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舅的家很温暖
　　 其实，宋勋大舅一家待我不薄。虽说不是亲舅，但与我家相互走动得较勤，正像俚语说的：“亲戚不在远近，能常走动才亲。”大舅每年夏天去镇上鸦片组合交大烟干，就住在我们家。因为他抽大烟，总想少交点、多剩点，大烟里掺些假膏子，然后再托门子、送礼去交，交不了就住在我家等机会，转天再托人去交；有时候去找伪职员玩牌，故意输给人家，借以交友。就这样，他在我家一住十天半月是常事，我爹就酒菜待承这位堂内弟。我念私塾所以住大舅家，想必是爹和大舅事先商妥的。
　　 大舅家人很多。他们老两口之外，还有表哥表嫂三个表姐一个表妹两个表弟，共有十口人。我去之前，大表姐刚出嫁。我与表哥表嫂住西屋，余外七人皆住东屋，一铺大炕，齐刷刷一溜人头。不过两个表弟尚小，一个三岁，一个不满一周还在吃奶。表嫂虽然结婚有年，生育两个孩子皆都夭折。表嫂是大舅家最忙碌的人，也是我最同情的人。她那年二十四五岁，个儿不高，圆盘脸儿，不胖不瘦，特能干。一天三顿饭、喂猪、推碾磨面等全是她一个人干。稍有空闲，还为大舅妈抱孩子。我印象中，她总是小碎步走路，忙迭迭的，极快，像一个球满地滚。就这样，还常挨大表哥的打，公婆的辱骂；小姑子们很少帮她。有苦无处诉时，就和我叨叨；我也只能听听。大表哥小她四五岁，那年也就二十岁出头，精力十足又能干。听说他十一岁就会扶犁赶大车，庄稼行里没有他不会干的。白日死受一天，晚上还外出串门子，常是半夜才归。表嫂疑心他有外遇，我想多半是冤枉他。据我所知，晚间他多是在我姥爷家听书、扯闲。表嫂晚间睡不着时，就和我叨叨：你大哥又去××骚娘们家了！我说不会的。她说你太小，啥也不懂……说着说着就蒙头哭泣起来。她睡炕头，我睡炕梢，相隔一丈远，我心痛她，可不知该怎样劝她，不知啥工夫我就睡着了。当大表哥夜半回来时，又常常把我惊醒；可大表哥躺下时，总问一声：二兄弟睡啦吗？我就装着深呼吸不吱声，他（她）俩就“忙动”起来。我弄不懂她俩忙什么？有时“忙”中表嫂审问起大哥，两人就低声争吵，有时还动起手，我仍然装作不知，还故意打起呼噜……
　　 在我眼里，大哥绝对是好大哥，表嫂绝对是好表嫂。大哥很喜欢我，在山里干活时，采回野果或鸟蛋总想着我。我每次回镇子探家，隔山隔河他不放心，总是借个事由陪伴我；他走路很快，我跟不上，他就扯着我慢走；过大河时他就背着我蹚水。路上，常讲他儿时不愿念书，逃学、贪玩，喜欢放牛或跑山、干活，没少挨我大舅的打。表嫂像疼爱亲弟弟一般疼爱我。总嘱咐我用心念书，别想家；正在长身体时，每天三顿饭都要吃好；常替我洗换下的衣服，说我：干干净净才是好学生。冬季日短，山村吃两顿饭，吃晚餐时，也就是下午四时左右，晚饭后要去学堂念两个多小时的“夜书”，大约晚九点我回到暖屋时，火盆里总温着满满一砂锅高粱米豆粥，柜边放着碗筷和一小碟咸菜，砂锅热粥别有香味，吃得我通身暖烘烘的。被褥早被表嫂铺好，当我钻进暖被窝，许久寝沉在“老嫂比母”这句温馨的乡间俚语中。只可惜，这位好表嫂应了人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命”。相隔十七年后的1962年的初春，我作为报社记者路过三道沟，痛获表嫂中年早亡的信息，我悲戚飞泪。她给大表哥留下两个儿子。我去看望了大表哥，他这时才痛心疾首地诉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表嫂。