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他的姑姑长的俊俏，在白露湾算是一枝花，粉白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红晕，好像是天天用豆腐水洗过一样，散发着香甜的豆汁气味。他的姑姑不到十八嫁给了西门洋炮局张姓白药匠的儿子。白药匠是从湖北汉阳兵工厂来的专门兑炸药的工程师，到德国留过洋，在世界上最大的可掳伯兵工厂深造过，他和外国工程师住一样的二层小楼，拿一样的工资。他的姑伯是学公路的，毕业后就在西北公路局工作。姑姑出嫁时，他的奶奶将太爷爷留下的一对清代景泰蓝的花瓶和她出嫁时他爷爷送她的一对老坑玻璃种翡翠的耳坠做了嫁妆。也算是给老樊家挣了一点脸面。姑伯写着一笔漂亮娟秀的字，胸前总是别着一支派克金笔，显得文雅清秀，每次回到岳母家都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婚后不久，他的姑伯便去了兰州，住在当时建在兰州自由路上的唯一的一座大楼上，据说叫西北大厦。在哪里他参与了设计勘探从兰州通往西宁的一条公路。后来，他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看到他的姑父和几个工程师站在青海享堂镇湟水河的一座桥上，他的姑父鹤立鸡群般地站在人群中，修长的身影显得英姿勃发。
　　 大伯不愧是西安老樊家的长孙，在他的血液里流着陕西人倔强耿直的遗传因子，不仅他传承了这种品质，他的姑妈、父亲也有着这样的品质。陕西老乡一代学人吴宓也说，陕西人倔、直、硬、勤。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当大官的陕西人不多，也许和这品质有关。在他的家族中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经商也好，从政也好一般都是中不溜的，从遗留下来的老人们的照片来看，都有一张得之遗传的忠诚厚道的脸相。他的奶奶出嫁前也是茶张村一财东家的闺阁，她在西安解放前的几个月逝世，儿女们给她老人家办了一个十分体面的丧事。他听他的母亲讲，讣帖发了上百张，半个大巷子都扎了席棚，光流水席就开了一百多桌。出殡的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有半里长。以前，每逢过年过节，他的父母都要将奶奶的照片摆在家中祭奠，无非是摆上几样可口的饭菜，上一杯老酒。照片中的奶奶已是老年，但颜面光洁，眉目精致，一幅不卑不亢的姿态。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眼一向水旺的井，平时夜里都能听见咕咕咕吐水声音的甜水井竟也渐渐地干涸了。这是家业衰败的兆头，二门、三门的家乘机迁走了。在老西安素有口碑，辉煌了几十年的白露湾大巷子樊家豆腐的金子招牌最终也悄悄改换门庭交给了那个靠卖豆腐渣发家的亲戚了。到此，大巷子老樊家只剩下了他家和四爷家，渐渐二门、三门的亲戚都失去了联系。
　　 许多年后，当他一次出差西安，在一天的早晨，他又找到了西门城墙根下老樊家的古宅，遗憾的是已成一片正在拆迁的工地。西安老城改造的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西大街两面的旧铺面也都拆了，城墙下的马路也正在改造成环城公路。他凭着记忆，找到了老宅的后院，猛然间看到灰土下半掩着一盘石磨，他的眼睛一亮，血液涨满胸口，那不是老樊家的石磨扇吗！是他不止一次在梦中看见的那盘老磨。它正以冰冷的状态匍匐在灰土下，日光斑驳地洒在它的身上，它似乎匍匐了许久，在那片废墟中显得格外不同。看着它粗粝的外表，看着它与来来往往的人群对视，他感到天地万物在沧桑中战栗。那盘磨在寂然不动中显出神性的淡漠，他也许都永远无法读懂它。他只能心存感激，感激它的奉献，感激它对他家族的拯救。它同那匹骡子、那口甜水井同样是他家族的恩人。
　　
　　 六
