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那时看病没现在这么贵，但七叔这病没有上千元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按理说，碰到这情况，生产队里是应该扶持一把的，但那时的生产队还真的无能为力。生产队的收入和开支几乎全是非现金结算，公社分配的化肥、农药、柴油等计划物资，都是由我拿着分配的通知到信用社办贷款。队里出售粮、棉等农产品也拿不到现金，都是由粮管所、供销社开转帐支票到信用社。我这个当会计的平时手头只有很少的一点现金用于生产急需。再说，生产队在信用社帐户上也没多少钱，那时一斤稻谷国家的统购价只有八九分钱，一年下来能余下几千元钱给社员分红就不错了，怎么能批到上千元给人看病，莫说是个生产队长，就是大队支书得了这病，也只能听天留命。
　　 七叔病倒后，先由我代理了个把月的队长，后来就从外队里调了个队长过来。七叔就这样在家里耗着。除了头疼，饭量还不小，就是没什么好东西吃。
　　 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春节。七叔有个嫁在上海郊区的侄女专程回来看他，那边的经济条件比这边好得多，说她们村里也有个人得了这种病，后来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里开刀，总共花去一千多元钱，现在已经治好了。听她这一说，家里七凑八凑地借了二百多元钱，准备由侄女儿带他去上海。临走的那天，村里支书又找公社领导批了张条子，让我到信用社借了二百元贷款送到他家。
　　 十多天后，从上海那边传来消息说，七叔已经在上海的一家最大的医院里做过了开颅手术，成功地摘除了肿瘤。还听说手术是采用的针剌麻醉，当时这项技术是我国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一桩发明，据说正在上海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还参观了手术过程。真想不到，他得了这病，还让他见到了大洋彼岸的总统夫人。
　　 后来，没过多少天，七叔和七婶就被他侄女儿送了回来。在他家，我看到了倚靠在床头的七叔，头上裹着绷带，面色还好，就是眼神有点怪怪的，说话也不着边际答非所问，我猜想可能是刚做过手术，大脑思维能力受到影响。听他侄女说，他们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没办法，他侄女儿贴进去五百多元后，又欠下了医院八百多元药费，医院天天催费不肯发药，他们只能逃。
　　 后来，支书关照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送去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片，让他将药费先记在帐上。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半坐半躺在床头吃生胡萝卜。那天他神志挺清醒（听说这些天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告诉我说：“中午吃的粥，你七婶上工前洗了几条胡萝卜放在铺边上让我饿了时吃点儿。”他肠胃里没病，只可惜那时太困难了，饭粥都不周全，哪还谈得上什么营养不营养。第二天，我给了七婶五元钱，七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那年春天，七叔病情突然加重，饮食越来越少，人也像个傻子。没过几天就走了。
　　 那时还不曾实行火葬，我请人将队里的一副旧水车拆下来打了一副薄皮棺材，打发他上了路。送葬的那天，七婶哭得死去活来，大家也陪着她流了许多眼泪。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四十多个春秋，但村里的老人们还常常在一起谈起七叔的那些旧事。都说他是个好人，要是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或许还能多活好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