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她们没有打上门来。
　　 在村庄，一家和另外一家吵架打骂，哪怕再凶，打出人命，其他人家看到也当啥也没看到，上前帮忙和拉架的，一般都是至亲之人，否则，谁也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即使有心劝架，也怕其中一方说自己拉偏架，进而受责怪甚至反目成仇。类似我家的情况，更是没人愿意出头，哪怕是一群人欺负我们家一个人。
　　 而我父亲，此时去了五十公里外的一个工地修水库。
　　 家里只有我和母亲，还有两岁的弟弟。
　　 回到屋里，母亲扯了一块废了的白布，把手腕包上，又把弟弟抱在怀里喂奶。我站在屋地上，忽然觉得世界非常空旷，且很暴戾，怨气蒸腾，有一种无形但很强大的恐怖气息笼罩了我的肉身，也控制了灵魂。
　　 如此的童年极端折磨人，每天早上醒来，特别是去上学路上，我都暗暗祈祷，村子再乱，也不要和我们家沾边；人再凶恶，请不要凶到我母亲头上来。可是，一个地方的人群习性乃至人和人之间的暴力摩擦是短时间无法更改的。文明的每一进步，其实都带着磅礴的鲜血和透骨的镣铐。上世纪70年代甚或更早时候，朱先妮忽然失去了丈夫，也或者，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她的丈夫。奶奶说，朱先妮的丈夫，即她的大伯子，在很多年前就患癌症去世了，即便他还在世，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妻子朱先妮和那个死后还以鬼火方式出现在村庄傍晚的老村长有炕上关系，而且毫不避人，四乡皆知。
　　 某天夜里，爷爷给我说了朱先妮的一件往事。那应当是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人都属于公社、大队和小队。朱先妮和我大爷爷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粮食不够吃，个个饿得跟黄菜叶一样吹弹可破。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秋天也来了，玉米低头向下，谷子摇头摆脑，高粱把脖子拉成了弓。一天傍晚，朱先妮独自提着镰刀和口袋，趁人都在吃晚饭的空挡，迈动两只小脚，没入一山之隔的集体玉米地里。
　　 南太行都是山区，田地也都是一层层地座落在某一道土质尚好的山沟里。当时，朱先妮一看窝棚里好久没有动静，振奋精神，窜入玉米地里，开始把集体主义粮食往自己口袋里装。正装得不亦乐乎，忽听一声大喝。一个电杆一般身材的男人站在地边，怒气冲冲地向她喝道：哪个贼王八羔子，竟敢偷公家的玉米！
　　 朱先妮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还没反应过来，肩膀就被那男的抓住了，又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提了起来。朱先妮心里一阵慌乱，可待她看清是老村长时，忽然就有了勇气。老村长把她提到窝棚前面，继续呵斥说：全村人都饿着，人家不偷，就你来偷？你还是个五个孩子的娘，俺大侄子的媳妇，丢人不？
　　 这一番话，可谓伟光正、高大上，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色彩。朱先妮当然哑口无言。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一晚，朱先妮不仅把集体主义以新鲜玉米的形式带回了她资本主义饥肠辘辘的家，而且还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那时候，要是报告给大队，大队肯定要报告公社，公社呢，也肯定向县里汇报。轻的，戴高帽子游街示众，重了，怎么也得在监狱里待一阵子。”爷爷说。
　　 我感觉很传奇。但因为年幼，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开春后，大地解冻，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痒，风中的花香挠人鼻孔。某一个星期天，我和同村一个伙伴去山上打柴。遇到村里以凑份子方式聘用的一个放羊汉。他是邻村人，而且是光棍。坐在暖洋洋的山坡上，我们和他逗乐。他为人老实，智力还有点问题。
　　 叙说之间，放羊汉竟然把话题扯到了朱先妮身上。他说，你们村的老娘儿们朱先妮可真不简单。年轻时候和老村长有一腿，现在都五十六七岁了，又和邻村的赵三葵搞在了一个炕上。我想了半天，才想起，赵三葵就是那个个子很高，梳着大背头，整天在我们村闲逛的黑脸老头儿。
　　 “驴都能看出来，朱先妮不是看上他人，是看上他的那些东西了！”放羊汉说。
　　 赵三葵早年丧妻，有一子，早就成家另过了。因为先前做过煤矿工人，退休之后还有退休金，家里有新房子三间，老房子三间。尽管退休金只有1000块左右，但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南太行乡村人来说，无疑一笔巨款。放羊汉所说的“东西”大致是指这些。
