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行李卷的母亲走在洛阳寒冷的街头，她不知道车站在哪个方向，按照印象里头天晚上的来路摸索着走了好一会儿，却发现竟然又走回了原地。她换了条路又走了好半天，竟然再一次走回了原处。难道遇上鬼打墙吗？不可能，天明明已经亮了。在那个寒冷的清晨，母亲急出了一身汗。天渐渐大亮，路上终于出现了行人。母亲喊住一个经过的老头，向他打听车站的方向。那人很好，知道母亲要到卢氏去，就让她呆在路边别动，公交车一会就到。果然不大一会，一辆大巴经过，那人将母亲送上车，还交代司机说到车站提醒母亲一下。母亲虽然心疼掏给公交车的一毛钱，可想想刚刚迷路耽误的时间，就老老实实坐在了公交车上。后来，母亲屡屡提到那一毛钱，说一毛钱可以买两斤盐或三尺布；说要是识得路，跑到车站根本不值啥子；说城里的路看着怪高级，可七拐八扭的就算神仙也要糊涂的。那原本不用浪费的一毛钱，让母亲纠结了很长时间。但在当时，母亲却丝毫没有为那一毛钱犹豫。她认为，任何事情和她的娃比，都不重要，无论是当时能办很多事的一毛钱，还是决定她前途的工作，统统都没有她的娃重要。
　　 母亲回到卢氏，又是月亮初上。同一弯月亮，又把母亲送回了家。母亲说，她回得很及时。当她推开大姨家的大门，就听见大哥嘶哑的哭声；母亲说，她风尘仆仆出现在姥姥和大姨面前，着实把她们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直到坐在炕上哭得起劲的大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才让姥姥和大姨明白，原来母亲真的从洛阳回来了；母亲说，她走后，父亲到食堂借了点麦面，让姥姥打面汤给大哥喝，大哥却喝得没有吐得多；母亲说，大哥看不到她，一直哭着要妈，谁也哄不下，哭到天黑，嗓子哑了，喝了几口面汤又给吐了；母亲说，大哥生下来身子骨弱，动不动发烧拉稀，一岁前就住了两次医院；母亲说，幸亏回来了，要不大哥不定会折腾成啥样呢！母亲说，她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决定。父亲说她落后，落后就落后，反正父亲为国家做贡献，她就得为家做贡献，这也算社会分工不同。
　　 母亲说的时候，我静静地听。有些事情，母亲说了很多遍。有些事情，我是第一次听。我曾经对母亲的选择表示遗憾，但是随着时日的递进，我渐渐明白了一个母亲的心。再然后，我越来越发现，仅仅完小毕业的母亲，一辈子上山下坡的母亲，其实充满了睿智和仁爱，而这两者恰恰相辅相成，从而成就了一个家族的繁衍和发展。家国天下，家为第一要素。这些大道理，母亲不懂，但她却做到了。
　　 我知道，以后的时日，母亲仍旧会给我讲她经历过的生活，要么是听过很多遍的，要么是第一次听的。我想，我都会如从前的每一次，认认真真地听。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人，都肩负着承前启后的责任。过去，在我们的记忆中，即使是黑白的，也永远历久弥新。何况，于我而言，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怎么可能不珍惜？
　　
　　 3
　　 有时候，我还会梦到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大概两三岁，睁着大大的明亮的眼睛。在梦里，我喊他三哥。
　　 这个三哥的形象，是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得出来的。他的名字叫林。母亲说，我们兄妹当中，只有林最乖巧最可爱，但却夭折了。母亲讲起林的时候，平静地没有一丝波澜，似乎那是别人家的一个孩子。岁月，早已消耗掉母亲的丧子之痛，只是将遗憾不动声色地种植在她的心底。
　　 那不是母亲的错，那是一个时代所有女人的悲哀。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以及在混乱的年代里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悲剧。
　　 想象的笔触铺展而去，定格在1969年的秋天。那一年，母亲已经生下了我的姐姐，排行老四。父亲作为公家人，自然忙的是公家的事，三两个月甚至半年不回家都很正常。母亲安心当她的农民，侍弄地里的几亩庄稼，养育膝下的几个儿女，孝敬年过花甲的公公。日升月落，起早贪黑，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一切都和别人家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在父亲的相册里见到一个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的老头儿。黑瘦的脸，微眯的眼睛，正襟危坐，很像小时候看的连环画里的地主老财。母亲说：“别胡说，那是你爷爷，脾气差着呢！”
