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转折的拐角，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命运在拒绝痛的同时又在渴望痛，陶二丫在憎恨屈辱的同时，也在渴望着更大的屈辱。
　　 只需再扬起一鞭，她就能义无反顾地上路。
　　 后来我们上了初中，跌跌撞撞地，她坚持到了初三那年暑假。
　　 陶二丫是没有假期的，她的暑假奉献给了她家的几亩稻田。于是接下来的一连好多天，我会很少见到她，但随后的变故却把这个过程无限拉长，事实上再见到她，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对面的邻村有一户姓梁的人家，梁家一儿两女，赤贫如洗。三个孩子大概只先后读了几年小学识了几个字便都辍学在家。一天上午，梁家的小女儿梁小改慌里慌张地来找我，紧张又神秘地对我说，陶二丫跑了！
　　 跑？跑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跑？
　　 梁小改用力摇头，略带不屑地说出这样一句：她不愿和我姐换亲呗！
　　 见我吃惊疑惑的表情，梁小改像个大人一样老成和不耐烦：就是她嫁给我哥，我姐嫁给她哥嘛！
　　 这就是催陶二丫上路的那最后一鞭！她被父亲像货物一样拿去交易，她的青春是高回报的筹码，她光棍哥哥崎岖不平的命运要靠她去垫平，要靠她换来平坦的人生。尽管换亲在当时的偏僻乡村并不少见，尽管那些年青的生命选择了顺从，但陶二丫不！她的梦想是逃离这一切，她为这个梦想在心理和意志上准备了多年。所以，命运无情地将她灼痛到再也无法忍受的那一刻，她终于逃了！
　　 没有人知道陶二丫去了哪里。她只带走了几块钱路费和两件换洗衣服，离开时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睡过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给腌菜坛换了新水，收了屋外晒着的一匾黄豆，没有丢下一句话，没有来得及和我道一声别，就这样走了！突然失踪了！
　　 再有她的消息，是一年半以后。她开始给家里寄钱，邮寄地址来自上海。村子里便有了各种蜚短流长的议论，她的家人收到钱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脸上总挂着情绪不明的讪讪之色。谁也弄不清只身跑到大上海的陶二丫以什么来养活自己，但几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她的钱不干净！
　　 陶二丫给我寄来第一封信的时候，我已在南边的一个小城读了两年书。我们接连通了二十多封信。她每一封都写得很长，她把这几年来的出逃经历像鳞片一样揭下来，一片一片塞进信封，包括耻辱，自尊，孤独，勇气，然后在我面前还原成一条鱼的模样，告诉我这几年她是怎样一条鱼。
　　 两年前的那个暑假，父亲在稻田里将换亲的决定告诉她后，她假装中暑回家休息，揣着她的梦想出逃了。
　　 她翻过几座山，在县城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她说，如果是开往北京或福建的火车，她也一样上去了。到上海是半夜，她摸摸口袋，已身无分文。她又饿又乏，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胡乱睡了一晚。第二天，她茫无目的地走在上海的闹市街头，她想找一份事做。她忍着胃里咕咕叫的饿，在街边厚着脸皮一家一家地问：“要人帮忙吗？只要很少的钱。”直走到两脚长泡头昏眼花，那些小饭馆，小旅店，咖啡馆，热气腾腾的面点铺，卖小百货的便利店，甚至乱七八糟的理发店，没有一个愿意收留她。与此同时，前街后巷飘来桂花甜藕的香气、饭菜的香气、烤面包的香气，各种食物的香在她鼻尖萦绕。嗓子渴得冒烟，仿佛有只手在她胃里揪着拧着，几乎再也走不动半步。撑到晚上，她被饥饿彻底打败，她疲惫不堪捂着隐隐作痛的胃，在光影绚丽的上海夜色里，开始沿街乞讨。
　　 我相信，陶二丫在上海乞讨的这段经历，除了我，小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擦亮梦想同样需要筹码，她没有其他资本，她仅有的资本就是放弃自尊，在生活的最底端俯下身子，为梦想去奠基。她知道我懂得奠基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她的梦想在外人眼里，也许根本不值一提。
　　 陶二丫乞讨了整整三天。第三天傍晚，下雨了。在一个乱哄哄的小区菜市，她看见一个四十多岁卖酱菜的男人在手忙脚乱地收摊，一地的坛坛罐罐眼看就要被雨水浸泡，陶二丫善良勤劳的本性在此时得到了完美体现，她冒雨跑过去，二话不说帮那个男人把地上的酱菜坛一趟又一趟搬回到了亭子间。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收留了她。时日不久，这个又矮又丑的中年光棍恩威并施趁虚而入，不到半年，就将不满二十岁的陶二丫变成了他的女人。
