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人，对李广家族之风尚，自然也是想慕不已。至于李陵为什么投降，投降之后会不会再如赵破奴一样回返汉庭，继续为汉朝效力，也很难说。但今人可以从司马迁为李陵所说的“辩护词”中揣摩一二（《汉书·李广苏建传报》）。“臣素闻陵事亲孝，……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这番话，体现的是一个同僚的拳拳之心，也是一个有远见与正直之心的仁者才能说出的话。当众人顺从震怒的汉武帝，唯独一个太史，当堂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司马迁此一作为，已经令人足够敬仰了。然而，汉武帝下令斩杀了李陵全族。这一点，历来被认为是李陵不再回返故国的根本原因。但在匈奴那里，他们却对李陵敬仰和尊重有加。一个年轻的将军，以五千人兵力牵扯其左右贤王八万大军，这是何等的英武与勇敢之举？
　　 对于“以力为雄”的游牧民族来说，敬重和爱慕勇士也是他们的天性和传统。在这一点上，匈奴做的要比汉武帝更为英明，包容英雄，哪怕他不为自己效力，也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和地位。仅此而言，匈奴是令人敬佩的。在“胡地”的李陵是伤心的，也是绝望的。可以说，李陵是千古第一悲剧人物，他比他祖父李广更为令人惋惜；他在匈奴的孤独天地无可包容，朔风无法吹散，千古无人可解。至唐时，曾有一个中亚民族——夏戛斯遣使前往长安，自称是李陵和匈奴居次（公主）之后，向李世民要求认祖归宗。但没被应允。这对于李陵来说，也是一个迟到的安慰。尽管时过数百年，他的后代还记得自己的来处，愿意向唐帝国表明态度，也是一桩幸事。人都是有心的。游牧民族也不例外。这就是血缘、文化与精神认同的非凡力量。
　　
　　 四、北匈奴最后的单于
　　 公元前36年秋日的一天，大火熊熊，一举烧毁了郅支单于呼图吾斯费时两年修建而成的郅支城。这一匹匈奴最后的苍狼，也在乱军之中被一个汉军军佐砍掉了头颅。自此，驰骋西域十多年，威震葱岭内外的匈奴王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相呼应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姍则一心归复西汉，并很快收复了郅支单于的故地。自此，匈奴狼性尽失，冒顿开创的匈奴极盛时期的威武与闪电姿态渐渐暗淡，以至于被后来的曹操分解成五部，安置于今安徽、山西、陕西、河北、河南一带。
　　 可以说，郅支单于当是历史黎明时期匈奴大部落联盟中最后一个嗜血的王者与最勇决的战争之王。先前，匈奴内乱，九王争立，堡垒从内部被自己人摧毁，北匈奴郅支单于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是最终胜出的两支力量。郅支单于虽有一段时间也曾依附于西汉，但最终毅然决然地向西独行，在今新疆和中亚地区，以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残忍的杀戮，使得康居、乌孙等部落和国家屈服其下。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的陈汤、甘延寿二人在未得到汉中央政权的允许下，尽起本部汉军并西域城廓诸国等依附于汉政府的部落兵马，对郅支单于进行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围剿。
　　 郅支城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江布尔市，全部为木质结构。陈汤、甘延寿并西域诸国联军久攻不下，最终采取火烧的方式，使得郅支城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尽管郅支单于当场战死，其头颅被悬挂在城头示众，直至腐烂、干瘪。与此同时，陈汤、甘延寿等人上书汉元帝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匈奴的种子并没有因为郅支单于的死亡而熄灭，正如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所说，北匈奴在郅支单于带领下，开始了悲壮的西征。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四百年后，北匈奴后裔阿提拉横扫欧洲，尽管时间很短，但再一次以强劲的动力，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从人道的角度看，嗜血、暴力、杀戮都是对生命的严重摧毁和戕害，也是野蛮与蒙昧的表现，但对于早期的游牧民族来说，“以力为雄”“以战止战”“以战养生”不仅是他们的一种民族传统，而且，这种传统的形成必然与其生存环境有关。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大都生活在高海拔地区，“逐水草而居”，生存环境严酷恶劣，要想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生产条件不够，生产资料缺乏，他们必须相互掠夺。在早期的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逐鹿的疆场，相互吞并和军事威服的舞台；所谓游牧民族的历史，从来就是一种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淋漓表演。
　　 郅支单于呼图吾斯的悲壮西征和最终的失败，体现的是游牧民族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也体现着早期游牧民族那种凶悍而决绝的、敢于牺牲的天性。尽管杀戮不可取，暴力让人痛心，相互兼并不可为，可是，从郅支单于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勇敢无畏，是一种处于绝地而不妥协的奋发动力。以往，我们总是将匈奴作为外族来看待，认为中原帝国与其他游牧民族的摩擦和冲突都是国与国的战争，但在当下全球化日益加剧、民族风习和文化兼容甚至趋向大同的年代，再以这样的论调或者眼光去看待历史，尤其是早期游牧民族部落和中原农耕帝国的关系，是有些狭隘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民族和民族，不应当成为一种认知的标示，而应当以“人”和“国家、人类的一员”来看待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今天，才是真正的开放与兼容，大度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