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大概是1957年，我考上了乡里的任村中学。当时的学校很正规，老师教学的质量很高。学校在全县按先后排第七，也叫林县七中。七中在全县很有名气，因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全县教育界有“学一中，赶七中”的口号和目标。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语文老师王庆祥，讲起课来滔滔不绝，下课铃早就响了，他全不理会，仍在大讲特讲，毫无下课之意。第二个语文老师任纪忠，个不高，有精神，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形象生动，尤其是讲《口技》一课，他竟根据书中的描述，当场表演起了口技。教地理的老师刘成思，早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讲课时根本不看书本，却讲得详细具体，有条不紊。数学老师杨际春，几何老师冯树勋，理化老师韩得春等，讲课讲得都很到位。可惜这种平静的校园生活不到二年，就被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给打乱了。我们不能正常地上课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上晚自习，去厕所时，经过办公室，发现老师们正在开会。只见任老师站在中间，低着头，其他老师站在周围，在批斗他。我感到很意外，就想，任老师怎么了？犯啥错误了？后来才知道，他出身不好，成份高。一来运动，就敲打他。地理老师刘成思，数学老师陈宝昆，因为思想右倾，也经常被批斗。每当他们被批斗时，我就想不通，那么好的老师，为什么是坏人呢？
　　 第二天，学校突然停课，说是搞大跃进，叫我们拿上锨镢，去学校西边的实验田里翻地。翻地时，有人用话筒喊话，看谁干劲大，就表扬谁。同学们争先恐后，挥汗如雨，不敢歇气，唯恐落后。上一届的学生，组成决死队，像疯了一样，拼命翻地，那种干劲，从来没见过。翻地要翻七八尺深，为了省劲，有人就从下面掏，掏个大哈檐，从上面一别，就能倒下一堆土。功效提高了，却不安全，几个同学只顾在下面掏，哪知上面已裂了缝，只听呼地一声响，冒起一股黄烟，三个同学被土埋住。老师一看慌了，忙叫人抢救。人刨出来了，幸无大碍。但责任要追究，决死队当即召开战地批斗会，把出这个主意的同学狠狠批斗了一通，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刚才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一转眼就变成了敌人。我搞不明白，这人都是怎么了？突然都成了六亲不认的疯子了！
　　 学是上不成了。我们每天都是劳动，到各村去割玉米，刨红薯。学校又开展“十养”活动，即养猪、兔、鸡、鸭等。每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猪圈鸡窝。劳动成了主课，上学成了附带。我们吃的粮食也是来自各村的仓库，但要我们去取。到全公社各个大队去背粮，也成了我们的工作。今天去牛岭山，明天去后峪。近则七八里，远则二十多里，上坡下沟，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又陡又滑，我们背的背，抬的抬，累得腰疼腿酸，热汗直流。要知道，我们当时才十三四岁，还不到干重活的年龄，都是咬着牙，鼓着劲强干。碰上那个年代，遇到那个形势，你不干不行，形势逼人啊！
　　 我们背回来的粮食，还得自己加工。每五人一组，去村里找石磨磨面。我们就是拉磨的驴，俩人一班，轮流推磨。每班二百圈，边推边数，转得我们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推磨拉碾，真不是人干的活，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恶心。光有吃的还不行，还得有烧的。隔三差五，我们就得去姚村东边的申村抬煤。记得有一次去抬煤，下午四点多出发，走了三个来小时，到了申村。装上煤，走十里地，抬到姚村。倒到一个地方，再去抬，如此跑三趟，一夜不让睡。既是大跃进，就得有大跃进的气派。肩膀上磨出了血，脚下打了泡，也得继续干。三趟过后，再装上一筐煤，往学校抬。走到现在的红旗渠分水岭时，我们又困又乏，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往路边躺，像死人一般。大概是老师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有人从学校抬着馍，沿路发放。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馍，身上就有了劲，一个个咬着牙，咧着嘴，硬是把煤抬回了学校。
