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生，二回熟，生意做得是个熟客。从这以后，修车人所用的配件都从我这里拿。虽然是赊，但修车人的信誉还好。每次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钱送过来。而我轻轻用笔把他的名字划掉。我不知他的姓名，也懒得问，只用“老红帽”三个字代替。闲得慌，看账单，想到红帽子下，花白的头发，浑身油污，连几十块的本钱都没有，不由得感叹人活得艰难。
　　 从别的修车人嘴里，我也知道点老人的事。老人修车的手艺好，可脾气不好，所以也留不住老主顾。可想那里有余钱进配件。我就问，那他的退休金那去了？问的人烦了，谁知道？你去问老杨头。我知道，老人姓杨。
　　 以后，我叫老人杨师傅，老人乐呵呵地应。脸色因了酒精，赤红赤红的。老人高兴了，就要收我做徒弟。他说，别看不上修车的。修车也是有艺的。修车人大小也算是手艺人。在我们这，有手艺的人，是让人高看一等的。老人说，家有万贯，不如怀揣一技。我婉转地告诉老人，我一个女人家，学修车手腕上没劲儿，拧不动螺丝，还是教我爱人吧。
　　 老人当了真，有空就找爱人钳子扳子地比划。爱人总是找借口走开了。剩下老人一个儿表演给我看。老人可以在内胎的两块补丁上，再补上第三块，且绝不漏气。我看着他那个补带法，心说，一条内胎照这样补下去，我一年也卖不出几条。老人最拿手的活儿是整圏，就是把自行车的辐条用特制的花扳，拧好，一根根都吃上劲儿，这样车子骑起来才又快又省劲儿。辐条有八种编法，老人手把手地教我，可惜我不是个好徒弟。
　　 别的修车人，对旧零件能不修就不修。换新的配件多好，又好看，又省事，还能多挣钱。杨师傅却硬要显摆他的手艺。总要叮叮当当地修半天，完了，还不落好。人家认为他是使懒糊弄人哩。他就和人家吵，吵来吵去，顾客更少。挣的钱也少，一颗剥尽皮肉的羊头骨架，就是一顿下酒菜。
　　 羊头骨架上没肉可里面有羊脑子，用一柄小锤开个小口子，抠着吃。我中午回家时，常看见老人巴叉着两腿坐在地上，裤裆里夹颗白茬羊头，一口羊脑子，一口酒，吃得一脸油汗。
　　 老人看到我，折了两根树枝递过来，让吃口羊脑子尝个鲜。有点下不了嘴，又不想驳了老人的面子，只好挟了一点点。粉粉的，有点面，像豆腐，只是膻。香吧！老人嘿嘿地笑着，又递过酒。喝一口，顿时满眼的泪。
　　 再见老人时，有些不好意思，可关系近了许多。我叫他“叔”，老人叫我“女子”。
　　 叔说，女子，瘦了。是不是女婿欺负你，叔给你骂骂他。一副娘家人给闺女出头做主的架式。我笑着说，那有呢！好着哩！
　　 端午在矿上也算个节，小点。包粽子，缠五色线，叠平安符，用红纸剪避邪的公鸡，在门头上插艾草……我一样样地做，想着以前家里就是这么过的。粽子熟了，漏米漏枣的多，我挑了些好看的给老人送去。
　　 我说，叔，尝尝我包的粽子。丑了点，别笑话。叔接过来，香甜地吃，露出缺了一齿的门牙。叔说，我包得粽子和他老伴包得一个味儿。这是叔第一次和我说他的家里人。
　　 这一带死人出殡时，有走街的风俗。走街多在晚上，白衣白衫的孝子们一人挑着一油碗，排着长长的队，绕着街走。油灯在夜色中，飘来飘去的动，有些鬼气。走街的队伍越长，越说明死者有福气。儿孙满堂嘛。在走街的队伍前面，常雇一丑角，供人开心。丑角化一脸的艳妆，妖妖艳艳地扭。叔常去扮别人的孝子，把灯盏扭得像天上散开的烟花。扮孝子给钱，一次五十、一百不等。
　　 小店不赔不挣的开了几年，心劲散了，想关门。告诉叔。可叔要把所有的剩货都留下。叔说，他现在有钱，他的工资本要回来了。原来，叔为给老伴看病，拉下了十几万的饥荒。老伴死后，叔把工资本抵出去还债。
　　 叔总说，我帮过他，是他的恩人。
　　 谁是谁的恩人呢？
　　
　　 四、酒瓶
　　 国家的大气候，九八年矿上也开始喊“下岗”这个口号，先是辞退了到期的农协工，后是清退集体工。我是集体工，自然也是清退的对象。
　　 从上了八年班的单位出来，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感觉，倒是觉得这下有时间能和孩子呆在一起了。孩子一岁多，还在吃奶。以前上班，饥一顿饱一顿，吊了孩子的奶，一直瘦瘦弱弱的。现在在家守着孩子，奶水也足，一个月的时间就吃得白白胖胖的。