　　 许三多的父亲念了几年私塾后，16岁时，在他姑妈的帮忙下进到了西门洋炮局当一名学兵。洋炮局是老百姓叫的诨名，其实官名叫陕西机器局，最早是由冯玉祥开办的兵工厂。1930年，杨虎城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主席，他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使兵工厂脱离中央节制，故将冯玉祥遗留的六个厂子整编为陕西省机器局。厂里有上千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原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又吸收了一批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刚开始时，厂长叫窦荫山。窦荫三是蒲城人，在西安参加辛亥起义。1926年在“西安围城”为守城部队筹集军械、军粮多有贡献。抗战中，他与八路军有联系，通过三原县的一个货栈将武器、弹药交给八路军。他还和南汉宸、魏野畴等***员合办了一个三酸厂，生产硫酸、硝酸、碳酸，这些都是做炸药的原料，也曾多次运往边区。听父亲说，解放后，窦荫三在西安市政协、工商联工作。每逢父亲回西安都要看望先生。
　　 父亲被分配在木模车间，主要加工步枪、手枪木托、枪把，还有榴弹炮车、军马鞍具。父亲的师傅姓曹，是四川人，他喜欢喝酒，赌博，还是青帮帮会里的一个小头目。此人格外保守，即不愿意给徒弟传授技术，还想叫徒弟多做一些活计。他父亲为了尽快掌握技术，便常常拿出微薄工钱中的一部分送给师傅做人情。渐渐地师父做活时便不再打发他去干其他零活了，时间一长，便将师父的技术潜移默化地记在心里。那时出学徒规定是三年，而一年半父亲就已经可以单独做活了，很多技术都是自己偷偷学会的。
　　 枪托都是由硬杂木制成，先拉出大样然后放进燃烧锯末的窑里烘烤一定的时间，再细加工完成。大样烘烤时必须由技师专人看守，以免发生火灾。那天正好是曹师当班，他却又喝了个烂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忽然想起当班的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到窑上一看，烘干的枪托已经出了窑，整齐地码在窑口。一眼望见徒弟正酣睡在枪托下，提起的心落了一半，再一检查，出窑的大样质量也合格，才放下心来。车间的领班闻知此事后，按规定将曹师傅辞退了。这件事被窦荫山知道了，便将父亲唤去，寒暄中大加赞赏，并破例给父亲提薪鼓励他在厂子里好好干。“西安事变”爆发后，贾小侯被杨虎城召回西安，就任陕西兵工厂厂长。贾小侯系他国较早的兵器制造专家。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参加陕西起义。后留学日本。1921年留学归来，先后在东北、广西办兵工厂。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随着日军飞机频繁来袭，不时投掷毒气弹，厂里开始制造防毒面具、研制高射机枪、高射炮。贾小侯为了筹措资金将自己在西安的三套房产变卖，并得到“一元捐机”活动的支持，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办起兵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具和研制火箭炮。这时，父亲被贾小侯任命为城隍庙分厂木革车间领班，负责制造防毒面具。当时大家都尊敬地称贾小侯为葆书先生。父亲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39年3月7日下午四时多，日本飞机又来轰炸西安。先是听到五味什子拉起警报，接着就看见钟楼上，西门城楼上都挂起了红灯笼，厂里的工人也往防空洞跑。不一会就听见飞机从头顶飞过，接着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响了起来。飞机刚过，工人们都跑出来，只见桥梓口、大麦市、土地庙什字，城隍庙附近一片火海，墙倒屋塌，硝烟弥漫，顷刻间街道两边的商店化为灰烬。