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丢了。这次，我父亲是真的丢了，在那个指甲盖儿大的银城，终日见不到太阳，他迟早会逃的。他曾经跟我说过，“过去和现在啊，可能是患难夫妻，也可能是山野和自家组合的菜园子。”我父亲是个老中学生，他甚为喜欢用老祖宗的语言说自己的话，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回到银城十多年，一整天坐在我姐姐家的窗台前望城市边上的大烟囱，如柱的灰色烟柱长满了他的眼睛。窗台上摆放着拥挤的花盆，里面满是他从金牛山上移回来的野百合。
　　 父亲丢失的消息是我姐姐在一天傍晚打来电话告知的，只是，我没有想到父亲会逃的这样早。当时，她把电话放在了免提上，我看到她的家带着一片灰暗从电话里长出来，扑面而来的刺鼻子的尘烟，把所有的家具和窗户，以及立在电话旁的白嫩嫩的外甥女，都罩上了一片灰暗。我的外甥女把身子堆在沙发上，在灰色中尖起她的小嘴对着话筒喊：“我姥爷不见了，真的！”
　　 再次听到孩子的话，我把手里的笔扔掉了，我正在写一个关于我父亲的小说，他并不知道，我总是把他写老，写亡，但，这一次，我本是想给他个幸福的结局的。滨城一年四季离不开海腥味儿，窗外的月季混合着海水的腥味儿钻了进来，钻进我的皮肤和骨骼里，海腥味儿里长满了鱼儿、虾蟹、蛤蚌过剩的钙质，会在我的骨骼里长出骨刺的，疼痛一来，我确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挂断电话，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她们两个人的话抽走了，说不清楚，就像一个老人的头发白了一半，黑色在他的生命里被抽光了一半。我意识到很多问题，又把电话拨了回去，我岔开话题，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问向我姐姐：“你去找县里管事的人了吗？铝是有毒的呀！”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姐姐就会吱吱呜呜起来，每一次，我都能感到我姐姐的身子在电话里慌乱地颤抖，她不知道这个问题该不该由她来问，面对这个问题，她那么弱小，她还在靠它活着呢。外甥女是我们家将来的大贵人，从出生，就满头顶着稀疏的赖黄头发，六岁了，除了身子骨和心眼儿长，那贵人的头发和出生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在沉默的空当，外甥女又把小嘴搓尖了，“小姨，别再欺负我妈妈了！我姥爷丢了!”
　　 滨城和银城大概是个什么关系呢，我父亲曾比喻成一根扁担，那时候，我刚准备独自一人去滨城，我母亲还没有去世，她和我的父亲一起从黑龙江回到银城不足五年，大概是一九九六年。我母亲接着父亲的比喻问向我，“你不问问你爸，这根扁担是谁挑的？”，他们当时正在整理我的行李，我父亲笑呵呵地表明了意思，继续他的比喻“一头一个。”我就被这根扁担从东头的滨城挑到了西头的银城。
　　 姐姐家里已经铺满了人，姐夫从陕西铝厂打来电话，叫嚷着要回来，说姐姐的不是。五个叔叔和婶婶连同邻居都来了，小外甥女发誓找不到姥爷决不上学，连八十八岁的姨奶奶都被大叔用轮椅推了来。过段日子，就要给她张罗着过八十八大寿了，父亲是姨奶奶最疼爱的外甥，正等着她这个外甥给她个惊喜呢。父亲是与众不同的，每过大寿，父亲的礼物总是很特别，有时会是一首他自己编造的小诗，姨奶奶就让父亲在宴席上朗读，她要让全场的人都知道知道他这个优秀的外甥。有时会是他自己画的麻姑献寿的铅笔画，姨奶奶又会叫父亲把这张三尺大的画传到每个人的手里和眼里。