　　 父亲带着爷爷从洛宁逃荒来到卢氏，在苏村娶了母亲，成家立业。母亲的加入开始为韦氏家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不懈的努力，单单从她养育的仨儿一女便可看出。母亲和男人一样出工挣工分，修大坝推粪车，半夜起来挖渠浇地。母亲还得尽一个女人的本分，纺棉花纳鞋底，洗衣做饭样样不落。但是爷爷看不到母亲的辛苦，只看到母亲的饭量。母亲太能吃了，一小锅的饭，他只吃一碗，剩下竟然全被母亲吃了。“你是饿死鬼托生的吗？”爷爷一次又一次冲着母亲翻白眼。爷爷趁母亲下地干活的空儿，给自己烙饼吃，然后把剩下的藏起来。但是烙饼的香味儿总是能被下地回家的母亲闻到，然后饥饿的母亲就总能从爷爷的柜子里，或者箱子里，或者挂在屋顶的竹篮里，或者铺在炕上的被窝里，把爷爷藏起来的饼子找出来吃半个，再从缸里舀出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了，这才开始生火做饭。爷爷回来，一看到他烙的饼被放在了桌子上，就狠狠地骂：“我藏哪儿你都能寻着，你是狗鼻子吗？”无论爷爷怎么骂，母亲都是好脾气，随他，然后该干嘛还干嘛。
　　 照片上的爷爷清瘦而严肃，眯着眼撅着嘴，像是生气，又像在训人。我对照片上这个脾气倔强暴躁的老头没有好感，不仅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是他对我母亲的苛责。因为无论是几十年前的当时还是几十年后的现在，母亲一直对爷爷的行为表示理解。那个年代太艰苦了，我们家又太穷了。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我们家依旧是缺粮户；即使母亲每天没日没夜地劳作，依然不得不用大量的粗粮和辅粮来填补细粮的严重空缺。爷爷年纪大了，吃好点是应该的。母亲保证爷爷每天至少吃一顿面条。蒸的馒头也是两样，玉米面掺了麦面的和玉米面掺了红薯面的。大哥二哥再馋，也绝不会吃掺麦面的馒头。爷爷给自己烙饼，不过是因为馒头吃完了，母亲又来不及蒸。其实爷爷烙的饼，干巴巴的并不好吃。他哪儿舍得像现在那么放油？家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统共也吃不到五斤油。平常做饭，直接锅里倒水，饭煮熟了丢点盐巴进去就行了。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戚，才舍得抱出油罐儿，筷子头上绑片儿布，在油罐儿里蜻蜓点水般蘸一下，放锅底里擦一圈，这就算倒油炒菜了。
　　 爷爷烙的饼未必好吃，但毕竟见了油。下地回来的母亲饥肠辘辘，忍不住吃了爷爷的饼，于是招来爷爷的骂。母亲不怪爷爷，谁叫她肚子太饿。母亲找到爷爷的饼，并不舍得多吃，只掰下半个压住心慌，然后把篮子放在外头。明知爷爷要骂，她也不放回原处。母亲说：“吃了就吃了，挨骂也应该，但不能偷吃。放回原处不让爷爷知道就成了偷了。”
　　 扯得远了，之所以这样，是我无意于冒犯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即使三哥的夭折与爷爷脱离不了干系，母亲也从未对爷爷有丝毫的不敬。但从中不难看出，爷爷在家里的权威和霸道。所以，当发生突发情况，母亲的意见没有丝毫作用。
　　 随着母亲看似无波的讲述，我看到了我三岁夭折的三哥林。他躺在床上，小小的胸脯一起一伏，圆圆的脸蛋烧得通红。月光进不到屋里，煤油灯昏黄的微弱的光，让屋子的角落更加黑暗。母亲坐在黑暗里，眼睁睁地看着高烧的林手足无措。她已经敲了爷爷三次门了，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训斥。除了不断用湿毛巾敷在林的脑门上，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让林退烧。傍晚林就发烧了，她想带林去找医生，但她没有钱，一毛钱也没有。父亲把钱交给爷爷保管支配，这个家是爷爷说了算。爷爷对母亲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小孩子发烧是长骨节，这是农村自古以来就有的说法。爷爷不知道小孩子发烧到一定程度会抽搐，会烧成肺炎或脑炎，会烧没了命，所以才对母亲的恳求置若罔闻。后半夜，林的身子成了火炭儿，嘴唇干裂，说着胡话，身子抽搐，意识不清。吓坏了的母亲抱着林，在惨白的月光下跑得跌跌撞撞。她喊开了村里赤脚医生的门，恳求赊药让林吃了退烧。但是医生给的药片已经无法浇灭燃烧在林体内的烈火。天亮后，当母亲带林赶到医院求医，一切都无法挽回。一条完全可以长大的生命，在刚刚抽枝发芽的时候便突然终止了生长。很多年之后，每当有人问我姊妹几个时，我纠结该说四个呢？还是五个。因为我的三哥林，在我还没出生时，便已经殁了。
　　 我从没有看到过母亲的悲伤，但我知道林的死让母亲多受打击。母亲说，林是我们兄妹几个中最懂事的一个，甚至在他发烧最严重的那会儿，他也只是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还反过来安慰母亲，说一定乖，不闹人。很多年后，当父亲的单位给我们家两个农转非指标，父亲和母亲商量如何分配，母亲的态度异常强硬：“给俩闺女。我一辈子不挣钱不当家，但是俩闺女，将来不能像我一样。”
