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夫人的到来给业余诗人总部平添了生趣，熊夫人叫杨凤鸣，人如其名，貌美若凤，说话如凤鸣动听。我常直呼“老熊”，其实，老熊那时不老，与我同庚，比我大几个月，27、8岁，顶多算大熊，但他为人做事老成持重，经过兵营的摸爬滚打，革命大熔炉的锤炼考验，脸上分明镌刻者沧桑，或许是被我喊老了的。熊夫人却与熊反差明显，大相径庭，她生得葱白，又很小我几岁，以至于我不好称呼是叫嫂子还是叫妹子。熊夫人贤惠能干，熊的斗室，便成了我们活动的“据点”。
　　 由于业余诗人的巨大成就及影响，也因为我们诗歌创作突出成果，80年代中后期，《诗刊》发表了吴晓珍的《敲错的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散文诗《高山流水》，记得当时稿费及样报是汇寄到市文化馆的，当我去取时，时任文化馆书记的曾祥佐非常高兴而又震惊地亲手慎重交给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市作者在国刊党报发表文学作品当属突破，至多凤毛麟角，《诗歌报月刊》将我作为中国当代实力诗人重磅推出，头栏发表了我的现实主义长诗《致99棵躺倒的树和一棵站立的树》。我、吴晓珍、熊衍东先后应邀参加牡丹江、北戴河、张家界、鼓浪屿、乐山（《星星诗刊》、未名湖（《诗刊》）等全国性诗歌研讨会和改稿会。
　　 中国诗坛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天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门诗坛宿将新秀前呼后拥，锋芒毕露。华姿已入武大跳出天门，业余诗人诞生稍后，相继曾腾芳赴汉履新、钟星进京深造，而彭秉玉钟爱小说、文清擅长散文诗，前方、吴晓珍、熊衍东专攻诗歌且崭露头角，一时间被称之为天门诗坛“三剑客”。当时，活跃在湖北乃至中国诗坛的曾腾芳、钟星、华姿、前方、吴晓珍、熊衍东、文清、白守成、彭天喜、张响钟等势头强劲、小有成就，尔后刘云龙、刘云魁、刘文龙、刘芳、朱长发、汪法频、汪剑平、吴之燕、田祎、张德明、张桃洲、张北平、张兴艳、张有为、李劲松、肖敏、成峰、陈洁、袁丁、龚翔等后起之秀，潜力无限，前途不可估量。
　　 当年的众多文朋诗友怀揣五彩缤纷的梦想而来，有的因各种原因打退堂鼓半途而废，有的沿着文学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们中间，有的年轻气盛，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有的只为附庸风雅，装饰门面；有的盲目追星跟风，趋炎附势；有的本是过客甚而看客，玩个新鲜，凑份热闹；有的弃文从政，弃文经商，另辟蹊径，另谋高就；有的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坐享其成，隔岸观火；有的将文学作为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便改换门庭；有的死狗不怕滚汤淋，碰得头破血流仍坚贞不屈、矢志不渝......总之，无外乎两类人，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个政党执政太久，如不加强自身建设，容易产生腐败，一个组织运行过长，也会出现质变。往往只能“打天下”，不易“坐天下”，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业余诗人也不例外，业余诗人内部，包括“元老”级，以后参与介入的，亦有心术不正，居心叵测之人。树上的桃子熟了，谁都想摘。有人既未栽树，又没浇水、施肥、杀虫，有的只是浇了一瓢水，或施了两捧肥，却喊着跳着摘桃子，包括蹲在一旁看笑话或隔岸观火的人说见者有份，甚至自命桃树的主人。
　　 常言：无功不受禄。有功受禄，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有功不受禄情理不容，有小功受大禄，甚至无功受禄则大逆不道。有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欲将业余诗人总部拉到天门或荆门；有人自封为旗手，篡夺业余诗人的主导地位和主体地位。会长、主编是香饽饽，会长名气大，主编实权大，平心而论，吴晓珍是“业余诗人”第一人，是发起者、组织者、创始人，出任会长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而西天取经的美猴王自封“齐天大圣”，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却争盆夺缽削尖脑袋往编委里钻。1985年9月8日，《业余诗人》创刊号改稿会在拖市文化站举行，期间，荆门栗溪的郑文榜就坦言将总部迁至荆门，企图废《业余诗人》而兴《诗门》，并套近乎：天门、荆门一字之差，一河之隔，他主编荆门《诗门》，恰巧荆、天都有“门”。我们心里有定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最高领导权绝不能落入外人手！后来给了个“副会长”他当当，他嘴里不说心里特不爽，而后，便与“业余诗人”情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了。哦，原来如此，篡权拉夫捞资本，用心何其毒也！前期介入的市群艺馆（当时是文化馆）副馆长彭秉玉、辅导干部刘文清属我们名正言顺的上级，他们的参与，既雪中送炭，又锦上添花，我们求之不得，一定程度上为业余诗人的发展起到了正确引领及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市群艺馆也因抓业余诗人工作的突出成绩，屡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表彰。老彭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作家，上世纪6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黄金洞》，并被翻译成朝文介绍到国外，曾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不是没考虑过，彭馆长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会长人选，不过，彭馆长一不写诗，当然后来也学着写写；二将一个自发的民间群众文学组织归为正统，就也变味变质、不伦不类了。