　　 现在，家里一片热闹，叔叔和婶婶们在说着各自家里的事情，大婶和二婶从三婶谈论三叔的话题中走出来，探过头来询问我从滨城回到银城真不容易，要坐上大半天的客车。大叔最喜爱孩子，把缩在轮椅里的姨奶奶临时给了二叔，把我的小外甥女抱在怀里，“这丫头，贵人不顶重发！”四叔是个老实人，言语不多，来到我家，暂且说是我家吧，因为到如今我还是孤身一人，母亲走后，父亲和姐姐的家就合而为一了，四叔总是要和我母亲对视，一眼都不眨，仿佛我母亲的眼睛里有他向往的更为宽广的世界。我母亲端坐在靠墙的一个博古架里，用她那双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们。我姐姐实在熬不住了，她准备马上离开这个家，出去找父亲，她把我母亲从博古架上取下来，抱在怀里，这时的四叔才回到这间屋子里。邻居们纷纷立在墙边上，等待着帮忙的消息。银城这么小，亲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却难得一见，父亲的失踪终于具有了意义，消失把一家人瞬间团聚在了一起。站在窗台上看野百合的五叔回过头来，突然对我说：“赶紧把你爸写回来！”大家这才想起来我父亲丢失的事情。
　　 姨奶奶的话是最重的，她一直在沉默，缩在轮椅上有拳头那么大，似乎只剩了一头白，很难相信，时间变成一个两头尖尖的大线穗子，一头儿生育出一个人，另一头儿又迅速消化掉一个人，过度的缩水，让人们只看到两头儿，而忘记了中间丰满的肚子。她在乱语中空手把我抓到她身边坐下，和我的小外甥女挤在一起，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对着她的儿女们说：“他呀，跑不远，你们就到金牛山上去找。”说完，她又把我的手攥在手心里，“孩儿，你这个爹呀，大老远的，还把你给揪回来，累了吧，歇歇，他们找就是了，多大点事儿。”
　　 人群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大叔依然把姨奶奶送回了家，他像带着一个逛早市的布袋般轻松，她实在是太轻飘了，叫人担心她会瞬间被老天爷带走。我怎么能丢下我的父亲呢，我们并没有集体冲向姨奶奶断定的金牛山，从五楼的家门口到达一楼的小区门口，我们就已经预测出了父亲丢失的无数可能性，大婶说：“你爸那年不是在小水库边上一连钓了两天鱼？”三叔说：“你爸最爱吃那口老豆腐，竟和那个‘老豆腐’侃上大半天，可以去瞧瞧。”姐姐抱着我母亲说：“咱爸最喜欢去金牛山挖野百合。”我看到我的母亲，“父亲应该是去看母亲了。”父亲平日里常待的几个去处都被我们撒下了网，我们就朝着自己心中的地方去寻找了。
　　 母亲的坟头生出了杂草，金牛山连带着它的余脉卧在银城的东南方向，把先前的龙山文化历史和二十一世纪连到了一起，诸多死去的银城人被集中在金牛山的尾巴上，我爷爷、奶奶，我母亲都已经到达了金牛山。成片的坟头都很荒芜，很久都没有人的痕迹了。参天的落叶松已经失去了纯正的绿色，在漫天的灰尘中被淹成了土色的绿，密匝的枯黄叶子把地面盖的严严实实。“爸没有来。”我和姐姐站在母亲的坟头前，把周边的枯草和树叶子清理了一番，外甥女立在一边，紧紧抱着她的姥姥。
　　 “姐，带着妈来干什么？”