两年后我又一次回家，听说大表哥仍然独身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不过这时他真的有外遇了，村人都理解他，那年他才是三十七岁的汉子啊！他曾捎话说：挺想我的。可我没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至今心中有愧。他如若活到今天，该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二表姐大我两岁，三表姐与我同龄，在乡间都算是小丫头，她俩都尽心关照我。平时我并不觉得她俩对我怎样，一旦先生有事放假，我不上学了，她俩特高兴，总是找个因由陪我逛山。并说：成天念书脑子会累坏的，快出去散心放飞吧！我们就一起上山。仨人都挎个小篮子，有时是钻高粱地摘豆角，有时是沿地碣采野欧粒吃，或攀野坡采摘山梨，跑呀，乐呀，特开心。只是谁想“方便”时，总得跑得远远的，相互看不见，我对此十分不解。一次采山梨，硬是让我去坎塄下小解，我刚解完，晃见一条“大狗”站在沟畔，两眼直愣愣地盯我。我害怕了，岔声岔气地喊叫：狗！狗！狗！二姐三姐赶忙跑来，急喊：别怕！那是狼！野狼！说着，两人一齐猛然跳下沟坎。许是她俩纵身一齐猛跳，吓得那野狼调转头踅坡飞跑，很快消失在山半腰的荆丛中。二姐急忙凑近我身边，安慰我：吓着了吧？没事啦！狼跑远啦！我嗫嚅着说：我，我从小就怕狗。她说：别傻啦，那是狼！狼会咬小孩的！她并告诉我狗和狼的区别。狗常是巻着尾巴，狼总是耷拉着尾巴。狼的毛色也随山变化，夏天多是灰中偏青，秋后多是灰中偏黄。听她这么一说，我好后怕。假如我平时不怕狗，今天一定会去主动亲近那只老狼，后果一定很惨……那夜我真的做起噩梦，又在荒野里碰见那只老狼，可我并没害怕，因为老狼被二姐牵着，三姐骑着，老实的像只大绵羊……
　　
　　 来了马达子
　　 想起两位表姐的好处，不能不说那次庄上来马达子（土匪杆子）。已进农历七月，天亮得特早。睡意蒙眬中，被表嫂喊醒。她急惶惶地说：二兄弟快起！来马达子啦！我禁不住一惊。
　　 马达子是什么我是知道的，但我从没亲眼见过。常听娘说，我就是闹“二虎杆子”那年出生的。“杆子”也是土匪队的别称。那年日本鬼子占领热河，同时也闹起匪患。“二虎”是大土匪头子的字号，他的队伍上千人，竟然攻进隆化县城抢劫大商号。路过我们镇子时，娘生我正“坐月子”。土匪进我家并没抢什么，反倒扔给我家几件从县城抢来的衣服。当我长大后，土匪不再进大村镇，只在山沟小庄活动，他们不打鬼子，串山沟只为抢钱、抢大烟，鬼子也就不想消灭土匪。据说，我姥爷和二舅曾想联络一干土匪打鬼子，终没做成。现在马达子进庄，我虽吃惊，但并不怎么害怕。我边穿衣边四下张望，问表嫂：马达子在哪儿？表嫂说：这还用问？她抬手一指：南山后山全有持枪站岗的！我扒窗缝一看，南山最顶峰一丛枫窠旁，果然有个背着枪的便衣，似动不动地晃身。我又问表嫂：饭做好了吗？我吃点，好去上学。表嫂站在柜旁不动身：上啥学呀！一来“杆子”，先生就不敢开学房门了，他怕……我急问：他怕什么？表嫂说：怕担干系呗！万一谁家的孩子在学堂被“杆子”绑了票，家长得找他赎人。我们正说着，大表哥慌慌张张地进屋，说他本来扛锄去耪地，土匪在“部落”大门站上岗，许进不许出，下地干活也不准！一定是怕走漏风声。大表哥还说，部落警察的两条枪也让土匪扛走了；听说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怕土匪给裹走。他也想找地方躲一躲。他刚一出门，又回过头说：对了，西院四奶奶家住土匪啦，四奶奶让你过去帮她做饭；你可要长点心眼儿。