再后来吴晓珍主动退任副会长，彭馆长坐正了。总编交椅也炙手可热，文清兄坐过，后来集于彭馆长一身了。编辑部主任和总会秘书长是干实事的人，编辑部主任一职，常年驻会的老熊无可厚非，不可替代，他殚精竭力，劳苦功高。秘书长就是我的啦，将创作的时间和精力花到了方案的起草、文件的撰写及会员文稿的校正上了，会员都是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写作是原始的刀耕火种，不像时下写微博，敲键盘，而是笔耕，爬格子。吃力不讨好，谁也不愿干，更谈不上争了。出版的诗刊标明我由副主编到编委，后来只写主编、编辑部主任、责编了。我等虽平时坚持看稿选稿改稿发行，期期改稿会不落下，但却从责编或编委中消失了。而将那些自始至终“元勋”却被晾一边，甚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业余诗人第一人吴晓珍及我等“元老”有此遭遇。有人别有用心，各怀企图，夸饰自我，打压别人，抬高自己，我就多次遭此“毒手”，比如，我在其他刊物发表作品时，有两位编辑，也是我身边的知情诗友，在作者简介中三番五次介绍“发表作品多篇”，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我已发表10多篇，90年代50多篇，此后分别为100多篇，200多篇，500多篇，而今1000多篇。别人总是多篇，且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而自己一路飙升，日新月异。不知者不为过，情有可原，而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就另当别论了。业余诗人就是一个平台和阶梯，给人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小处讲，可以结识文朋诗友，提高创作能力，多发作品，大处说，可以推荐入学，升官发财，转正晋级，声名大噪，名利双收。业余诗人于我的好处属前者。我很单纯执着，为了文学，为了诗，只求付出不图回报，为此，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可谓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参加研讨会、改稿会、刊物付梓、校对、提货的旅差费、食宿费、信封信笺的印刷都是自掏腰包。教学之余，为业余诗人的创建、组织活动、改稿、组稿编辑牺牲了大量的创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但我不计得失，乐此不疲。业余诗人产生的影响也是重大且久远的，这里有个反面事例，有一位业余诗人的普通会员，曾是我的学生，在业余诗人解体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打着业余诗人旗号招收会员，收纳会费，招摇撞骗。有时邮递员竟然将会员信稿和汇款送到我手里了。试想，业余诗人阵地不复存在，刊物没有了，他承诺不了更不能兑现什么，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他凭的是业余诗人的名声，搞得业余诗人“晚节不保”，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善意地认为，事出有因，不是简简单单钱的事，说不定是他恋恋不忘业余诗人，对业余诗人的激流勇退于心不甘，试图重振旗鼓呢！
　　 “业余诗人”诞生后1、2年，步业余诗人后尘，湖北青年诗歌学会应运而生了。青诗会来头不小，由熊召政、饶庆年、陈应松、梁必文、俆鲁、董宏量、王新民等牵头负责，记得有一个专门回信寄发会员证叫田禾的办事员，会员证冠以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头衔，证件全称：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分会青年诗歌学会，会刊《诗中国》，曾屡次三番拉我们入伙，归顺其麾下。在省内一次文学活动会上，为此，吴晓珍还与陈应松先生进行过一场激烈辩论呢，与蒲圻（今赤壁）蒲纺总厂的饶庆年、王渐建、叶向阳分庭抗礼（记得著名诗人叶文福没参与其间）。“业诗”名声大噪，规模庞大，走得已远，而“青诗”圉于湖北一隅，刚刚起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接受朝廷招安或结成统一战线的，或时下企业被人兼并，只有大势已趋，穷途末路者或弱势投奔强势，哪有强势归顺弱势之理？如此我等必将成为历史的恶人，又将如何向诗界及诗友交代，情何以堪？理何以堪?
　　 上世纪90年代初，坟禁设新乡，坟禁乡（后更名佛子山乡）首任党委书记程远斌爱才惜才、酷爱文学，（程后相继升任天门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巴东县委书记、恩施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湖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副主席等职，出版长篇小说《大汉枭雄陈友谅》），点名要熊衍东，并亲力亲为，到拖市接熊赴任坟禁乡文化站站长（熊后以市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转正，任天门侨乡开发区群宣部部长），文友相逢，分外亲切，我们把盏举樽，开怀畅饮，为熊饯行，依依惜别。
　　 中国文学由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的繁荣、鼎盛再到90年代以后的不景气而后逐渐中落、衰败。人们由对文学的狂热而后渐趋平静以至冷淡。业余诗人也不可抗拒由高峰跌入低谷，又加上吴晓珍调入张港高中，后渔薪高中，熊衍东赴任坟禁（佛子山）文化站，我留守拖市中学，业余诗人“主帅”各奔东西作鸟兽散，业余诗人们偃旗息鼓，各自为战。《业余诗人》出刊6期，业余诗人学会历时8年，以至最后两年举步维艰几番挣扎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业余诗人的现象及影响是深远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