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浓烟淹没了一条街。来不及逃生的市民死的死，伤的伤躺在马路上，裸露出的残缺不全的躯肢。只见残垣断壁上、树上挂着血肉模糊的内脏、墙上沾着鲜血和肉渣，惨不忍睹。眼前的一切让父亲震栗，激发着他不顾一切地扑向工作。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天晚上还要跑到国立二中听葆书先生讲化学课。原来的防毒面具由细帆布缝制，不能有效防止毒气的侵害。在葆书先生的支持下，父亲便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用皮革和橡胶，密封性能大为提高，在制造模具时，父亲吃住在厂里连续加班，最终研制成功批量生产的防毒面具的模具。
　　 洋炮局里许多工人都加入了青帮。有人便游说父亲，被拒绝。父亲在城隍庙分厂时结识了一个叫王济民的国民党挽马辎重部队的兽医。当时，王济民经常到厂里来拉运骡马用的防毒面具。渐渐和父亲谈的投机，不时向父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父亲参加“社会各界救国会”组织的活动。交往中，父亲知道王济民是***员。1947年左右，一天，王济民找到父亲说，叫他想办法搞几只手枪。父亲明白这些武器的用处，便积极活动，通过朋友，相继从钳工、锻工、机工、刷蓝车间趁上夜班时偷出枪械零件，送给王济民。不久，在青帮中有枪械零件丢失的传言。厂里的青帮老大是警察局的叶新浦，他原是西安青帮内一个小角色，后来，公然以“老头子”自居，以“拜香堂”等方式秘密广收门徒，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恶势力。当时的警察局局长肖炤文以他有帮会势力，人地两熟，任命他为科长，做些侦缉工作。一天厂里来了几个侦缉队的特务找到父亲说，跟他走一趟，给你寻个媳妇。“寻媳妇”是特务的黑话，意思是送到监狱去。当夜，父亲便被押在了西大街城隍庙西隔壁的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无论特务怎么审问，父亲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是有人栽赃陷害。因为父亲知道，厂里的枪械零件是不入库统计的，丢不丢谁也不知道。敌人在审问不出任何情况之下，准备将他送往太阳庙门秘密监狱，当时，凡是送到太阳庙的人很难活着出来。父亲一夜没有回家，把奶奶吓坏了，他姑妈便托人找到贾小侯，贾小侯听说此事后生气地说，眼下局势紧张，正是用人之际，哪能随便抓人。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长肖炤文那里，叫他放人。叶新浦接到命令不敢怠慢便叫手下将人放了。
　　
　　 七
　　 许三多的母亲是在抗战时走进这个家族的，他的姥爷是西安鱼化寨一个卖粽子、热晶糕的小生意人，家里也有几亩水田。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到姥姥家，一路走一路唱：“马车轱辘儿转得欢，他到外婆家去拜年。大妗子给他油旋馍，二妗子给他包饺子。三妗子给他荷包蛋，四妗子给他肉夹馍。他说，不吃不吃都不吃。外婆问他吃啥哩？他说，油泼辣子便便面。”记得舅家爷的后门有一条小河，河边长着高大的梧桐树，每天早上树上就有一只鹧鸪不停地叫“咕咕苗、咕咕苗”。门前是街道，对面向阳的墙根下常有一个小矮人坐在那里，面前一副夹板，纳鞋底绱鞋。母亲教他叫他萎萎爷，他偎在母亲怀里把头埋得低低的就是不叫一声。他听萎萎爷说，碎娃还看人下菜呢。他姥爷脾气暴躁，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红脖子涨脸，一对眼睛瞪得铃铛一般，姥爷叫他到他跟前去，他也不去，姥爷就骂道，外孙子萝卜菜根子。他不难想象当母亲被父亲抱进高门槛的老樊家，显得是那样的羞涩卑微，较之大妈、二妈出身富户的城里人，她不能不事事忍让。过门第三天就下厨房围着一口三尺铁锅，脚踩一页砖在案板上擀面做饭。