　　 几乎与此同时，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座储量较大的铁矿。于是乎，由乡政府牵头，铁矿开工，选厂也建了起来。此时的杨战斗早就把枪支交给了公家，也不再是民兵连长。虽然上次和老婆大干一场，并且被更多人背地里说二小子不是他的种子，头上绿帽子哗哗作响，但仍旧和原配老婆一个炕上睡觉，一口锅里吃饭，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铁矿开工之初，杨战斗就加入进去，而且是领班。村人说，之所以捞到这样的美差，是杨战斗平素和乡长经常一起吃吃喝喝的缘故。大致两个月后，一台雅马哈250摩托车以加速度的姿势，被杨战斗骑着，呼啸进入我们村子。
　　 嚯，这可是头一家！
　　 哎呀，杨战斗就是能战斗！
　　 在村人的一片赞美和艳羡之中，杨战斗步入了全村第一批富起来的，稀稀拉拉几个人之中。但很不幸，他的摩托车还没骑一个月就不翼而飞。据说，那一天傍晚，杨战斗和几个哥们在饭店里喝完酒，趁着醉意，驾驶着夏日黑夜的凉风回到家，把摩托车停放在院子里，也没上锁，就进屋睡觉去了。可能睡得太投入，也可能是太专注于某件事，摩托车失窃居然没有听到。
　　 报案！
　　 警察来了，又走了。
　　 十天过去，又是十天。案犯继续逍遥法外。
　　 猜疑四起。有的说是杨战斗几年前殴打的那个武安朋友干的，因为心里有怨气，便瞅机会偷了杨战斗的摩托车。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人心马蜂窝一样爆炸散开，一发不可收拾，做啥事的都有。严打时候，仅仅南太行一带，就有数十个“长毛”（专指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无事生非的那些青年人）被抓，其中几个，还被枪毙了。人说，现在世道这么乱，找一辆摩托车，就好比米糠里找米。
　　 但杨战斗和他老婆不这样认为。
　　 一定有内奸！
　　 肯定是本村的。杨战斗和他老婆的推断是：要是没有本村人帮助，外地人绝对不会对他们家情况掌握得如此清楚和及时。
　　 两口子把全村人筛糠一样筛选了一遍，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青年光棍杨二猛。原因是，这小子从生下来就偷鸡摸狗，不干正事。另一个是邻居杨光禄，因为两家总是因为房基地事情闹矛盾，前后大打出手两次，规模都在十五个人左右；小吵小骂无数次甚至不间断。
　　 光棍杨二猛确实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爹娘更是由他去吧的态度。一个清晨，杨二猛还在蒙头大睡，门哐当一声被人踹开。这小子还不知道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就被一只大手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旋即一顿大脚木棒一样落在头上脸上肩上胸脯和肚子上。他正要叫疼，只听杨战斗吼着说：狗日的杨二猛你招不招？是你偷的不是？你狗日的不承认老子就打死你！
　　 尽管如此，杨二猛还是矢口否认，态度也空前坚决。向杨战斗发誓说，那事要是干的话，黑夜就让狼群把他撕吃了。再不行，自己走路跌倒就一命呜呼！
　　 杨战斗和老婆转身离开。
　　 回到家，两口子又分析了一番，一致认为，杨二猛这个嫌疑犯排除之后，唯一的可能就是杨光禄了。
　　 杨战斗两口子知道，对付杨二猛容易，自己就是美国或者苏联，杨二猛就像是欧洲任意一个小国家。怎么打怎么顺手。杨光禄就像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这类的，虽然自己有六分把握，但另外四分还是悬念，不得不考虑。
　　 两口子商议的结果，不仅要暂缓，而且要采取偷袭的方式，才能确保全胜无恙。
　　 这一暂缓，就又是一年，开春的时候，大地回暖，草木竟发，一派昂然生机之中，杨光禄两口子忽然放声长嚎，旋即又爬到自家房顶上，运用自己高嗓门，对着全村人高声大骂说：哪个操他娘的把俺的树都给烧死了啊，就不怕断子绝孙？不怕龙抓了，雷劈了的狗日的们啊！
　　 村人这才明白，原来，杨光禄家的上百棵成材树被人用硫酸烧坏了躯干，有的被人用大锯锯了一半，只要刮一场大风，树就会全部折断倒地，啥材也不成，只能当柴烧。
　　 我知道，这也是违法的。而乡人历来将紧邻之间的斗争和暴力对抗看作是一种民间行为，与王法和现在的法律规定完全无关。由此看，中国大片乡野一直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当中，南太行乡村尤其典型。在这里，任何一个姓氏宗族当中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族长或者权威人物，即使在民国时期诞生过几个地主大户，也没能从日常行为、习俗和精神上“统一”过家族中人。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现实”，显然是与南方客家人甚至山西、山东一带的乡村宗法社会是相违背的。这大致是移民产生的结果。据本地县志记载，南太行一带的农民，大都是明万历年间由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先后迁徙而来，分别择地建村的。
