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
　　 他们不呼我的名字，我被叫做38床。38床，吃药了，38床，量体温了，38床，扎针了。窗外阳光暖暖地射了进来，特别刺眼，我起身将窗帘拉了一半，遮住直落在脸上的阳光，那一半便毫不留情地将双腿晒得热烘烘地。我病了，住了院，平生第一次。躺在床上，我在想，人有病真好。避开生活中的烦心事、恼心事、窝心事，静静地躺着，可以随心所欲，让大脑翻江倒海。
　　 平日里忙于各种杂务，现在，终于可以闲下来了。有家人陪护，有朋友探视，有吃的有喝的，从来没住过医院，原来，住院这么好。以前没生过大病，即使头疼脑热的，扛一扛也就过去了，身子骨壮得牛似的，一点小毛病能奈我何？与朋友夸着海口，我就被击倒了。我是不信迷信的，朋友还是说：“病从口出。”在单位，我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抱着与人为善的心态，与同事相处，与朋友相处。母亲说，要踏实，要老实，对人要诚心。我说，那别人要是对我不诚呢？母亲说，任何人也不可能欺骗你三次，日久见人心。然而，诚心换来的是什么？我的一个同事，曾在“兰州民百”站柜台。之前，做过车间工人，后来调到西安，和我做了同事。她说，没有不说人的人，没有不被人说的人。她自己这样说呢，也就这样做着。她总是疑心别人说她坏话，对任何人报以表面的热情，内心的敌意。她的家务事好像非常多，每次领导外出的时候，她的私事也就随之来了。她住在单位院内，她方便来去。她给我说，她回去一趟，很快就来了。但这很快，几乎是大半天。她让我帮她圆谎，我也实心地帮她做着一切。虽然，撒谎不是我的本能。还有一次，她生病了，住了半个月医院。我们领导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对她总能宽容忍让。但半个月的病假，是无论如何不能不上报的。那时，我兼做部门的考勤，领导说，给她报一周病假吧，另外的一周，给她算做换休。考勤报上去，她的心病就来了。她踏进办公室，指桑骂槐，整日板着脸，像冬天阴重的天，灰蒙蒙的，不见一丝云彩。领导原本以为给她少报了一周的考勤，是令她高兴的事，但她高兴不起来，她在和我做比较。春节前，我换休一周去兰州看望岳父岳母。我曾多次加班，我的二十多天婚假条还揣在怀里，没时间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她借题发挥，说我看老丈人也算正常上班吗？她吵啊、闹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像一个乡野哭坟的寡妇。领导让步了，我也无奈地忍让着她。那次，我说住院真好，住院也可以算上班。本来是一句反话、一句玩笑，自己却真的住院了。
　　 “凡人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这样写到。我的生活就像这聚落的树叶，等待春风的吹拂。租住在民房，没有暖气，冬天阴暗潮湿，夏天闷热难耐，日久天长，倒也习惯成自然。年前搬迁新居，暖气有了，条件好了，就像和煦的春风，吹皱了一池平静的碧水，原来形成的生活规律，彻底被打破了。习惯就像罂粟花，上瘾了就难以舍掉，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它是毒药却一如既往地依赖它。当原先的生活改变后，我开始不适应了，感冒、拉肚子、干咳、上火，病疾一件接着一件，扎堆似地凑热闹。前几天，牙床有点肿胀，半边腮帮子疼。天上飘着雪花，我早上出外办事，坐在密闭严实的车里，我感到发闷，尤其上火的牙床，疼痛难忍。我将车窗摇下一道缝，风顺着缝隙，裹挟着轻盈的雪花，飕飕地吹在我的脸上，牙床爽快多了。晚上洗嗽时，感觉脸上有点异样，我当时也没当一回事，就脱衣睡觉了。第二天感觉更有些不大对劲，上医院，医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住院。”我说：“不住。”医生的态度很坚决：“不住不行！”不行就住下了。既病之，则安之。医生忠告，绝不能外出，否则还要加重。这时，我才感到了病情的严重。那年，我们单位实施最后一年全额公费医疗，我搭上了末班车。
