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有了工作，但还得给他寻媳妇，以慰父母在天之灵。特别是父亲临死时说的话，我牢牢铭刻在心，我一定得完成父亲的遗愿，了却父亲的遗憾，完成大人没完成的任务。当时我在矿务局511厂政工组工作，中午吃饭时，有个老乡李英明经常来我们单身宿舍就煤火烧馍热菜。时间长了，说起家间事，就扯到三弟的婚姻上。我把意图一说，李英明满口答应，热心帮忙。当时本厂的职工子女可以来厂里上临时班，老乡王明发有个二女儿，曾来厂里干过活。叫王海英，在车间干话手疾眼快，非常利索。她家姐妹们多，也是个穷家，正适合我们家的条件。就这样经李英明的说合，这桩婚事竟成了！这时，我终于松了口气，压在我身上的担子，可算放下了。当年春节，我让他们回到老家，弄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把本家自己叫来热闹了一晚，又让他们去上了上坟，拜了拜父母。我要让父母知道，三儿成家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我还学会了画画，写美术字。当时搞“三忠于”，到处都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塑像。每个厂矿企业，农村学校，机关单位，都得有主席台。画主席像，也是表达对领袖的忠心。其实我并不会画画，早在学校里，只学过放大的方法，就是在原稿上打出小方格，继而在画稿上打出大方格，然后比着原稿的位置一点一点地画。用炭笔画出初稿后，就用油彩上色。虽然我画技不高，倒也像模像样。附近杨邑村的领袖画像，就是我画的。此外，我抽空就练写美术字，什么仿宋体、黑体，我练得相当不错。厂里办墙报，全依靠我。矿务局供应处办墙报，也抽我去。我管整体设计，写题头，画题图，办得相当漂亮。编墙板稿子，更是我的拿手好戏，有快板，有评论，五花八门，啥都敢编。后来，供应处想调我去处里工作，因换了领导，才没去成。
　　 在1970年前后的四五年里，因交通不便，回家常常坐不上车。从鹤壁到林县，一天一趟。到林县再往任村，就没车了，如坐车，就得等到第二天上午，住宿花费不说，还耽误时间。从任村往鹤壁，只能坐到林县城，赶不上往鹤壁的车。也得住宿，等第二天的车。或者直接坐车到安阳，再乘火车，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到鹤壁。我一年要回两三趟家，来回没少步行。从鹤壁坐车到林县，下车后就步行往家走，到姚村翻山过黄绿峧，四个小时就到家了。从家到鹤壁，坐车到科泉，然后步行五六十里，经九里沟，善应，到鹤壁集。那黄绿峧、九里沟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上坡搭岭，崎岖难走，过去是土匪响马拦路打劫的地方。我却没有害怕，迈开两腿，健步如飞，翻山越岭，一路狂奔。由于我生长在山区，小时练就了两条铁腿，我不怕走路，而且走得很快。那年在山西七里峪林场打工，过年回家，想走近路，就步行穿过几十里远的茂密的大森林，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路还是七扭八拐的小道，且常有虎豹狼虫出没，完全没有安全感，好在我们两个人同行，才没出意外。我走路的速度很快，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跑。从山西平顺张井到我家95里，我早八点半开始走，不到半后晌就到家了。由于是一溜下坡，我一路上几乎是跑着回来的。虹梯关那七里石阶，我一蹦三跳，身轻如燕，仅用了20多分钟就飞下来了。之字形的河滩路，我不走正路，就一直是直走，这样走近，三角形任何两边和，都大于任何一边。日行100里，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没走错过路，没迷过路。但是我也有缺点，就是费鞋。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多岁，每月要穿破一对鞋。没结婚以前母亲给我做鞋，结了婚以后媳妇给我做鞋，那鞋做得相当结实，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鞋底又厚又硬，一敲梆梆响，号称踢山鞋。然而再好的鞋也经不住我踢磨，穿三天鞋尖就发毛，穿十天鞋底就磨薄一半，到月头上，鞋前头，鞋后根都是大窟窿。当然，不光是我费鞋，我们那地方的人都费鞋，因为我们每天走的是石头路，再结实的鞋，也经不住石头割磨。
　　 从1966年到1987年，我每年要回两三次家。特别是有了责任田后，每逢秋夏两季，必须回家割麦收谷。每回一次家，就像闯一次鬼门关。因为在厂里干的不是体力活，久坐惯了，胳膊腿都懒了，回家猛一干活，身体就受不了。成天累得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但为了抢收抢种赶季节，只好强忍疼痛，咬紧牙关，起早贪黑，没明没夜地干。等到身体适应了，转过劲来了，干活习惯了，又该回鹤壁了。只有过年回家，不会累着。有一次过年在家，闲着没事，我跟我哥说，咱做个走马灯吧。于是我俩就做了个走马灯，初一起五更挂在大门口，引来好多人观看，没见过走马灯的人，感到很稀罕，有的站在那里能看一个钟头，只到有人来叫，还不肯离去。