那时日本飞机常来扔炸弹，警报一响，他的母亲急忙往城墙根下的防空洞跑，跑到半路，返回去怀揣着面团又跑，拌到了，面团掉在地上沾满尘土，拾起来边哭边跑。他奶就劝母亲，他娃不哭，一疙瘩面没有啥，没有他的娃可咋办呢。说的母亲大哭不止。那时，他的母亲常常做针线到半夜，别人屋里的灯都灭了，她把灯捻拨的小小的，还在做活。他的奶奶就在堂屋喊，三儿屋里的睡了，看把他娃累下了。他想，出于嫉妒，大妈二妈也许看着婆婆对母亲格外的关心，会在后院，井边切切私语。他的母亲未必不知道这一切，她的宽厚，仁慈是天生的，总是一声不吭地沉默着，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她压根就不会和什么人比高低。无论大哥、二哥她总是低着头双手捧着碗把饭端在他们面前。母亲说，自从她进了樊家的门，厨房就成了她的岗位，做饭洗碗。一到冬季，一双手常常皴出口子，奶奶就用凡士林给她抹手，攥住母亲的手说，看他娃也不是下苦的手。
　　
　　 八
　　 西安临解放前，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命令贾小侯将兵工厂迁到汉中的西乡，董钊担心工人不走，便给厂里派来一排士兵和几辆美国的大道吉十轮卡车。一道接一道的命令，逼得贾小侯没有办法，一边应付着，一边做厂里技术骨干的工作。父亲找到王济民问怎么办。王济民说要组织工人护厂反对搬迁，要机动灵活地开展工作，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应付着拖延时间，迎接解放军进城。平常父亲在厂里就交接了一些朋友，大家一起商量，坚决反对搬迁，但也不和当局硬碰硬，和他磨时间。在1949年5月接近解放的前几天，装有机器设备的卡车才分批出发。贾小侯给每人发了二十个袁大头和一袋洋面。父亲是最后一批离开，母亲怕出意外，连夜给父亲做了干粮，将那二十个袁大头小心地缝在父亲的裤腰上。
　　 搬迁的汽车出西安往西南进入终南山，沿着“之”字形盘旋迂回的山路，向秦岭深处逶迤前行。山大、坡陡，简易公路坎坷不平，汽车时常要跨越流水的山沟，动不动就熄火，渐渐父亲他们乘的这辆车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临行前，王济民告诉父亲如果有事可以和户县大王中学的同志联系。眼看着天黑了，汽车不能停在山中，这一带是去陕南的交通要道，扼秦岭之咽喉，土匪出没于山林之间，弱肉强食，互相火并，占山为王。因此汽车不能在这里过夜。于是父亲建议退回到户县。当夜十二点，汽车回到了户县大王镇。父亲立即到中学去找人，赶巧遇见执行侦察任务的解放军王团长带领的战士也到了大王镇。父亲将开回户县的这辆军车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带领解放军接管了军车。父亲记的清清楚楚当时是1949年5月19日凌晨四点。第二天，户县宣告解放。西安解放后，机器厂被军管会接收，一野的后勤部方仲如部长亲自到厂里宣布了命令，将工厂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军械修理厂，父亲被军代表任命为厂里的总领班，负责护厂，修理设备，做一些恢复生产的工作。六月下旬扶湄战役全面打响，枪械、炮车、军马挽具大量涌入厂里急需修理。由于主要设备被搬迁，部分工人没有回厂报道，枪械修理遇到困难。于是，父亲在军代表的支持下，动员工人回厂，组织生产，在扶湄战役中完成了修理任务。1950年9月国庆节前几天，父亲接到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制一批新中国国徽。于是父亲连夜加班，指挥制作，改进工艺，终于在国庆节前将国徽制作成功，受到了西北军区和西北局的表彰。由他们制作的国徽在当年的国庆节悬挂在西北各个军队、政府部门的大门前。1950年到1952年父亲先后光荣地两次出席西北军区英模大会，西北野战军后勤部长黎化南、政委杨林亲自向他颁发奖状佩戴奖章。当时由一野政治部编辑的会刊上也刊登了采写父亲先进事迹的文章。抗美援朝中，当时的报纸也刊登了父亲作为技术革新能手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