　　 陶二丫并没有觉得有多委屈。不用乞讨流浪，不用饿肚子，不用像游鱼一样涌进城的许多姐妹那样出卖色相，有个落脚停靠的屋檐，自食其力有事做，对她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乡下妹来说，还有什么不满足？
　　 腌酱菜成了陶二丫的事业。她从家乡练就的酱菜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她一双做惯农活的手被盐水浸泡得发白，她的围裙整天散发着盐和酱汁的气味。日渐红火的酱菜生意让他们产生了再开一个店的想法，于是，她从男人那里单列出去，在另一个小区菜市，她拥有了一个新的酱菜经营点。
　　 后来，也就在陶二丫给我写信的那段日子，她离开了那个男人。男人提出条件，除了偿还开店的钱，她两年的酱菜收入必须全部归他，陶二丫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免费的，除了金钱的抵偿，还有善缘、阅历、勤奋、苦痛，甚至，被撕裂的伤口。
　　 想起当年，伤痕累累的陶二丫坐在油桐树下说过的那个梦，一字一字说过的那些话，竟像一行刀凿的碑文刻进了她疼痛的青春，与岁月一起成长。
　　 独在异乡的陶二丫有时也许孤独，但她一直在追梦的途中。
　　
　　 三
　　 陶二丫的出逃如果算是一次事件，这事件的关联人物当然远不止一个陶二丫，她冲破渔网逃走的那一刻，失控的局面便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首先波及的是事件的中心人物、陶二丫的二哥。这个忠厚木讷的青年原本默许了父亲为他策划的计谋，自然也包括以自己的亲妹妹作为交换的筹码。陶二丫失踪后，亲情和良知在他心底复燃，一连多日他拒绝和自己的父亲对话，不久在自责和失意中去了苏州做木工学徒，几年后，领回一个秀气文静的苏州姑娘回乡成亲。
　　 当然，我要说的重点不在于此，我要说的是出逃事件的另一个关联人梁水芳。
　　 梁小改告诉我陶二丫出逃的消息时，记得我当时还这样问过她：“你姐呢？你姐咋办？”梁小改满不在乎：“我姐好得很，在家唱戏呢。”
　　 沈从文描写自己的童年经历，说自己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梁水芳的小书很小，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同时她读的大书也很大，大到下田插秧、割谷脱粒、针织浆洗、修补缝纫，甚至会分辨哪片云头有雨，哪阵风后有霜，能脱口说出“早晨云挡坝，三天有雨下；早晨浮云走，午后晒死狗”之类的谚语。尽管大我三岁的梁水芳在这部大书里很早便学会了堪称熟稔的生存技能，但在当年的偏僻小村，这一切不过是习以为惯的细枝末节。梁水芳在小村的存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梁水芳，她像一缕清亮甘甜的泉水，渗进了小村干枯乏味的精神荒原。
　　 梁水芳会唱戏。会唱全本的《祝英台》和《白蛇传》。
　　 寂寞的农闲时光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村生活显得漫长而沉闷。除了乡社大礼堂放黑白电影那屈指可数的日子，剩下那些幽暗潮湿的黄梅天，那些沉寂虚空的秋冬夜晚，那些空白得差不多要发霉的时光，到礼堂看戏的日子成了小村人最隆重的节日。
　　 小戏班灯火通明、锣鼓铿锵地唱足了七八场庐剧和黄梅戏，便在某个半夜，拆了戏台上的道具，用一辆简易篷车，拉着花花绿绿的戏服、蝴蝶一样翻飞的靠旗、油彩粉盒、灯光布景以及青衣花脸、老生小生，转场到另一个等候多时的村庄去了，不等天明，消失得干干净净。
　　 村子里的人便要失落好几天。他们在清晨池塘的洗衣石上，在田畈赶着耕牛吆喝的当儿，总要像反刍的牛一样，略带惆怅地聊几句青衣的扮相以及小生的唱腔，心里空落落的。但很快他们被一种新的慰藉填满，他们听到了熟悉的戏文和打着花腔的念白。小戏班离开了，戏却留下了——梁水芳唱会了整本戏。
　　 人生这条暧昧不明的路，尽管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决定了最终抵达的方向，但难以否定的是，某些与经验无关的先天优势缩短了这漫长的距离。很多年后，我在市报上看到梁水芳的采访剧照，她颀长匀称的身材，微微上挑的细长眉眼，葱管一样绽开的兰花指，浑身上下每一个角落都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她作为戏曲艺术家的先天条件。命运在她很早的时候，就将她设计成了最合适的模样。
　　 在漫长的暑假，逢上雨天，梁水芳和小改会到我家消磨半天时间。会唱戏的梁水芳自然要被我们催促着唱上几段，她眼睛在屋子里扫上一圈，麻利地掀起我的床单披上肩，俨然成了戏中人，轻挑眉，慢启唇，莺啼燕啭，声情并茂，催泪醉心。母亲一边擦眼角一边感慨：水芳啊，你不唱戏真是可惜！梁水芳的目光便悠远起来，脸上的表情瞬间无比生动，话语也欢快地橡皮球一样开始弹跳：“我每晚做梦都是戏，整本整本地演，哎呀，舞台亮闪闪的，好漂亮的。”
