大打击。自受到那次打击以后,心性高傲的我再也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更没有奢望去入什么团。我想,要我低声下气去追求什么,那不是我的性格;要我穿得乱七八糟做个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宁可不入团。我不会为追求入团而改变自己那颗爱美的心灵,更不会为追求入团而失去自尊。
我又想,没入团也不能代表什么,只要好好做人就行。我不曾去怪罪谁,更不曾去怨恨谁,因为,历来我本就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更何况,从小到大我确实是喜欢穿着打扮。要说我爱打扮,其实,我并没去追求什么奢侈生活,家庭条件也不允许,只是有一种爱美的心灵,有一种审美的能力。平时,无论我穿戴什么,总是让人觉得别具一格,与众不同,俗话说就是有点“刺眼”。
那时,别人见我姓王,又穿得比较洋气,一些关系好的调皮男生就喜欢开玩笑叫我“王光美”,又因为我名字中有个“东”字,顺便又有人爱喊我“东洋婆”。其实,那些玩笑话都是出自于同学们对我的无形鼓励。漂亮是我所喜,打扮是我所爱,这一切更是我自己的能力所在。身边的好友都清楚,同宿舍的女生更了解,那些与众不同的衣服,其实都是我自己亲手所缝制。
去年,我的另一个高中好友刘玉岚,她曾是我同局的子弟,在电话中还句句不离夸我会做衣服的事,并还提起我曾经为她在宿舍里做过一件粉红色米格子的长袖衬衣。这些事连我都忘了,而她却还记得。那时,爱美的父亲常常以我为荣,以我为自豪,夸赞我说:“我女崽不管穿什么都好看,连自己做件衣服穿在身上都是那么漂亮。”
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虽然在学校,我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但由于自己历来不爱多言多语,行事稳重踏实的性格,在后来的工作中,有领导“慧眼识珍珠”,培养我加入了党组织,让我走进了机要保密工作的重要行列。
五、感言永难尽
初中毕业后,在大多数同学都被安排到当地矿务局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就读的同时,我和同级另一班的李藻蕴同学有幸被分配到了衡阳市医士学校,她学西医,我学中医。在户口迁到了学校,入校半年之中,老师们带着我们到北京、上海四处串联,看够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可就是没能走进教室上过半节课。后来,随着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又把户口迁回原籍,返回母校进行“复课闹革命”。
在中学时代,文艺、体育是我的强项,更是我的爱好。曾经,我以“五项全能”在参加县里第一届田径运动会时,为学校捧回了三个奖项。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学校宣传队又给了我展现文艺才华的机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舞台让我成了师生们心中的“王牌”,同时,我也成了当地矿务局总宣队及父亲厂宣队的主干力量。
“复课闹革命”运动结束以后,学校三届初中毕业生一同进行升学分配。几百学生,在其他中专院校均不招生,母校只招一个高中班,升学率不足10%的情况下,我又一次得到上天佑护,有幸被分配在母校读高中。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混在同一个班里直至高中毕业。
记得巴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活有了一点点光彩。”回顾中学时代走过的点点滴滴,虽然有些苦酸,但更多的是喜乐。我除了感谢父母的辛勤养育,感谢老师的耐心培育,我还不忘感谢伴随我走过那些日日夜夜的好朋友。是她(他)们,在我孤寂忧伤的时候,给了我慰藉,给了我温暖;是她(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感谢她,感谢那段坎坎坷坷的上学路,感谢那份来之不易的朋友情,它让我拥有了幸福美满的今天!
——作于201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