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节又快来了，对于回家，这大概成了我唯一的理由。父亲去世已有五年，我一直未曾为祭奠父亲写过一言半语，我觉得父亲是一本书，而非是一篇文章。在父亲生前，我曾写过一部书名为《陈荣桂与陈永贵》。
　　 陈荣桂即是我父亲。
　　 此书出版后当地引起了热议，说陈荣桂怎么能给陈永贵比呢？人家陈永贵是一国总理，陈荣桂算老几呀？
　　 是的，从这点上讲，父亲确实算不上老几，我让父亲高攀了，也让陈永贵屈尊了，让“二陈”都受了委屈。大寨一些书贩子，因为陈荣桂的名字在前陈永贵在后而不敢销售了。更有一些人在昔阳不敢公开看，但却通过各种关系前来索书满足好奇心理。也有一大批老干部看了此书之后痛哭流涕，长期积怨消除了，病好了，精神爽了，说死也瞑目了。这本书真正说出了真相，给他们平反了。
　　 也有人说陈永贵活着被人利用了，死去仍被人利用了，又让陈荣桂利用了一把。
　　 其实“利用”二字放在父亲身上纯属冤枉，父亲一生不知“利用”的妙处，所以他一生靠边。到了晚年也就不可能突发虚荣，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一个与死亡对抗过的人，虚荣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堆废墟！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维护当初扛抢革命最终要抵达的目的。不过，父亲一生被冤屈所统治，这么一点小冤，伤不了他毫毛一根，如果有“利用”之嫌，那就是作者，他的女儿我了。写这部书也不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只相信党组织为他平反，从没有企图让人为他著书立说，他脑壳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严格来说“二陈”一书不是传记，而是对昔阳政坛的是是非非作一表证。因为昔阳出了大寨，同时学大寨与反大寨成了两派的分水岭，父亲被打成是反大寨一派，而父亲从1957年回到昔阳任组织部副部长，当时陈永贵还是在县里集中培养的农业典型，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父亲第一次奉命下乡考察工作还就是到了大寨。
　　 第一次见陈永贵，陈永贵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是国家的功臣，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咱们的今天。”那时昔阳干部除去办理公务，每年下乡劳动288天，当时陈永贵很欣赏父亲犁地的技术，为此有过交流，关系因此接近。
　　 “二陈”一名，在当地谓之“对点”，据说当时在县里开会点陈荣桂的名陈永贵应声，点陈永贵陈荣桂应声，彼此闹了不少笑话，成了不同场合的娱乐节目。大家开玩笑时，称父亲是功臣，称陈永贵是劳模，初始感情很融洽，可不久就成了“政敌”，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后来到底怎么反了大寨，而此罪名连父亲也莫名其妙。
　　 如果为父写传，我认为父亲最该书写的不是建国后，而是建国前，父亲参加了“刘邓”大军，经历了抗日、解放、援朝三大战争，每次讲述他亡失的战友都会痛不欲生，但他一生最为骄傲的是身经百战身体没穿过一颗子弹，没留一个弹眼，他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自己的亲人，并娶妻生子。他说，比起一片一片死去的战友，他知足了，所以，在此后的冤屈，仕途的起落，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对父亲都不起任何发酵作用。
　　
　　 二
　　 写此书的起源，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我的小说责任编辑李恩清先生，对大寨颇感兴趣，他在问起大寨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父与陈永贵之间的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他的“商人嘴脸”立即暴露，说《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个县两个相似的名字，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定是本畅销书。然后又听我说父亲当时被打成是反“大寨黑帮之一”，他就拍案叫绝，然后一锤定音。这位老兄决定了此事像个催命鬼，一天数次电话敲定这件事，我只好答应他先采访，看有无要写作的冲动，然后再说。
　　 结果采访我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平淡如水，把过去的一切都归为时代的产物，好像把他被打成“反大寨黑帮”不是冤屈，而是一段政治经历，是一个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错，是非终究会分清。这是父亲的信念！虽然牺牲了一生的仕途，但足以让他欣慰的是在他有生之年随愿讨回了公正的说法。在父亲这里，我并未找到写作的冲动，但我知道了父亲成为“黑帮”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十月事件”发生后，他是专案组长，奠定了他以后必须是“黑帮”的根由。其本质上父亲没有汇入帮派体系当中去，因为他是从部队回归的干部，根本就是局外人，并且坚持“五湖四海”。
