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有福看我很长时间，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他们演说。他不知道我内心的思索，不知道我内心正矛盾着呢。他可能认为我是理屈词穷，更是来劲了。他不但盛气凌人，大呼小叫地和我吵闹。而且，有几次气冲冲地窜到我面前，封住我的衣领，要我立即表态。“你是谁啊？”我心里犯嘀咕。我在帮你处理事情，你怎敢这样无礼对待我。如果用武力能够长期占有财富，那么毛泽东主席又怎么会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呢？看来这件事情，只能按照常规的思路来处理了。我平时是不抽烟的。此时，我抽出一支香烟，点燃，抽了几口，平静地对李律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我们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不要脱离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来讲话。否则，我们就会误导不明事理的人。有时，荒唐的事情，就是这样搞笑出来的。李律师，你身为律师，你不能误导甄有福同志。莉香苑是2012年年底竣工的工程，按照当时的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劳务班组是属于劳务公司管理的。要理论，你们应该去找劳务公司理论。因为近几年，主管部门又有新的规定，甄有福又是我的老乡，而且又是工人工资。所以，我们才出面帮助甄有福，协调他的讨薪工作。”
　　 他的鲁莽行动，使我终于决定了放弃感情思维，必须牢固树立法制观念。澎湃的感情，代替不了法律的冷静。我必须要用冷静的法律，代替热血的情感。否则，后果很可能不是我善意筹谋的意愿。正当我即将要做出决断性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听见我办公室内嘈杂的声音，不像是在正常交流工作的气氛，就走了进来。我们的董事长了解了情况后，他请甄有福和李律师在我的办公室里等一会。
　　 董事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恨恨地批评我一顿。他要求我从企业的战略高度从发，从关爱农民工的感情出发，从企业的社会责任出发，来处理甄有福农民工工资投诉的事情。法律是冰冷的，我们不能用冰冷的法律代替我们的情感世界。无辜的工人兄弟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拿不到他们应有的所得。如果张有田真的失踪了，即使是要我们公司垫付，我们也要处理好这件事。他指示我：将甄有福的相关资料收下来，认真核实处理。回到办公室，我收下甄有福的投诉材料。甄有福的律师要求我签署收条，约定处理日期。我请公司的法律咨询室办理此事。甄有福兴高彩烈，满意而归了。
　　 说来事巧，甄有福的李律师和我们公司法律咨询室的王律师是大学同学。于是，王律师请李律师将甄有福的二十万元的人工工资情况给予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用律师函件发给我们公司。两周后，律师函快递过来，张有田确实欠甄有福二十万元工资款。但是，该笔工人工资不是莉香苑项目所欠，而是其它项目所欠。鉴于甄有福隐瞒事实真相，具有欺骗行为，李律师已与甄有福解聘聘用合同。
　　 甄有福更换资料的情况不胫而走。以讹传讹，甄有福到我们公司投诉成功的消息，引发了张有田的非分之想，于其这样东躲西藏，还不如将祸水引向公司。于是，他昧着良心，编造一些谎言，一下子打了有十几张欠条，总额有三百二十七万元。张有田的这些债主，拿到了这样的欠条，如获至宝，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拿着张有田打的欠条，满脑子装着张有田给他们灌输的一套谎言，浩浩荡荡地跑到公司来了。
　　 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公司的办公楼前庭，忽然来了许多不速之客。公司办公室的主任做了简要的接待记录，获知都是莉香苑项目部的班组长，社会上称之为小老板，他们投诉张有田拖欠农民工工资，要求公司必须立即垫付。办公室主任不敢怠慢，立即向董事长作了汇报。董事长请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要我即刻到他办公室去。董事长说：莉香苑的事情，你了解的比其他员工略微多一点，你来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情，你全权处理，不要事事汇报，确实把握不住的，我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既然，董事长安排我来接待这些前来公司投诉的小老板。我只得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赋，早已灌输进我的血液里。
　　 我的办公室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于是，我请他们到会议室就坐。我首先询问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逐一座谈。凡是现实发生的事情，都有合理的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拖到今天才来投诉。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公司必须要先行垫付。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条文为准绳。一切胡搅蛮缠，都不会有结果的。
　　 这些小老板，个个神通广大。没有上天潜海的本事，他们又怎么能带领百把几十号工人呢？他们眼看在公司翻江倒海也弄不出几个浪花来。于是，他们就到区信访办、农民工维权中心，上访，维权，到市信访办和农民工维权中心，上访，维权。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宗旨。市信访办立即组织一个阵容庞大的大接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政府的领导，区政府的领导，市建委的领导，以及市区级的信访办和维权中心的领导。
　　 会议首先由甄有福代表这批上访讨薪的小老板发言，他说：我们是莉香苑项目部的工人，我们没有拿到全额的工资，现在张有田失踪了，我们强烈要求公司给我们垫付。这是我们工人的血汗钱，我们恳请领导为我们做主。主持会议的市信访办领导说：公司代表有话说吗？