　　 我被梁水芳一个接一个的梦境所吸引。无数绚丽的色彩，呢喃婉转的唱腔，勾魂摄魄的灯光场景，像一群彩蝶，在我眼前纷飞。屋外，雨停后灰蒙蒙的天暧昧阴沉，空气燥闷燠热，知了又开始无休无止地嘶鸣。这就是我每天要消磨的单调又乏味的暑假，但梁水芳却可以天天到她的梦里去，过彩色的新鲜生活。
　　 一个人怎么可能天天做梦呢？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彩好玩的事情在梦里出现？我为什么不能？
　　 在少女梁水芳的认识里，她之所以能天天入梦，是因为她掌握了一项引梦的技能。梦是一群长翅膀的天使，她用自己的方法可以招引它们在漆黑的夜晚如约来临。
　　 事隔多年，我偶尔想起梁水芳总结出的可以每天做梦的方法，一时兴起在电脑上搜索，看能否找到科学的理论依据。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搜索引擎查询到的类似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如何遏制多梦症，这多少有点不同寻常的意味——我曾经渴盼的多梦，在如今的现实世界居然是一种潜在的隐患。
　　 梁水芳的引梦方法十分简单，可以简化为三步曲：首先，站在床榻前，双手合十，向床鞠躬；其次，将鞋脱下，鞋尖朝外摆放整齐；最后，平躺下来，双手交叠置于腹部。现在当我写下这所谓“引梦三步曲”的内容，多少有点儿戏的成分。用科学理性的眼光来看，唯一可以引梦的大约只有最后一项，腹部的受压会在睡眠深处激发梦的反应。前两项带有迷幻色彩的内容，只能说明梁水芳对梦境的渴望到了虔诚的地步，或者说，她在不自觉中用心理暗示的方法给自己打通了一条通往梦境的路。但在当年，面对贫乏寂寥的精神世界，年少的我甚至包括梁水芳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我按照梁水芳教我的方法开始引梦。老式雕花床已有些年头，重枣色的床架两侧是镂雕的细致花纹，两边的方形镜片上用彩漆描画着丹凤朝阳和喜鹊登梅，虽已斑驳，但色彩依然艳丽，幽秘的光阴使它显得古老又迷人。我站在雕花床前，双手合十闭目颔首的瞬间，内心竟然真的涌满了神秘的虔敬。我在祈求一个梦，一个斑斓的梦，但祈求的对象并不明确，既不是传说中的神，也不是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仙，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虚拟对象。多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想起当时内心的语言，但我似乎渐渐看清了那个站在床榻前祈祷的少女，她祈求的对象其实正是她自己。
　　 一连几天，我的引梦之旅均以失败告终。在梁水芳关切的询问下我总是沮丧地摇头，并对她传授的引梦方法产生了怀疑。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梁水芳开始描述她昨夜的梦，甚至还原了离奇的剧情，学唱了梦中的戏文。她随意翻卷的兰花指像春雨后抽出的新芽，似乎沾着夜露的清凉，又仿佛弥留着在戏台上绽放过的痕迹。
　　 终于等来梦的降临已是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奇异的梦至今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一轮磨盘大的太阳悬挂在头顶二三十米高的空中，太阳是温暖的明黄色，像一枚硕大的咸鸭蛋黄，一只洁白羽毛的仙鹤单腿静静地立在太阳中间，细长腿脚的轮廓清晰可辨。梦中的我置身一大片绿幽幽的麦田中间，在一条几乎被绿色淹没的田埂上，我抬起头仰望着太阳，微风吹过，青绿的麦苗在四周起伏蔓延。
　　 这几乎是一个童话插图，绿色深浓，黄色明亮。其实我知道梦中的情景大约与雕花床上的丹凤朝阳和喜鹊登梅有关，但心底仍然涌动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喜悦。一个正在刻苦读书的乡村少年，所谓的明天是遥远和模糊的，这条路上遍布未知的坎坷，也隐藏着熠熠生辉的希望。不管这其中是否有唯心的因素，这个梦确实给了我吉祥和向上的指引，我暗暗对自己说，你的明天是好的，一定会好的。
　　 一年后的某一天，梁水芳考进了县里的剧团，成了专业的戏曲演员。听母亲说，小改一气不歇跑到田里传递消息的时候，梁水芳正弯腰给她家的三亩水稻拔稗草，她直起腰，眼神发怔，两手僵了半天，然后一把抱住小改，又哭又笑地把稗草揉了她满头满肩。
　　 同样在一年后，我在家乡南边一所开满了粉色合双的校园里，用一本深蓝色的笔记簿开始记梦。我在记梦簿扉页写上的第一句话便是：在梦的田埂上，一把利刃切开夜，花篮一倾，于是梦片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