　　 假日回家，村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成立了大食堂，全村人都去那里吃饭。馍尽吃，饭尽喝，这叫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的铁锅铁笼，铁勺铁铲，铁脸盆，铁火盆，统统收走，送到陵阳，炼钢铁去了。南谷洞水库开工建设，村里家家户户都住满了民工。我家房子好，成了粮站。父母搬到邻居家的两间小屋里。我回家就在长条粮柜上睡。粮柜不宽，半夜翻身，从粮柜上跌下来，是经常事。虽说不是原来的家，但能见到父母，心里就高兴。有时给学校割草，我也要步行15里跑回家，上山割一捆草，在家吃一顿饭，然后背着草回学校。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什么奇迹都会发生。大小干部，必须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学校由原来的六个班，一下子增加到十六七个班。还办有水泥厂，养殖场等企业。学生半工半读，各条战线大放卫星，捷报频传。有个小山村叫沙锅垴，在太行山头上，放出了亩产八千斤粮食的特大卫星，霎时震憾全县，引来许多人参观。其实，那个穷地方土薄石厚，每亩地最多打三百斤。当时可不能说实话，那是右倾。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就得会吹，吹得越大越吃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当时流行的说法。
　　 这样闹腾了一年多，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说是碰上了自然灾害时期，不让大吃二喝了。从此，学校食堂的生活大大下降，由白馍黄馍变成菜馍，还不让吃饱，定量发放。学校开始实行饭票制。记得我一个月好像是20斤左右。有天我领过饭票，睡前跟挨铺的岳同学说：“我领饭票了。”他嗯了一声。半夜时，我感觉到他在偷我的饭票。我没吱声。第二天一查，发现少了半斤。我就找到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把岳同学叫到办公室，让他交了出来，又给了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真不该再要回来。半斤饭票算个啥？做法有点过头了。可当时我们是视饭票如命啊！没饭票，就得挨饿。那时候，同学们经常饿得头晕眼黑，浑身无力。有一次，我饿得前心贴后背，就说：“这时要有个热腾腾的暄馍吃，那该有多好啊！”一个同学马上接道：“冷馍也行啊。”大家都苦笑了。
　　 那时候我们几个班还负责养猪，大小二三十头，每天要去放养。轮到我们班放养时，都不愿意去。是啊，谁愿意耽误课程去放猪啊？我就愿意。我自告奋勇：“没人去，我去。”为啥我愿意去？这里有个秘密。西山上有柿子，核桃，酸枣，野果。我可以想吃啥就摘啥。虽耽误了功课，却填饱了肚子。尤其是到了秋后，我专门把猪群赶进刨过红薯的白地里。猪的嗅覚很灵敏，只要土里有遗漏的红薯，它就能闻出来，然后用嘴去拱。霎时，那一块块漏刨的红薯就被猪拱出来了。我一见就用棍子去打猪嘴，把红薯从猪嘴里夺走。那时不但人饿，猪也饿。好不容易刨到嘴的食物，猪岂肯轻易放弃？咬着红薯死不丢。我就用棍子狠狠地打，直到猪松开嘴扔下红薯，我才罢休。由于猪多，拱出来的红薯也多。我拾些柴草，点燃后把红薯放到火堆里，不一会就把红薯烧熟了。我吹吹拍拍，撕撕皮，大块朵颐，吃个肚圆，然后赶着猪回学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上课不上课，先填饱肚子再说。
　　 我家山坡上有许多柿树，每到八月以后，就趁过星期天的机会到山坡上烧柿子吃。柿树有好几个品种，有盖柿、棉柿、苹果柿等。棉柿个小，产量高；盖柿个大，好吃，特别甜。我家山坡上的盖柿，只要红了脸，就能烧着吃，也能煮着吃。熬稀饭煮到锅里，煮十来分钟后，用筷子扎，能扎动，就熟了。然后捞出来，就能吃，非常甜。那浓浓的白汁，很养人。烧柿子都是在山坡上。去树上摘几十个柿子，用筷子粗一点的荆条把柿子穿成串，找两块长方形的石头，立起来，把柿串平放在上面，上面盖些树叶，下面点上火，烧二十分中，柿子就熟了。然后拿起来把烧焦的黑皮剥掉，就露出红鲜鲜的肉来。咬一口，甜蜜蜜的，那滋味，那感觉，一个字——爽！盖柿虽好吃，但不能多吃。第一次去山上烧柿子吃，我一口气吃了十来个，到了下午，胃里翻江倒海，难受得不得了。嘴里一直流青水，想吐又吐不出来，把我折腾毁了。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引漳入林”——也就是红旗渠开工了。原来扩招的那十几个社办班，一律解散，都到工地上修渠去。为此，学校还专门开了个欢送大会。社办班的学生初中没毕业，就都背起铺盖，上工地了。我们公办班的同学们都暗自庆幸，虽说生活差，吃不饱，好赖还能坐在教室里上课，比他们强多了。
　　 然而好景不长，又过了两三个月，学校突然宣布停课，说是响应上级号召，要大办农业，解散学校。于是，我们只好离开学校，卷铺盖回家。停了一年，学校来通知，要复课。说是复课，只是每星期去上一两天课，根本学不了东西。其实，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充其量只能算初中一年半的肄业生，没学到多少东西。
　　 回到家把铺盖卷往家里一放，想想这三年的上学生涯，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千。知识没学到多少，经历却复杂坎坷。上学就上学吧，为什么又叫去劳动？学劳动还用去学校学吗？在家就学会了。劳动就劳动吧，又不叫吃饱，成天饿着肚子苦熬。饿肚就饿肚吧，只要能上学就行。谁知又不叫上了，学校说解散就解散了。这叫什么事呀？虽说后来又叫去上学，一年多的课程，能一下子补回来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学到东西吗。怪谁？只能怪我们赶上了当时那个特殊时代。