　　 而真正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在我寻访当时“十月事件”专案组副组长，文化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张肇荣所产生的，他曾是昔阳中学的书纪。当时找到张老先生，他问清我是陈荣桂的女儿，知道我来要干什么，一条出了名的硬汉子，竟是失声痛哭！我被怔住了！看着他抽搐的身体努力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又很困难，我耐心地等待他稳定了情绪，他说：“你父亲是个正直人公道人，我们外县人在昔阳受气，全凭你父亲为我们说话，到后来，不是他我早没命了……”
　　 后来我又走访一位“十月事件”之后，新领导班子成员马玉龙先生，他曾是昔阳县组织部部长，他说：“我们到昔阳工作后了解到你的父亲，他所坚持的观点不仅正当，而且正确！他是个坚持真理的人，咬住真理不松口的硬骨头干部……”
　　 我的眼泪倏然而出，并对父亲肃然起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老实少言的人，他不通世情，做事简捷干练，什么问题在他手经过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在战场上是个带头踩地雷的人，在政界是个被人算计的角色，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在他的同事心里有着至高的声誉。是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人情低头，为权力低头，为金钱低头，然而，又有多少人为真理低头的呢？
　　
　　 三
　　 昔阳“十月事件”的来历，起先是本县干部排斥外县干部，到后来闹不团结，搞团团伙伙，当时父亲也是本县人“团结”的对象，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却认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外县人到本县来搞工作，不应该排斥，应该与本县人一视同仁才对。
　　 就因此观点，父亲成了“异己分子”。
　　 不团结问题搞到登峰造极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在昔阳县召开第五届党代会上，一部分人串通好为县委书记（外县人）抹灰灰脸，让他自动退出昔阳政坛，把外县人及异己分子（包括父亲）踢出领导班子，选上“自己人”。会议的一切章程打乱，开的全是小会。陈永贵当时很茫然，说：“天遭灾、家遭灾、开会也遭灾。”刚从洪涝灾害中拔出腿来，不团结问题又泛滥成灾，言明陈永贵不仅没有参与此次活动，而且对拉帮结伙充满反感情绪，与父亲的观点是一致的。
　　 地委特派员觉得不对劲儿，通报了上级，引起了关注，为此，1964年9月间，省、地委掌握了昔阳县宗派活动的情况，十月间“四清”运动试点放在昔阳，八千“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的村村寨寨。对昔阳“宗派活动”省、地、县三级机构建立了专案小组，这次事件在1964年10月进行，因此就叫“十月事件”。上级经过一个一个调查取证，搞清父亲一贯作风正派，从不隐瞒观点，对同志坚持“五湖四海”的观点，不仅不是团伙成员，而且还是原定县委委员被阴谋串通成候补委员，是这次阴谋活动的受害者，因此被上级定为“十月事件”县级专案组组长。
　　 这次事件在定性时，有人认为是反党集团，有人认为是反党性宗派活动。上级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说反党集团帽子太大，反党分子也不成立，实质是本县与外县干部之争。他认为是，本位主义或是宗派主义。经过再三酝酿，专案组认为：背着党搞非组织活动，拉拢分散选票，破坏组织纪律，具有反党性质，最后三级综合定为：“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
　　 搞宗派的干部没受到处分，只疏散到各县任职。
　　 昔阳县重新建立领导班子时，父亲任财贸部长职务。
　　 这个时候陈永贵从省劳模，通过1963年洪劳灾害自建家园，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之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盛行二十余载，于是大寨村成了小“中南海”，大寨路成了小“长安街”，大寨人成了至高无上的公民。
　　 而父亲成为“反大寨黑帮”，是文化革命初始，政坛大乱，那些疏散到外县的宗派成员从各方回来，为“十月事件”翻案，说“十月事件”是迫害革命干部的事件，而且他们自己把自己从“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提升成“反党分子”，更显得苦大仇深。要想翻案，先得夺权，夺权者必须是革命者，怎样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呢？在昔阳只有争取到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才最能证明自己是革命派。
　　 在这之前陈永贵和外县来的两任县委书记关系甚好。第一任县委书记张润怀，是承接了张怀英手里的省级“劳模”，把陈永贵推上全国劳模的功臣，第二任县委书记是原耀先，又把大寨进一步巩固成全国的典范，但宗派成员回到昔阳一夜之间改变了陈永贵的态度。昔阳的政权被当年的“宗派”夺了权，宗派们也就成了扶植大寨的功臣，苦心扶植大寨的两任县委书记都被打倒，原耀先一夜之间“跳楼”，谓之畏罪自杀！张润怀已调外工作，不仅被打倒，而且从外边揪回来成了反大寨的黑帮，而父亲这个“十月事件”专案组组长，理所当然成了反大寨黑帮。
