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1627～1705)，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二曲镇二曲堡人。因为“周至”的古字“盩厔”在《汉书》中释义为“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李二曲。
　　 据清朝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记载：
　　 李颙虽然是布衣百姓，但安于贫穷，在关中倡导理学，关中弟子读书人有很多尊崇他。其父李可从，是明代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侵掠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李可从跟从汪乔年讨伐张献忠。临行前，掰下一颗牙齿给李颙的母亲，说：“如果不能胜利，我会埋骨沙场。你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说完就走了，兵败，死在战场上。李颙的母亲葬了他的牙齿，把坟墓叫“齿冢”。当时李颙十六岁，母亲彭氏，每天向他讲解忠孝节义督导他，李颙侍奉母亲极为孝顺。饥寒清苦，没有凭借，但自拔与流俗，以提倡阐明关学为己任。有馈赠者，虽然来了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之道，接受礼物，孟子不会推却。”李颙说：“我辈人如何也学不到孟子境界，即此一事没有遵守孟子的教导，也并无害处。”
　　 起初李颙听说父亲过世，准备到襄城取回父亲的遗骸。因为母亲年老不可一日远离，就打消了念头。母亲过世后，在坟墓前起庐，丁忧三年后，就徒步走到襄城去，寻觅父亲遗骸，没有找到，穿着五服中最重的斩衰孝服日夜哭泣。知县张允中为其父建立祠堂，并且在战场上建立坟墓，叫做“义林”。常州知府骆钟麟曾拜李颙为师，说祠堂不能很快建成，请他南下访问道南书院，并在此讲学以满足当地学者的期望，李颙就前去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开坛讲学，所到的地方学者云集。之后幡然悔悟：“不孝！你此行为了什么，在这里喋喋不休？”马上停止行动前往襄城。常州人士怀念仰慕他，在延陵书院做了他的肖像，李颙到了襄城，正好父亲的祠堂建成，就在此哭泣祭祀为父招魂，在坟墓上取土西归附于家乡墓地上，穿的衣服如同父亲刚刚过世。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声称病得厉害，抬到省里，水都喝不到嘴里，这才准予回去。从此闭关，呆在家里，只有昆山顾炎武来了才接待一下。四十二年，康熙西巡，召李颙觐见，当时李颙已经非常衰老，让儿子慎言到行在陈述情况，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献康熙。“康熙从《二曲集》中看到了李二曲的思想和主张，领悟到了李二曲乃一介平民学者，他治国的韬略，高尚的情操，接触的儒家思想，对于治国化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为褒奖二曲，康熙亲笔书写‘操志高潔’的御制龙匾，悬挂在贤母祠内。”
　　 李颙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创立言论，垂范后世，做成四书，大概是为了学者体会于心，表现于行动上。内心充盈即为天德，实践于行便为王道，有知有行，这才有补于世；否则，用作上进的门途，于世无补，这岂是圣贤立言的初心，国家期望的本意？”居家总是要教导别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记录下来，有七卷。当时容城孙奇逢之学兴盛于北方，馀姚黄宗羲之学兴盛于南方，与李颙共称为三大儒。晚年寓居富平，关中儒者都将他和富平的李因笃及郿县的李柏，统称为“关中三李”。
　　 李颙之所以会赢得世人的尊崇，皆缘于其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丰富深邃。
　　 他的教育思想与思想学术在其《二曲集》中是异常丰富的，概括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颙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颙自作的。这部《学髓》，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个体内在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主宰，“人人俱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见驴，是以谓之百姓。”以为此本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由此，《学髓》提出“无念之念，乃为正念”的观点。所谓“无念之念”，即不带有物欲的念虑，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无二，不与物对”，纯然是天理，没有理与欲的二者对立。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实践过程和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发而为言，见而为行，可则可法，事业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无事。有为之为，君子不与也”。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道德哲学，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推向绝对的内心静境，要求学者固本守真，“理欲两忘，纤念不起，犹镜之照，不迎不随”，只有这样才有本体存在，才谓“绝学”，才谓“大德敦化”。
　　 基于这种本体认识的工夫之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十分接近于明代王艮的“心斋\\\'、聂豹和罗洪先的“主静归寂”，以及邹守益的“本体戒惧”，其功夫的起点是斋戒，这是“神明其德”的要务，要在使念虑齐一，防非止恶，肃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严正。其基本功夫是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一日要求三次静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以为通过静坐功夫的修养，一当达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体”“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展现本体的真面目。至此，无圣凡可言，无生死可了。“也就是达到纯乎天理而绝无人欲的境界。《学髓》以为这种境界正是《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致周惇颐的“立极”、程颐的“识仁”、朱熹的“主敬穷理”、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体认”等所讲的境界。这就是学，就是学髓。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总之，李颙的《学髓》从教育哲学方面，把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和“存理灭欲”的方法论推到了一个彻底的神秘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与他以“慎独”“避世”，决心不与清朝廷合作，而同时又找不到安身寄托的心境很有关系，在道德修养实践中，其“学髓”理论与功夫都是很难奏效的。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便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由此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
　　 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
　　 然而，《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颙指出，《六经》、《四书》，讲的都是“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工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工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又一重要思想。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颙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李颙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颙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颙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的。读《六经》、《四书》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