　　 回家后干什么？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我才十五六岁，人生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怎么走，往哪里走？是随波逐流，任其自然；还是出外冲闯，探索新路？在家，就是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像祖辈那样，平平庸庸，辛辛苦苦地劳作一辈子。如果不去上中学，我也许就会默默无闻地当一辈子农民，种一辈子地。但我毕竟去上过中学，虽没学到多少知识，却长了不少见识，也读了一些书籍。别看这几年没到过远地方，一直在本公社范围内劳动，但多少也经了些风雨，见了些世面。思想也开阔了，经历也有些了。和没上过中学的人比起来，还是有所区别的。上学时，我的数理化一般，但文史地还是不错的。我写的作文，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当范文给同学们念。班主任还夸奖我们几个作文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像白常学……等同学，将来能成为现代作家。”虽是鼓励话语，却也是我们的优点。小时候我也有过天真烂漫的幻想，看到演员演戏，就想长大后当演员；看过长篇小说，又想将来当作家。在我幼小的心里，早就埋下了一颗不安分的种子。在上中学的三年里，这颗种子也在不断萌生发芽，最終导致我立下志向：我不会窝在山沟里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我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冲闯，去奋斗，去探索我的人生之路。
　　 我有门干亲是任村集镇南街大门里面的。朋友叫王兴富，干爹叫王建午，干爷爷叫王哲琴。干爷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能事会道，阅历丰富。我非常爱听他讲话，就不断去看他，并把我的心事告诉了他。干爷爷很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出外冲闯。还说：“小孙孙，只要你在外面找上工作，我给ⅹⅹⅹ说说，叫她嫁给你。”我一听陡地高兴起来，只覚得热血沸腾，心雄胆壮，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干爷爷说的这个姑娘，是他家邻居的女儿，也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她是我们班的班花，可能比我大一两岁。我十分仰慕她，喜欢她，尽管有些事情办不到，也不可能，但我还是做了这方面的许多美梦，并异想天开，希望梦想成真。大概干爷爷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我每次去看他，总要问问她的情况，总想见见她。所以干爷爷才说出了这样的话。他的话像一支兴奋剂，使我出外的信心更足了，更迫切了。
　　 我听村里有人说，山西省民政厅有个领导的老家是我们村的，名叫白国群。我就大胆冒昧地给人家写了一封信，想让他帮忙给我找个工作。信寄出去后，我没抱多大希望，因为我们根本没见过面，互不了解。谁知过了没多久，这位爷爷居然给我回信了！说是工作不好找，非常抱歉。我看后很感动，虽说不能给找工作，毕竟给我回信了，仅此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的一次尝试，一次有始有終的尝试。自此，我的心更野了。
　　 我16虚岁那年秋天，轮到我父亲去修红旗渠。我自告奋勇，替父“出征”。我要出去闯荡，出去打拼去寻找我的人生道路。这个四面环山，像斗一样的地方，在束缚我，制约我，狭小的天地，憋闷得我连气也出不上来，我一天也不想在家待了，那怕外面是刀山火海，虎穴狼窝，我也要去闯一闯。记得是农历八月十四那天，我背着铺盖卷儿，跟着往渠上工地送粮送菜的人出发了。我们村的工地在牛岭山蚂蚁峧，那是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村，距那里四五十里。我和送菜的大爷赶着两头驮着萝卜的毛驴，中午才到那里。吃过饭，我要上工地，领导看了看我的个头，问了问我的年龄，就摇摇头，摆摆手，叫我回去。记得那个领导叫刘同勋，沿河栈人，长得身高树大，外号山公鸡。我站在他跟前，显得很渺小。我好说歹说，央告乞求，无济于事，只好兴高采烈而来，垂头丧气而归。父亲见我回来，就知道顶替不了，他只好自己去。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就往工地，赶上了中秋节午饭。因为我知道那天工地上要改善生活吃饺子，机会难得，不可错过，我父亲就奔着饺子赶紧去工地了。要知道，那年月人们很少吃好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