　　 宗派分子们开始苦心争取父亲“反正”，只要把父亲反正过来控制住，他们就万事大吉，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只知立正稍息，不知见风转舵，如果父亲顺杆爬过去，“承认”自己当年的“迫害”行为，也许仕途是另一番景象，然而，是非分明是他内心的最高原则，因此在“走资”们“洗澡”时，多数人很快洗干净站到了“革命”的阵容里，而父亲却怎么也洗不干净，父亲成了硬牌走资派、反大寨分子、迫害革命干部的黑帮。
　　
　　 四
　　 但在“文革”揪斗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原因就在于名字的妙处，感谢祖上有灵，起了个与陈永贵同音不同字的名字，造反派起先没意识到，肆无忌惮地喊：“打倒陈荣桂！”满城街的人都以为陈永贵被打倒了。一传十，十传百，以至外地前来参观大寨团也引起哗然！造反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父亲就只有被关押陪斗的份，不准喊口号，如单独批斗时，只能举拳，不能出声，因搞不出气氛，只好作罢。父亲每天“面壁思过”，接四五根烟点着，仰头盯着天花板，沉默连着沉默！烟圈丝丝缕缕弥漫了一室，把当时的专政对象们羡慕死了，说干脆斗死了快些转世，说什么也得让祖上起个陈荣桂的名字，然后就探究起“父祖”的英明与先知，为这个名字成了牛棚里唯一取乐的话题。
　　 父亲就这样背着黑白颠倒的罪名被贬为庶民，发送到皋落公社一个雁子都飞不过去的小村庄劳动改造，在这里父亲最为铭心刻骨的是，村民们从古至今没吃过一口麦面，这年春节政府要给山老区补助一人三斤麦面，一村人高兴得载歌载舞，指派两名社员赶着毛驴前去驮面，村人们站在村口望眼欲穿，结果大雪封山，小毛驴在回村的山路上滑到悬崖下，一村人的指望全没了，孩男老少在村口呜呜咽咽地哭，父亲也掉泪了，年是过不好了。
　　 父亲回城三天买了些小麦种子，回村试验种麦，麦田居然成功了，当年老百姓一人分了一斗麦子，从此结束了吃不上麦面的历史。父亲同时也成了老百姓的主心骨，谁家有事都找老陈，都说父亲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自己做被子缝洗衣服，无所不能，但是，一与政界沾边，马上就成了等外公民。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其间接到紧急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视察，这位中央首长就是陈永贵，大家列队接路欢迎，父亲站在队尾，陈永贵前呼后拥，大有衣锦还乡之势，与列队干部一一握手，轮到与父亲握手时，父亲伸出手来，陈永贵却很准确地警惕到这双手不能握而果断地拂袖而去，父亲的手尴尬在空中，无所适从。父亲是被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可反不反大寨陈永贵最清楚。
　　 然而，政治就是这样冷酷，需要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由不得你的意愿。
　　 陈荣桂与陈永贵，第一次见面握手他们是同志，最后一次见面不握手他们成了政敌，直到彼此生命告结……
　　 父亲因了这个名字，让他免除了皮肉之苦，但这个名字也曾潜伏着不为人所知险情……
　　
　　 五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父亲拄着拐杖到外面晒太阳，一群老头们正聊天，发现了父亲，一老者说：“这就是当年的假陈永贵。”父亲纳闷，说：“我从生下来就叫陈荣桂，谁说我是假的？”老者说：“你知道甚？当年陈永贵成了全国劳模，接见了毛主席，听说有人揭发陈永贵在日战时参加过日本‘新亚会’组织，当过伪村长，与日军清水小队长直接联系，这事捅上中央，中央有关首长引起重视，可农业学大寨已成定局，全世界都有了影响，却出了这个茬子。听说上面要下来调查，下面就搞了个对策，弄了个假陈永贵应付，这个假陈永贵就是你。后来上面没有动静，也就没你的事了。”
　　 父亲一笑了之，觉得是无稽之谈，此事的真假无从追究，但父亲确实与陈永贵有过相似的经历，当过一段“维持会长”，明是为日本人办事，实是受地下党陈万富的指派为自己人通风报讯的“武委会主任”、“自卫团队长”。
　　 父亲出征是因为暴露了身份。
　　 有一次，日本人进村要粮，父亲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仅让老百姓保住了粮食，还串联地方武装与基干民兵连合发动了一次战斗，打死了52个日军，父亲“维持”不下去了，带了十二个青壮汉子参加了“刘、邓”大军。如果有人真让父亲“偷梁换柱”，事实一歪曲也就混淆了是非。此事要促成，父亲就成了阶下囚，没促成便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料。总之，陈荣桂与陈永贵二个名字，奇特地拧结在一起有悲有喜，成了昔阳的千古谈料。
　　 我做为父亲的女儿，《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书的作者，本着公正的态度书写了他们的荣辱兴衰、是非曲直，他们都是我的父辈，都有可敬之处，但都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每当想起我的父亲，他总是这样一种形象：穿着一身鸽灰色的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任何时候风纪扣都是严肃地紧封着，咔咔咔，走着正规的军人步伐，不苟言笑，神态肃穆。这就是我的父亲！生是这样的形象，死后走进女儿的梦中都是一模一样的。回忆起父亲，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情节很少有几桩能留下印迹的，好像父亲不是我们自己的，他永远属于“公家”的。虽然也曾有过抱怨，有过心酸，可是随着人生经历的加深，我对父亲的敬意却越来越浓，因为他书写了人生的正直与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