　　 那时候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又较长时间在县城内，各种新鲜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思潮正在席卷，几乎每个人都在八十年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或者再启蒙。但在山里，特别是南太行乡村，那种强劲的风潮仍旧被挡在层叠大山之外。大致是1989年春末的一天，我由县城返回村里，却又遭遇到了一件暴力事件。施暴者仍旧是朱先妮。此时的她，还和邻村的赵三葵保持着关系，但始终没有正式结婚。
　　 走到村口，我蓦然看到，一个人缩在路下的一棵老板栗树下，穿着一件黑色的金丝绒上衣。村子下面停着一辆警车。嚯，我暗自惊讶。村子里发生过无数的暴力事件，最多是几个村干部背着双手，领导干部视察一样了解一下情况，劝解双方息事宁人，然后各回各家之外，警察从没光顾过。
　　 警察这一次来，拘捕对象真的是朱先妮！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即使她仅仅欺负我母亲一次，我也不会原谅她，何况，在我成长年代，朱先妮包括她的两个儿子儿媳，孙女们和两个女儿，也都不同程度地欺负我们一家人。
　　 母亲说：一个外地的算命先生到村里，朱先妮叫去家里给她算命。也不知怎么着，她和她两个儿子按住人家打了一个半死，扔在马路上，还把人家身上的上千块钱掏了。他们以为打了人家没啥事儿，可人算不如天算，这算命先生居然有一个弟弟在省里工作……这不，警车就呜呜地来了，要抓朱先妮。
　　 我赶紧说：朱先妮就在村口路边那棵老板栗树下藏着，我去告诉公安局的！说着，就抬脚出门。母亲一把拉住我，悄声说：傻小子，不能说。你一说，把老妖婆抓了，还会放回来。人家还有几个小子和闺女。公安局一走，咱又是受不了的冤屈，挨打倒是小事，就他们那家人，不把咱暗害了才怪！
　　 我蓦然收住脚步，心里又是一阵惊悚。——几个小时过去了，警车无奈而又飞快地飞出了村庄。
　　 当夜，朱先妮没有回村。
　　 躺在炕上，在老鼠猖狂的活动声中，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直滚动着无可名状的绝望和沮丧。我知道，告发是应当的，但母亲的话更重要。警察再公道，对于我们这样的山村来说，也只是有事再来，即使是凶案，也是事后才会来勘察、侦破。日常是多么长久和顽固的啊，任何事情都在其中发生，而不是这样的时刻。
　　 我很纠结，也很惭愧。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我离开故乡，去到了远方，多年过去，仍旧没有消除。2002年夏天带着妻儿回家，朱先妮还健在，而且非常硬朗。那个赵三葵前些年患癌症去世了，朱先妮以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所有财产。赵三葵儿子把她告到法院，官司打了两三年，最终还是朱先妮赢了。
　　 朱先妮起码有九十岁了吧？母亲却说只有八十二岁。每次在村里看到，按道理我该喊她一声奶奶，可一到近前，都不想多看她一眼。由此，我判定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而且还很记仇。对此，我有几次深思，才发现，我对朱先妮的仇恨和厌恶却不是因为自己也曾经挨过她打，而是她和她家人对我母亲的欺凌不可原谅。
　　 我只有一个母亲，世上也只有我母亲才能生下我。
　　 正在我觉得她俨然老去，不再会参与暴力事件的时候，却又亲眼目睹了她为了给自己孙子抢宅基地，拄着拐杖，毅然决然且无赖无耻地躺在挖沟机下要死要活，讹诈其他人的情景。到那一刻，我也才确信，世上确实有一些人本性是恶的，而且一生都会以恶为能，以恶为荣。
　　 也是这一年夏天，我正在家里和儿子玩，忽然听到村子前面有人嘶叫。心神随之绷紧且无限惶恐，幼年时候那种惊悚和恐惧再度奔袭而来。跑过去一看，却见杨战斗正在痛打一个乡村妇女。起初，我以为是我家人又被人欺负，急忙跑到跟前，却发现，被杨战斗痛打的人是邻村的一个孤寡老妇女。
　　 人说，没本事，自家再没人，挨打也是白挨。
　　 至此我才知道，暴力从没有消失，鲁迅先生那句话依然有效，特别是对于平民之间的暴力伤害，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华盖集》）从本质上说，朱先妮和杨战斗以及更多如他们的人也是弱者，我也知道宽恕是人类的至高无上的美德和境界，但弱者和弱者在争斗之中的表现，却常使得我也萌生甚至坚定了鲁迅先生“我一个都不原谅！”的决绝与悲怆。
　　 2007年，朱先妮无疾而终。
　　 杨战斗在村边开了一家小卖店，不过两年，因为人都不去他那里买东西，只好关门大吉。2009年，我父亲去世，每次去给父亲上坟，都要路过朱先妮的坟茔，每一次，我都要多看一眼，心里滋味复杂。同样，每次见到杨战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鄙视，看着他越发佝偻的腰身，灰苍苍的头发，蓦然又觉得，这个人其实也很可怜。
　　 我呢，其实也很可怜。因为，看惯了太多的伤害与不公，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些觉悟和文化，却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视而不见。这种可怜，似乎比朱先妮和杨战斗这样的人更深切彻骨，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