　　 母亲的潜意识里，还是把林的夭折归罪于自己。她希望她的女儿长大成人，不依靠他人不仰人鼻息，挺着腰杆做人，活出个模样来。
　　
　　 4
　　 冬夜太寒，春秋过凉，只有这个季节的月亮才刚刚好。月盈则缺，缺了再圆，短短十余天即可一个轮回。三十年前，我的母亲也如一轮皎皎的明月啊！
　　 父亲不在家，母亲是家里最勤快的人。下地干活，母亲要比人家早去一个小时；傍晚收工，母亲总是走在最后。走进任何一块庄稼地，我们家的庄稼即使种得不是最好，但也长得很是齐整。母亲觉得，越是父亲不在家，越是要把地种好，不能让人家轻看了。该锄草了，母亲早上比人家下地早，晚上比人家收工晚；该浇地了，白天抢不到水，母亲就夜里去浇，而且大多是后半夜。因为后半夜人都睡了，没人半路扒水，母亲一个人就能忙过来；过一脚宽十几丈高的渡漕，里面是一人多深的渠水，外面是几十米高的深沟，扛着麦捆的母亲经过如履平地……披星戴月每天劳作的母亲并不觉得辛苦，她照样嘴里哼着戏曲儿，脚下步子轻松，和一起干活的地邻、路上遇见的熟人说笑问好。生活的艰辛并不能给她半分的苦，反而带给她无尽的动力和能量。不仅如此，把力气和汗水倾洒在地里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我们家的生活质量。别人家包饺子，我们家也吃饺子。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家的饺子吃得晚了一点，至于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儿，一点也不重要。别人家的女人除了农忙不用下地。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等我们兄妹几个睡了，她一样不落，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很多年后，每当忆起这些事情，我仍旧想不明白：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母亲怎么就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一忙就是几十年呢？
　　 我的梦里，常常出现这样一个镜头：冬天，阳光没有一点温度。偌大的空旷的洛河边上，母亲一个人蹲在那里洗衣服。她模糊的身影，最后定格在我的梦里。
　　 其实，那不是梦，而是真实的记忆担心被时间遗忘才频频在梦境里重温。那是一个春节，早上我们放了鞭炮，吃了饺子，便各自出去玩了。快中午时，有人告诉我，说母亲一个人在河边洗衣服，洗完后，湿衣服太重，她拿不动了。听到消息，父亲带着我去接母亲。刚拐下河滩，老远看见母亲趔趄了身子，挎着一篮子还在滴水的衣服，正往回走。父亲赶忙上前，一边接过篮子，一边抱怨母亲道：“大过年的，洗啥衣服嘛！也不吭一声，要不是听人说，我还以为你串门子去了。”母亲搓着红肿的双手笑：“就今天最闲，找点活干。一家子昨个换下来的衣服，我看着着急。”对母亲来说，一年里只有过年这一天是最闲的。而她又最是闲不住的，即便是在这么盛大的节日里，也要给自己找点事做。闲不住成了母亲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即使体弱多病，即使两眼昏花，无论住在哪个儿女的家里，她都享不了被人伺候的清福，扫地抹桌，洗衣做饭，倔强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固守着她的习惯。
　　 月亮依旧圆润光洁，一尘不染，如少女的脸庞楚楚动人，即使亿万年之后，亦复如是。我的母亲，却在岁月的更迭中日渐衰老，再不是照片上清纯美丽的年轻女子了。是什么时候，母亲突然就老了呢？乌黑的头发渐渐落雪，光滑的肌肤布满褶皱，明亮的眸子变得混浊，挺直的背脊弯了下来成了弓……
　　 是二十年前父亲的猝然离世给母亲造成的打击，让母亲一下子苍老？那年春天，父亲与世长辞，母亲悲痛欲绝。她怪自己没把父亲照料好，使父亲没能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她后悔自己没能满足父亲生病期间吃肉的要求，成为她此后永远的遗憾；她生气自己为什么没有走在父亲前面，让更能干的父亲多活几年……她有那么多的不甘，有那么多的悲伤，有那么多的思念。父亲去世后的一星期，母亲几乎不吃不喝。白天，她强打精神招呼邻居亲戚，发落父亲的丧事；夜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出声的流泪。没有人看见母亲的眼泪，也没有人听见她的哭声，我们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完全忽略了母亲的情绪。直到父亲头七，我们才警觉不满六十岁的母亲头发花白，眼睛红肿溃烂，声音嘶哑不清。这才明白，在所有因父亲离世带来的哀伤里，没有谁抵得过母亲的难过。其他人的哀伤可以交给时间慢慢淡化，唯有母亲的哀伤深深镌刻进了她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