　　 大哥、大嫂走后，西屋里静得瘆人。我知道，这时东屋里也只有二姐、三姐。大舅前天去了我们镇子，还没回来；大舅妈和四妹并两个小弟去了梁西娘家。二姐、三姐听说来了马达子，急霍霍地跑过来。我问：咱咋办？二姐说：不怕的。她嘴说不怕，却去灶坑里抓一把草木灰涂了脸，随手又用沾满灰的手，把二姐我们俩的脸也给涂了。然后她又回东屋找来破旧衣服，让我俩换。我一看，衣褂很破，还都是有花的，真不想换。二姐说：不换可不行，就凭你这衣着，土匪兴许把你当成财主秧子给绑了票，我家可没法向大姑父（指我爹）交差！她说着，就动手强行把我的上衣给换了。
　　 亏得二表姐好心。那早我们仨刚吃过饭，就听得院门外有杂乱的脚步声。二姐说声不好，用力把我推上炕，又拉开被子给我盖上，并在我头顶上挡个枕头，让我阖上眼装睡。土匪们很快闯进屋，见东屋没有人，就扑奔西屋来。我眯斜着眼一瞄，至少有三个，都挎着大枪。为首的一个先问：大人们哪去啦？二姐、三姐齐声答：去西院给你们做饭去啦！许是她俩同声回答，匪头没再追问，转而指着我：他咋啦？二姐答：我老妹病啦，闹伤寒症哩！土匪们没有再问什么，立马转身又去了东屋，揭柜盖、翻桌橱，也没翻出值钱东西或大烟。“晦气！破大家！”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事后我才听说，那天土匪真的绑走两个学生。一个是刘甲长家的二小子；一个是东头李春家的大孙子。半个多月后，才托人花上百两大烟土赎了回来，险些被撕票。大舅、大舅妈回来后听说此事，都夸二表姐机灵。
　　
　　 欢乐，抱憾与思念
　　 马达子在三道沟只住两天一夜，第二天深夜就撤岗溜走了。他们抢走了部落警察两条枪的事，镇警察署肯定知道，据说他们当时很犯难，既不敢派警察去追赶马达子，又不想向县警务科报告，可就在这两难之时，警察署忽然得到新情报，说我姥爷与“土杆子”有过勾连，决定缉拿我姥爷，并以此上报“匪情”。可老天爷护佑了大好人我姥爷：警察的日本爹突然宣布投降了！
　　 信息是去镇上交大烟干的人带回来的，开头谁都不相信，很快又被从县城回来的人证实了，说满大街贴大标语，欢庆祖国光复。小山沟也立时沸腾起来。我二舅去东庙找来锣鼓和大鏊钵，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边敲边喊嚷：日本投降了！小鬼子完蛋了！满洲国垮台了！他这一喊，在家的女人、孩子们也都跑了出来，有的孩子跳着高呼喊。人们议论国事再也不是晚间扎在姥爷家的小屋里，偷偷摸摸的；而是站在庄街上或街中心的墙弯处，大呼小叫的，争说自己听得的最新信息。有人说东川过老毛子（即苏联红军）了，缕缕行行的不断线，已经进占隆化县城。欠大烟干、欠荷粮、欠税捐的都不用交了！转天，又有人从我们镇子回来说，咱西川过的是蒙古骑兵，进镇子里的百姓家都不下马，在镇街外扎帐篷，烧啃牛羊肉，带着血丝就吃；最诱人的信息是，在镇子、在县城，人们开始抢荷粮仓库、抢“大满号”（大满鸦片组合的简称）。苏军和蒙古军都不管，他们抱着大枪，坐在房顶上瞧热闹，见人们提着铁桶，为夺抢大烟打架，他们就拍着巴掌狂笑。有的满洲军和警察，竟然持枪抢劫，一再将人们抢到手的大烟劫下。还有的人怕别人半道抢劫，就只身跳进大烟缸里，蘸滚得满衣裤全是大烟浆，回到家再剐洗。我还听得，在我们镇子，就在我们家后院荣家，日伪的一座粮库，正好连着荣家的房墙，就在一伙人闯进粮仓抢粮时，老荣头急中生智，竟然把那隔壁墙凿开，官粮便自动流入他家的屋里。