　　 来医院前，我给同事说去医院开点药，偏偏一来就住下了，这是我没想到的。医生说：“西医叫面神经炎，中医叫中风。医院还住了两个呢。”我说不和他们同病房，和其他任何病人都行，哪怕是传染病房。当然，妇产科除外。医生不知就里，我心里的小九九也不便说，医生非要问个明白，我说：“要是上司关心我这部下，一个个歪着个嘴，滑稽倒不在话下，上司还以为撇嘴小瞧了他，让我还有活头没？”医生笑了，我不敢笑。我被安排在外科病房，每天面对着流血、药棉、绷带、纱布、石膏。我是怕流血，我时常感到晕眩。一次，一个建筑工地送来的民工，后脑勺扎着一根一米左右的钢筋。鲜血从他的脖颈渗入，濡湿了他的T恤。他昏迷不醒，被固定在一块木工板上。许多民工抬着来，脚步凌乱，说话南腔北调，浑浊不清。我是个对声音不够敏感的人，我听不出他们的籍贯。我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连续多日，就像天空低沉的云，凝滞成穿不透的压抑。我处于极度的恐惧、消沉中。我恐惧源于内心的空旷，像是站在空荡荡的荒原，前后左右都是无边的落漠。
　　 意外给人的打击是猛烈的，就像炸响的雷，迅疾的风。我听到太平间那边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哭喊，让人揪心，尤其在昏黑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我的梦里，时常会没来由地响起一个女人撕裂黑暗的哭喊。她丈夫在一家营销公司做销售，突然感到不适，到医院一检查，却被报了病危。住到第四天，就火急火燎地赶往太平间了。这样的事实，他没有想到，更让他的家人难以接受。她哭得天昏地暗。浑浊而庞大的气息，像一大群低飞的昏鸦，盘踞在太平间的周围。它偏离于医院的中心，瑟缩于没有阳光眷顾的所在，仿佛在等待一种对死亡的诠释。
　　 另外的声音，也让我感到惊惧。隔壁病房，每天深夜，都会传来一个男子的压抑的呻吟。他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脚手架倒了，摔断了他的腿，还断了三根肋条骨。他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同时摔下来的还有两个，他们被摔死了。他们的家人正在和老板谈着赔偿的事。他们把灵堂搭在工地上，作为抵押。老板躲着他们，几天了，一直没有露面。工地停工着，没有了往日叮叮当当的喧嚷，只有几个亲属的啜泣。他只能仰躺着，不能挪身，稍微的活动，就会让他疼得快要岔气。他是四川人，老家人还没有赶过来，只有几个老乡轮换着伺候他。他们推着他上下楼找医生，拍片子、划价、取药、打石膏。最难受的就是他的大小便了。老乡帮他轻轻地抬起屁股，将便壶放在他的屁股下。即使再轻的动作，也会让他疼得额头上浸出豆大的汗珠，他咬紧牙关憋着，夜深的时候，他会在梦中疼得哭出声来，大多时候，都能听到他痛苦的呻吟。
　　
　　 病友
　　 同事来探望、朋友来探望、领导来探望，带着礼节性的热情、礼节性的鲜花和礼节性的滋补品。他们来了，我感动，他们走了，留下了鲜花的芬芳。头几天的热闹过去，探望的人渐渐稀少了。躺在床上，我监视着点滴注入我的血管，使我想到了农贸市场上注水的鸡肉。日子实在太漫长了，纠缠不清的，是粘稠的来苏水味和病痛的折磨。
　　 刚住下不久，赶上护士给两个病友换药。护士只是叫床。叫床、叫床，让人想到那种暧昧的事。39床是个年轻军人，40床是个老者，他们刚做过痔疮手术。护士喊39床，换药。39床总是扭捏着爬在床上，我看到了他尴尬的表情和红红的脸。他齿牙裂嘴，装出痛苦不堪样。护士笑他：“耶，解放军还知道疼？”军人露出一脸苦笑。我想：“废话！”军人也是人呀，都是娘生肉长的，不知道疼，成神啊。我少年时看过《长征组歌》，有一句歌词唱到“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护士给40床换药的时候，40床竟“哎呀”一声流出了眼泪。护士就说：“哎呀，人老几十了，还会哭。”老者脾气倔，梗着脖子说：“不哭，把眼睛剜了去。”护士一句话没说，换完药出去了。
　　 住下来，大家都熟悉了，开始聊天，说无关紧要的事。两位病人还沉浸在疼痛之中，我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这笑话是朋友讲给我的，我转述给他们。说是一老者装了只假眼，每天晚上摘下来泡在口杯里。儿子在外应酬，酒精上头，回到家干渴难忍，端起杯子一“咕嘟”连假眼喝了下去。老者说没事，新陈代谢就排出来了。谁知第二天没有出来，第三天还没有出来，原来那只假眼在屁门上卡壳了，只好去看医生。看病的是一位年轻医生，没经验，他一看，觉得奇怪，怎么会在屁门上长了一颗眼睛。不知这眼睛能看见东西不？于是，医生就比划了两个手指，问：“几个？”病人低头一看说“两个。”年轻医生急忙出去喊来老教授，教授怎么也不相信，说是他从医几十年了，还没见过这等怪事。老教授手一摆，问：“看得见？”病人说：“五个。”老教授又缩回一个手指头，问：“几个？”病人回答：“四个。”老教授也傻了眼。我还没说完，两位病友都乐了。