　　 姐姐是个不善言语的人，自从姐夫到陕西铝厂去工作之后，她的话就更少了。她的心和她每天长在脸上的表情一样柔软，自小，我就是个厉害的主儿，而她是个善良的人。她把外甥女怀里的母亲接过来，一手领着女儿，“妹，下山小心点。”“妹，咱爸要是真的得了老年痴呆，他总会记得咱妈的。”我的姐姐抱着母亲走在我的前面，她满身的坚硬可以和落叶松相媲美，可她是纯净的绿色。
　　 一天下来，所有叔叔婶子的电话都是一个结果，那父亲会去哪儿呢？姐夫又一次从陕西打来电话，反复问着：“爸能去哪儿呢？”。他问出了所有人都在寻觅的问题。我的父亲不喜欢打牌，烟在我和姐姐从红村回到银城的第一个周就彻底戒掉了。他除了喜欢就着老豆腐喝上一杯小酒，就是栽野花。我立在窗户前，看着花盆里被父亲栽满了山间的野百合，我说，“现在的园林苗圃里都有野百合了。”“爸就是喜欢山上的。”“小姨，这棵是我陪姥爷移回来的。”那棵最为茁壮的野百合，将湿润的橘红色洒在我们三个人眼前。姨奶奶这时候来电话了，她的声音安了扩音器一样那么强大，震的满屋子都是，“不是大事儿，你们那个爹儿啊，不是一回了，他有他的老猪腰子。等等......”话筒间的声音停顿了几秒钟，夏季强悍的热气撞进来，逼着她又说：“再说，我还没死呢，他怎么敢死。”她自知是自己露了怯，急躁躁地要挂断电话，再次丢出一句，“早早歇了吧，兴许你爹又给我找礼物去了。”笑声和电话断掉的嘀嘀声一响起，我似乎看到我的父亲高高的身子在逐渐暗下去的天底下四处奔走，为姨奶奶找八十八大寿的礼物呢，这个大寿格外金贵，父亲是要费一番大周折的。
　　 随后的两天，姐姐到铝厂里续了假，一年到头没有个休息日，过年的五天假被姐姐提前预支了。我和姐姐带着母亲和小外甥女将那几个去处认真地走了一遍。银城一天的时辰分不大清，太阳不见了，每天都是混混沌沌的，清早，枣庄街上的老豆腐店敞开着斑驳的绿漆门，‘老豆腐’一身白被厚厚的人群遮掩的像那扇斑驳的绿漆门一样斑驳。他熟悉我姐姐，他扒拉开人头，一边向碗里舀着老豆腐，一边冲我姐姐喊：“那是二妮呀，找到你爸没？那，一共八块钱。”姐姐的声音从人缝中挤过去，“嗯，是我妹。”人群迅速把我们和‘老豆腐’之间的空隙堵住了。
　　 早上是银城极为忙碌的时刻，等着吃老豆腐的几乎全部是铝厂上班的工人，囫囵吞几口，连汤带水的，好赶去工厂里接班。他们和我姐一样，一年就是相同的一天摞压摞在一起的，我已经不习惯这样钟摆生活了，我厌倦人为地把时间切割成一年或者一天。
　　 小外甥女等急了，钻进人缝里，就听见她尖细的话在乌鲁鲁的拥挤声音里冒出来，“‘老豆腐’爷爷，你看到我姥爷了吗？他总是喜欢和你聊天。”“小妮子，你姥爷得有四五天没来我这里了，我都想他了，他都不想喝我的老豆腐？”小外甥女从人缝里钻出来，看着我们俩，她的嘴在瞬间咧开，哭声就起来了。
　　 老豆腐散发出豆子的清香，把人们急匆匆的气息缓下来，这是银城的一个老传统，老豆腐是祖辈传下来的，‘老豆腐’已经是第四代孙了。我们离开老豆腐坊，朝父亲最常去的金牛山脚下的小水库走去。一路上，小外甥女耸动着肩膀哭她的姥爷，她黄赖赖的头发被身子带动着在脑袋顶上奋力地抖动。我问姐姐，“你到底去没去找县里管事的人？铝铝铝，孩子这脑袋怎么办？”“好多人都找了，找了又怎么样，人不还得吃饭啊。”“这辈子人吃的是下辈子人的饭！”姐姐再不说话了，银城四周竖起的大烟囱，静静地向着天空吞吐着排泄物。没走多远，鞋面上已经附了一层尘土。在不断竖起的烟囱下，银城被切割成无数的铝业加工厂，银城周边村子里的农民都被收拾进了工厂，端起了工人饭碗。