　　 不上班，空闲的时间多，我把家里的角角落落好好收拾一遍。没用的纸箱子，鞋盒子，旧书，旧报纸，都清理出来，堆得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喊住楼下一个推着自行车收废品的。告诉他，家里有小孩子，不方便下去，让他自己上来拿。不一会儿。楼道里唱歌一样地响起，“酒瓶――换钱”的吆喝声。有韵有味儿，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在唱民间小调。我把东西放在楼道，大大咧咧地说，都是没用的东西，放着白占地方，给几个算几个。我们平时都这样卖废品，让人家估摸着给，给多给少都不会说什么。反正也是要扔的东西。
　　 谁知他很认真，拿着秤，一斤一两地秤那些箱子书纸。边提着秤边说，你看你看，平秤，秤砣耷拉着，我从不占人的便宜。那人笨手笨脚的，秤砣掉下来砸了大脚趾，他捂着脚转圈子。我想笑但忍住了。我说，又不是黄金，秤那么细干嘛？他红着脸说，啥行当都有个规矩。我不糊弄人。我注意到他里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衫，这种粉衬衫在我们当地只有结婚时才穿。也穿不了几天，过了喜日子脱下来压箱底。我猜他可能刚结婚不久。
　　 大概是没做过买卖，要不就是不习惯和女人说话，他和我说话时，一直低着头，脸红得像是西红柿。平日里见惯了单位里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这么木讷的人还真是少有。
　　 那个人下楼时又回过头对我重复地说，真的，我从不糊弄人。
　　 家里整理完了，隔天我又整理楼道。住楼房的人家，没地方放杂物，有了闲杂东西都存在楼道的角落里。大家工作也忙，也懒，时间一长，转身都困难。我把楼道清扫出来，酒瓶子，破纸箱子，废塑料堆放在一起等那个用民间小调吆喝的收废品人。他的吆喝声有特点，隔着几幢楼都能听出来。
　　 啤酒瓶二毛，纸箱子一斤三毛，书纸报纸贵点四毛。他带着一个粉笔头，称一秤记一个数，最后蹲在地上加减乘除地算。算完，一定要让你看对不对？你点了头，他才把那些粉笔字擦掉。他不收白酒瓶，说是二分钱一个，一个挣五厘，不值得跑着受累。但他会帮你把不要的东西丢进垃圾桶，并把楼道清理利落。
　　 熟惯了我知道他也是矿上的下岗工人，只是他是农协工。家里穷，三十多岁了还说不上媳妇，就顶了别人的名字出来下井挣钱，本来想着能长久当一个体面的工人。谁知刚结婚就下岗。她媳妇当初就是奔他这个工人身份来的，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自然不甘心和他好好过。两个人隔三差五地打架。有时我看到他脸上刚刚结痂的伤痕，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让他把那些废品都拿走，但他总是很认真地一毛二毛数给我。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姓名，只是喊他收酒瓶的，小区里所有人的都喊他“酒瓶”。他听到喊，笑哈哈地推着车子来到楼下，然后背着一个破蛇皮袋子，手腕上挂着秤，一层楼，一层楼地喊着，酒瓶――换钱。
　　 第二年春，楼下又响起他的锅盔――糖饼声。想来收废品的生意不好，他不得不又开发了第二产业。我抱着孩子下楼买他的锅盔，他看到了说，在楼上喊一声，他给送上去。我说，我家在六楼，太高。他说，他每天不知要爬多少个六楼，习惯了。
　　 他早上卖锅盔，上下午收废品。
　　 后来，我的孩子可以自己攥着钱买锅盔了。虽然他一听到喊，就上楼来，可我总是让孩子下楼去迎他。这时他也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孩子长得快，很多衣服穿过几回就小了。有一回，我问他，要不要小孩子的旧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一转身就离开了。我明白我伤了他作父亲的尊严，他无论怎么受苦受累，也不会委屈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我把衣服装进干净的袋子里，放在垃圾桶的旁边，等那些需要的人拿走，捡和要在人的心里承受上是不同的。
　　 矿上来了一帮河南人，他们几乎把收废品都垄断了，他们有自己的专车，有固定的收购点，价钱也给得高。
　　 我在楼道里攒了很多东西，邻居都有意见了，他也没来。
　　 听说他去内蒙下小煤窑，我才处理掉那些破烂。
　　 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三年后，窑主给了三十万的卖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