　　 一天，我刚起床，病房就进来一位戴口罩的女士。她像观赏特殊动物似的看着我，问：“你是三八床的？”不知是他吐字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省去了“十”字。我听了很不舒服，说是“三十八床。”我有意识强调了“十”字。“你是中风了”，“口罩”女士继续追问。我说：“是。”我倒像个犯人，接受着她的训问。我说：“你是干公安的吧？”她说不是就出去了。我感到纳闷，同房的病友也云山雾水。没多久，那女士带着一位同样捂着口罩的老翁进来了，他们同样用那种让我琢磨不透的眼光打量着我：“哦，轻多了。”说着他们二人都摘下口罩，我“噗嗤”乐了，他俩也是面部中风，嘴已歪斜到一边，一只眼睛耷拉着睁不开。相比之下，我真的轻多了。39床和40床也乐了。他们一乐，屁股就疼，嘴巴就裂，牙就齿，而我们一乐，嘴就向一边歪斜。这真是同病相怜，不同病也相怜呀！
　　 两位病友很快出院了，又住进来一位新病友。他十七八岁的样子，扎着耳钉，很酷。他和她陪在儿子身边，也陪着笑脸。无论他们如何殷勤，小伙子都是爱理不理的，显出一脸的厌烦。她伸手摸他的额头，被他拂开了。有时甩出一句“你们烦不烦！”他不断地吃小食品，喝着果汁、牛奶、饮料，好像他有着巨大的胃囊，堪比大肚的弥勒，容天下可容之物，只是他没有弥勒的开心，没有弥勒的大度。她和他轮流出去，不断给儿子带来各种各样的吃喝。他站在那里，气息告诉我，他应该在政府部门，有着一定的权利。但在儿子面前，他无能为力。她明显是知识型女性，她对儿子有着无微不至的爱。这爱却被病中的儿子，无情地阻挡了。他时不时会对父母亲表示出大声的呼喝和厌烦。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还有一位七旬老人，住在隔壁。他是外伤，和那个四川的民工住在同一间病房。他患有贲门癌，刚动完手术。伴随有高血压、陈旧性肺结核、血吸虫肝硬化。他食欲不振，腹部饱胀，时常疼痛、恶心、呕吐。肿瘤已经侵及他的血管，播散到邻近的腹膜、肝、胰腺、肺。他无法控制病痛和孤独对他的折磨，想亲手了结他不堪一击的生命。他用刀子轻而易举地主控了自己的身体。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气息奄奄，胳臂在担架上无力地垂挂着，鲜血顺着担架的边沿，滴答着，从马路上一直滴落到病房，形成一条刺眼的血线。他躺在病床上，眼睛微闭，挥之不去的是他奄奄的病体和义无反顾地追寻死亡的气息。巨大的苍凉突袭我的身体，刺穿我的骨髓。本来就是冬天里最寒冷的日子，阴冷的天气不仅使我的的身体感到寒凉，而且使我的心境更加清冷了。突然，一缕阳光透过窗玻璃，落到他的床被上，落到房间的地板上，也落到了我的心里。
　　 他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活泼可爱，他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他被推进了手术室，他小小的身体躺在病床上，单薄、可怜。他的左眼将被挖掉，那个地方将是一个黑黑的窟窿。在手术室门前，他母亲单薄的身体颤抖着，牙齿不停地打颤，身体不停地抖，止不住地抖。她抓着爱人的手，坐在手术室外的连椅上，那是他们此时唯一能抓住的地方。手术车推了出来。她却躺到了另一张床上。我看到了他安静的身体，小小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的左眼蒙着一块大大的纱布。他的麻药还在起着作用。他很安静。当麻药劲儿过去后，他疯狂地拉着他脸上的纱布。他挣扎着大叫：“妈妈，难受啊！妈妈啊！难受啊！”他的父母手忙脚乱地拽着孩子的手，不让他拽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
　　 她住在对面的病房，因为意外的车祸住了进来。她是一位保险员，推销出许多保险，唯一没有推销的是她自己。这场意外，严重冲击了她的腿、脊椎，也许她将永远坐不起来。她是一个敬业的保险员，在这样的时候，她身体力行，做着推销。她总在自言自语，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想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