　　 小水库已经变成了黑绿色，先前钓鱼的人留下的残破小马扎或者断掉的鱼竿儿躺在水库边上。水面上飘着破鞋子和黑白塑料袋子，我拾起那根断裂的鱼竿头，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最后留下的。“爸不可能到这里来钓鱼的！”不只是父亲，面对这个小水库，我想要迅速逃掉。远处每竖起一根粗烟囱，太阳就离人更远了，烟囱都是一副摸样，一个结实的大底盘，像哺乳女人丰满的臀部，扎进泥土里牢不可破，腰细，大嘴，日夜不停地吐出大炼铝棒的烟雾，太阳就被这一张张嘴吞掉了。
　　 “河里没有鱼的时候，爸也来钓了两天。”姐姐带着我们顺着小水库朝金牛山爬去。“要是妈知道了，他们俩又得吵架。”在黑龙江红村的年月里，父亲和母亲总是吵架，好像吵架是妈腌的山蕨菜必要放的盐一样。我听了姐姐的话，想象着父亲在那天独自坐在小水库边上，把他的鱼竿朝黑绿色的水面抛下去，鱼竿孤独地在水下等待着鱼儿，水死了，鱼消失了，人还能钓到什么呢？姐姐说，父亲竟然一连钓了两天，最后，父亲握着手里的鱼竿，和孤独的鱼竿一起走进了孤独的水库，不，这不是现实，现实不是小说，我可以把父亲的结局改写，我要让父亲在第一天里钓到十几斤大的河鱼，父亲是个幸福值极高的人，他高兴地放不下他的鱼竿，他贪恋地要在第二天钓满两个鱼桶，回家让母亲给我们烧鱼吃，他可以在母亲面前骄傲一把。我在父亲的骄傲面前突然被叫醒，小外甥女正昂着她的稀疏脑袋扯我的衣角，“小姨，姥爷不在这里钓鱼。”我站在死去的河水面前发呆，我第一次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袭来，这恐惧活在失去太阳的银城里。
　　 这天夜里，叔叔和婶婶们在饭后赶来了，邻居们也来了，姐姐的邻居大都是她一个厂里的同事，这个生长在铝厂最近的两栋住宅楼，是和铝厂密不可分的，铝厂富裕了，为职工建起了居所，继续更便捷地为铝厂工作，银城的人也因为铝厂富裕了。人们都在谈我的父亲，他们的语速快得像闪电，他们直视对方的眼球快得只剩了震颤，空气除了铝厂制造的污浊，拧成恐惧、焦躁、沉重、慌乱混杂的麻绳。父亲丢失的三天里，人们的漫不经心被彻底吃掉，只剩了阴暗面。屋子里一阵喧嚣后，没有了丝毫的声音，每一颗心脏的急速跳动都会把屋子震塌，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通病，向着最坏的地方去渲染，尤其是我们这辈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我父亲就被这样每一个阴暗的想法重叠着推向了最坏的境地。
　　 到现在，姨奶奶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她没时间再犹豫了，她对满屋子的人一声令下，“报警！”
　　 金牛山上布满了警察，其间还有我的亲人们。他们都在腰间的口袋里塞满了红线绳，走进金牛山的肚腹时，人走一段就要记上不同结的红线绳，这样才不会走失，这是银城人祖祖辈辈就留下来的智慧。金牛山像一头壮硕的牛一样趴在土地上，牛头处离银城城边最近，不过，所剩的牛毛已经不多了，父亲常到那半山坡上挖野百合，那里常有人经过，拣些树枝或者偷棵整树。这一次，警察们深入了金牛山庞大的肚腹，那里几乎没有人能够抵达过，参天的松树遮住了灰白色的天，林子里一片阴郁。我们都被拦截在了牛头处，再不得深入了。面对深不可测的森林，我看到父亲的丢失深不可测，它像人永远无法接近和抵达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