　　 1978年前后几年，我每次回家，总覚得妻子有时面露愁容，神情不悦，似乎有什么心事。在我的追问下，她才说：“我发愁我父母到老了咋办？”我一听马上就明白了，她在担心二老的晚年。原来，岳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为了防老，就把其弟弟的大孩子赵成从山西领回家，指望百年以后给自己养老送終。于是，赵成很小就跟大爷在一起生活，相处还不错。但自给他娶了媳妇后，受其媳妇的影响，对老人的态度就慢慢变了。其媳妇不断跟我岳父吵架生气，后来竟大打出手，把岳父打得头破血流。岳父跑到我家，在我和媳妇面前放声大哭。看来侄儿是指靠不住了，十几年的抚养算是白搭了，往后我可依靠谁呀？想到自己的晚年，岳父不禁老泪纵横，悲痛欲绝。妻子也忧心忡忡，愁容满面。我就开导安慰他们，让他们边走边看。因为家庭生气吵架是难免的事，心想过去一阵就好了。不料家庭矛盾欲演欲烈，逐渐升级，弄到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地步。难怪妻子发愁担忧。眼见侄儿实在指靠不住了，我便发出承诺：“你不用为这事发愁，侄儿靠不住，有咱们，叫他们来咱家，咱养活他们。”岳父岳母，也是父母。双方老人，我一视同仁。就这样，岳父岳母后来就住到我家，由我妻子照料。岳母身体不好，先是咳嗽不止，后又胳膊疼，我们给她请医生，买药，不断治疗，在我家住了四五年，于1982年去世。我像打发亲娘一样，支大锅，待亲戚，请响子，搭灵棚，风风光光，严肃慎重地为她办了丧事。其实，我打发岳母的规格，比我打发亲娘的规格还高，还隆重。因为我母亲去世时，家穷，没钱没粮；岳母去世时，家里不缺粮食了，经济也有所好转。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1979年，厂里遵照矿务局的指示，精减机构，凡以工代干人员，都得回到生产第一线。我被分配到机电队，学管工。学了一年多，基本掌握了技术，可以单独干活了。就在这时，市文联主席吕艾找到厂里，让我到文联去当编辑。当时我已在省级报刊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多少有些小名气了。我说，我不去，我没那水平，干不了。其实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在厂里有福利补助，每月能多挣三块钱。吕艾还是劝我去。我又提了个条件：“能不能帮我把家里老婆孩子的户口迁来？”吕艾说：“这个不能保证，但总比在厂里容易些。”于是，1980年，我就先借调，后正式调到市文联，当起了编辑。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1983年前后，我又让大儿白向民来鹤壁五中上学。三年后，大儿考入鹤壁高中，我又把二孩白向军领到鹤壁，也让他去鹤壁五中上学。那几年，我们一家四口（不包括岳父）在四个地方。我吃住在文联，大儿吃住在高中，二儿吃住在511厂，媳妇吃住在老家。当时工资不高，又得分成四份，两个孩子都在食堂吃饭，首先得保证他俩的生活，媳妇在家也得花钱，我也得吃饭。经济上十分紧张，常常是捉襟见肘，卯吃午粮。兜里没钱，处处作难。有一天中午下班后，该做饭了，却没钱买面买菜。怎么办？我发了一阵愁，猛想起我管的储金会里还有钱，就拿出来五元，买来面条和白菜，总算又糊弄过去了一顿。那时候，我天天为吃饭发愁，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怎么办。天天盼着开工资，过着天天盼，月月愁的日子。
　　 为了摆脱这种穷困局面，我从市红旗城市信用社贷了点本钱，在长风路市文联门前摆了个小书摊，让媳妇来卖书。岳父在家没人伺候，我就让他二女儿住到我家，来支应老人。由于当时缺少文化生活，人们买书的积极性很高。琼瑶的书，金庸的书，故事会，武侠书，四大古典名著，三言两拍等许多书籍，都是进多少卖多少。每期《故事会》能卖300多本，琼瑶的书成麻袋进，仍供不应求。金庸、古龙、梁羽生、柳残阳的武侠书，每天都被抢购一空。为了满足没钱人看书的要求，我又开辟了租书的窗口。每逢星期日，我就坐火车到郑州去购书，或去安阳，新乡购书。早上起五更去，晚上八九点回来，奔波一天，弄几麻袋书，满载而归。新华书店、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我抽空就去，一有新书刊，就弄上两捆。什么书好卖，什么书不好卖，我一看就知道。新华书店积压了80本一年多的书，卖不出去，我统统搬到我的书摊上，一天就卖光了，因为那是琼瑶的《窗外》，我知道好卖。由于经营起了书摊，经济上宽松了，暂时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我的文化程度仅仅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是初中二年级水平。要想当好编辑，编好稿子，必须深造，充电，提高文化水平。当时正提倡上电大，上函授，开展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就参加了河南大学成人高教，利用晚上去学习。那两年可真把我忙坏了，编辑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必须搞好选稿，编稿，校对，发行工作，保质保量，按时按期完成任务；业余时间还得去进货；中午和晚上还得做饭；还得替媳妇吃饭；晚上还得去上课；孩子们的学习，老家的岳父生活，也得关心，过问；有时心血来潮，还想搞些创作，写点作品。忙得我黑夜白天连轴转，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去提货坐在车上，就抓紧时间睡觉。没功夫吃饭，就在街上随便买点什么填肚。每天是争分夺秒，奋力拼博，顾不上喘气休息，日程紧凑繁多，比国务院总理还忙。