　　 我举手要求发言。得到了领导点头允许后，我做了发言：“各位领导好，各位老板们好。我们今天走到这里来，邀请各位领导来给我们协调工资问题，我感到惭愧，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因为，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员工，哪怕在我们的工地上只工作一天，他们没拿到工资，我都必须对他们的负责。这是社会赋予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公司赋予我们每个在岗位上工作员工的职责，我珍惜我的岗位，我以我的工作回报社会，我以我的工作感谢公司领导对我的信赖。”
　　 这些老板们不耐烦地说：“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就讲怎么处理吧。”我说：“你们发言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发言的时候，也请你们也要尊重我，不要打断我的发言。”主持会议的领导重申了会议纪律。
　　 我继续说：“莉香苑工程是2012年就竣工结束了。在竣工的前夕，你们是直接与张有田老板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的，在那个年代，劳务班组是归劳务公司管理的，总承包公司只管理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进度，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工程施工结束后，我们公司和建设单位多次催促张有田进行工程决算。张有田不但不及时与建设单位进行决算审计，而且，将建设单位的善意当成软弱可欺，多次利用九月一日和春节前夕这样的时间节点，利用工人师傅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讨要工资的迫切心情，组织不明真象的工人，围攻建设单位的办公人员，造成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无法正常办公。建设单位的领导与我们联系，要求我们把工人带回去。我们公司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营造春节的和谐气氛，我们企业承担了应负的社会责任，我们公司先后分两次做出了牺牲和奉献，一次垫付两百万元，另一次，垫付一百四十万元。每次垫付，张有田都承诺，保证不再拖欠农民工一分钱。这次接访，来的老板们总共又带来有几十万元的欠条。实际上，这一次，张有田累计打来的欠条，多达三百二十七万元。如果我们将这三百二十七万元处理了，后面的情况，有可能更复杂。今天，建设单位的领导也在场，这一点，他们是可以给予证明的。2014年审计部门将工程审计定案表，下发给了张有田和我们公司。张有田实际上从公司多借支一百八十四万元。这里有张有田与我们公司财务处的对账单。对账单上，有张有田的签字。还有我们公司与建设单位财务处盖有公章的对账单。”
　　 此时此刻，我叙述完每一件事情，我都及时出示相应的文件或证明材料。
　　 “同时，在两年的施工过程中，你们中间没有一个老板，到公司来投诉张有田拖欠你们工资，也没有一个老板到区级以上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去投诉。现在你们拿着张有田打给你们的欠条，盖上张有田声称早已丢失的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要求公司支付你们工资。如果这样的欠条都可以作为支付凭证，要求我们公司垫付，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何以能称得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又怎么能保证我们的企业能够健康地发展呢？”
　　 “现在是2017年啊，2012年就竣工的工程，你们现在说是来讨薪，上帝也不会相信的，反正我不信。我看，只有我们这样的公司，才会善意地接待你们，只有我这样的人，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们，解释事实真象，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同志们，你们拿着张有田打给你们的欠条，来找公司要钱，你们扪心自问，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着张有田打的欠条，到公司来要钱，公司都照单支付，试问，我今天还会在这里接待你们吗？回答是不会的。因为那样的话，企业早就破产了。你们这样的要求，领导不会同意，我们企业上千名工人也均不会答应。”
　　 “现在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有法可依的。各位老板们，如果你们认为我讲的话有问题，你们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们。我们将服从法院的公正公平的裁决。然而，我们决不允许个别人用扰乱社会秩序的方式，来恶意讨薪，我们坚决不接受，卑鄙者使用卑鄙的伎俩，来达到卑鄙目的。那样，社会就没有正义，人们的经济利益就与正义和道德相割裂。破坏法制社会的秩序，也能变成一种盈利的手段，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社会？那些游手好闲专业的讨薪人员游荡在社会上，不断滋扰我们大家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所不愿看到的吧？”
　　 会议经过大约四十分钟的辩答，做出了公平公正的决议，主张了正义，杜绝了一切不合理的诉求。会议散了，甄有福低着头，走了。时间是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一个熟人，会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恩人变成路人。我望着甄有福的背影，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了。
　　 我看着马路两旁的茫茫人海，和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在灿烂的阳光下，虽然大家都显得匆匆忙忙，可是，依然是秩序井然地在各自的道路上行走。
　　 法治社会，我们绝不能让卑鄙的行为，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公正和合法收益，才能不被玷污。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有安祥、和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