　　 听得镇子里这么热闹，我特想回家亲眼看看；可是，正赶上连雨天，半个月不开晴，几乎天天下雨，那雨时大时小，下得壕满沟流，镇边的大河涨水，浊浪超过半房高，姥爷舅舅们谁也不敢放我回家。可我心急火燎，总想看看蒙古兵啥模样，人们抢粮、抢大烟的红火热闹。我走不成，每天抱憾地叹息：嗨，这么热闹的日子，真该亲眼见识见识。家里的人咋样了？镇子里的洋学堂咋样了？同学们都在干啥？他们一定都很开心；我却猫在深山沟里，啥也见不到、听不到？闷死了；不过，鬼子一跑，再也不怕上边查私学的了，我们念私塾合情合理合法，更敢放声朗读了。还有，每晚都有外地传闻，听得很有趣，很开心。譬如，以往钻山沟的土八路，如今进了县城维持秩序，身穿便衣的县长，蹲在墙根下断案子（许是夸张？），让百姓们称他“同志”。我听着很新鲜，津津有味。不久又传来城镇都在搞“情算复仇”，斗争汉奸，枪毙伪警察署长……
　　 开开心心的雨季过去，很快凉风徐徐，秋天来了。早熟的庄稼开镰收割。群山也开始变颜变貌，那原本青一色的灌木葱茏的岭坡，渐渐隐现出点点、片片的红黄橙绿，表嫂叫它虎皮色。这时刻，我不知为啥，最怕仰望窗外看南山，跟随先生吟唱《千家诗》；尤其那些“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不知咋的，我一碰到“孤舟”、“孤帆”、“孤客”等词句，就悲戚自己只身在外的孤单，想念镇上自己的家，想念妈妈，想念哥哥姐姐和同学们，有时从学房回到舅舅家还闷闷不乐。表嫂见状，就打趣地奚落我：小小子，坐门墩，皱着眉头想媳妇……我就更不给她好脸子看。
　　 随着天气变冷，学房里没有炉火，我就想：该放学生回家了；可先生又放出话儿：私塾学堂都要念冬书。冬天念书，首先要有暖和的屋子。先生的办法就是带领学生们上山，搜寻干柴和刨木头疙瘩。上山，是学生们最高兴的事，就像放出笼的鸟儿，撒欢的小狗。尤其那几个脑子笨、念书吃力的学生，跑山、拾干柴、刨疙瘩特显本事，也肯卖力。他们带的筐篓大，拾得干柴、刨疙瘩也多，有些半裸露的疙瘩，他们都下猛劲拽了出来，尽显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也博得了先生的赞许。大家连干两个白天，院子里就堆起了疙瘩山。先生找来两个铁火盆，由学生轮值拢火取暖。可我们万没想到，有不少干柴、疙瘩是朽木，光冒烟不起火苗，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呛得学生连声咳嗽眼流泪，根本读不了书。这时，先生只得将门窗打开，烟虽然腾上半空，也同时放走热气，屋子照样冰冷，冻得手脚麻木。我就在手脚冻伤的状况下，读完《孟子》的《万章》篇。这时，已进入腊月，学房里更冷了，老师还不放假，又让我读起《农用杂志》与《尺牍》，并且亲慈地对我说：看你爹的口气，过了年不会再让你来了，读读这些杂书，过农家日子都用得着。当然，他也不再提“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话。尽管杂书上面全是“锄镰镐杖，碾磨豆房，木锨板斧，汤匙瓢盆”等农家常用字，以及《尺牍》上那一篇篇很实用的书札范文，我深感冯先生的好意，这也是父母对我所希冀的：“识点庄稼字，记个工夫帐”；可我的心已经不在书上了，因为每天总能听到庄人杀年猪的嚎叫声，我读书时老想，我家也该杀年猪、淘黄米、做豆腐了……就这样，离年还有半个月，我就离开了三道沟。
　　 如果说，伪满初小四年是我的正式学历，那么，在三道沟读的半年私塾，该算我少年外出的“留学”生涯。不过后来我时常回味：我在三道沟所学到的不完全是孔孟之道以及之乎者也矣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