　　 1987年教师节那天，我把家从老家搬到了鹤壁，岳父也一块来到这里，自此，一家五口团圆，在一起生活了。后来，大儿向民上了河南省计划统计学校，二儿向军由于底子薄，学习不太努力，上了临时班。全家人通过各种渠道把户口迁到了城市。1988年，岳父寿終正寝，死在鹤壁。我租了个大客车，把老人拉回老家，请响子，支大锅，也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地给他办了丧事，让他入土为安。同年，我也通过了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了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員会和河南大学颁发的中文大专毕业证，成为鹤壁市第一批自学成才的其中一员。我没上过高中，却读完了大专课程，而且拿到了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奇迹吧。
　　 我家的书摊支到1989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不挣钱，就不干了。但一家人要吃饭，尤其是在城市，没钱寸步难行。迫于生计，我只好另选财路，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原来在厂里干过管道工，对水暖比较熟悉，但不精通。就凭着这一点点优势，我又开了一个门市，冬天卖采暖炉，夏天卖太阳能。当时这两种商品还是稀罕物件，生意比较好做，也比较挣钱。我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既零售又批发，买卖还算可以。尤其是在卖老万炉的几年里，我把生意做到了浚县、淇县等地。虽说也挣了些钱，但家庭底子薄，开支大，孩子要上学，全家要生活，各样用品都得买。到后来，又要买房，因此，做了几年生意，基本上没落下钱，还是家徒四壁，两手拍空。
　　 从1990年到1994年，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我创作的新故事和编写的民间故事，先后在《故事家》、《故事林》、《民间文学》、《山西民间文学》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其中《神秘的诈骗信》获省级三等奖，《高干探亲》获省级二等奖。报告文学《开拓者之歌》、《妙手回春》、《奋博腾飞》等作品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还有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在报刊上发表。总共合计约有三十余篇作品公开问世，我的创作成果迎来了第一个大丰收。
　　 我是个多灾多难，疾病缠身的人。从20多岁起，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前面说过，早在我借调到市文化局工作时，就因病休息了两三年。其间不能用脑，不能写作。到1994年左右，可能是因为用脑过度，致使旧病复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记得有一天晚饭前，我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心里难受。刚吃过饭，我就覚得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便急忙躺到床上休息。常言说，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霎时，我就感到自己不行了。急忙向家人交代了几句话，准备闭眼。家人当即把我送到公疗医院。经大夫诊疗，竟没查出我有什么病。我说心里难受，胸闷气短。大夫就按心脑血管病来治疗。由于治疗方法不对病症，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整天失魂落魄，浑浑噩噩，心里难受，焦虑不安精神恍惚，度日如年。每天早上醒来，愁得熬不到黑，晚上又愁得熬不到明。心里慌乱，坐卧不安。夜里失眠，整天整夜睡不着覚。吃个饭吧，刚端起碗就想一口呑下去，发愁一时半会吃不完，也不能坐着吃，要站起来边走边吃才行。什么悲观绝望、心似油煎、垂死挣扎、度日如年等词句，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当时那个难受劲，我想死的心思都有。但一想到还有家人，只好咬牙强忍着疾病的折磨。为了看好病，后来又到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新乡市）去诊治。经专家诊断，我得的是神经焦虑症。原来大凡精神病有两种，一种是狂躁型，一种是抑郁型。狂躁型的症状为焦虑、烦燥、兴奋、好动，包括打人骂人，胡蹦乱跳，疯疯癫癫，又唱又叫。抑郁型的症状则是呓呓症症，懵懵傻傻，头脑不清，贪睡爱静。我的病算是轻的，专家医生给我开了一些镇静之类的药，让我回来吃。由于药量大，当天晚上就睡着了。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每天离不开安眠药，不吃就睡不着。有时吃了也睡不着，就起来吃第二次药，吃了还睡不着，就又起来吃第三次药。药的剂量大得惊人，平常人吃两片能睡三天，我一晚上吃十几片还睡不着。我对安眠药已经有了依赖性。三年后，病情基本好转，我狠狠心，把药断了。起初半个月没药睡不着，睡不着我也不吃，决心断药。就这样凭毅力把药断了。人生病真是不可思议，好生生的健康人，突然就会得个你意想不到的病。真乃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