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真的不寻常，我被父亲吊着象一只狗一样嗷嗷乱叫，父亲打断了一根鞭子又打断了一根鞭子。父亲根本不理会母亲的哭嚎，鞭子照样啪啪啪，响亮在我屁股上。许多年后，我回忆这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只黑鸟，父亲在村口樟树底下一枪崩掉的黑鸟，其实那不是鸟鸦，而是一只老鹰，老鹰的巢穴就在我们村后山岗的一棵高大的株树上。
　　 在我用一泡童子尿冲醒昏迷的四眼叔后，四眼叔吞下的安眠药，咕噜噜噜地全吐了出来，四眼叔怕脏，一听到我的尿骚味就不敢死，怕死后阎王爷说他脏将他下油锅，既定阎王爷都怕骚尿味不敢留，那就干脆活着吧，四眼叔跳下床，要洗脸洗鼻孔洗耳杂。父亲说，人家在等得急。叔说，急我也要洗这尿味。父亲说，豆芽是童子尿，不脏。我说，就是一点豆芽气味。四眼叔说，不洗就不洗，见了沈主任还得脏一回。
　　 沈主任在一张乌亮的雕花木床上，脸如腊肉，红得耀眼。我首先看到的是那张雕花大木床，这是全乡最大地主柳小头的三夫人房里的床，柳小头被镇压了，在鸦鹊湖农场喂乌鸦，三夫人也翻身解放，但翻了身之后又翻了过去，一个月亮特别清亮的夜里，口里唸着小头小头便一头跌下了雷家桥。沈主任软软地靠着雕花木床的靠屏，李医生，我这是咋的啦。原来四眼叔姓李，原是县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据说在为人民救死护伤中，和一位军人的对象好上了。那位军人从部队里赶回来，要保卫神圣的爱情，无奈爱情也不是神圣的，军人的对象死活要跟李医生。李医生结果以破坏军婚罪被赶下手术台，成了一位工地爆破手。而那污辱了军人爱情的女子，也被当作不正经的女人，在一次水利斗争大会上被陆主任用一只张牙舞爪的猫放在裤裆里惩罚。
　　 听说李医生被赶出医院，到工地上劳动教育，父亲马上赶到县革委会，要求代替人民对李医生进行无产阶段专政，父亲对县革委于主任说，对这种人要狠斗死批，我把他押到我们生产队两天一大批一天一小斗。于主任说，对，这种仗着有点反动学术的小资，不狠斗狠批不行，今天是挖军人的墙脚，明天就挖社会主义墙脚，后天就挖共产主义墙脚。
　　 后来李医生被父亲用枪押到了大塘山傅家，每次大队开斗争会，父亲就大声吼，四眼咋的咋的。骂了一大堆之后马上又说，四眼，队里牛病了，你赶快去看看，牛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农业的命脉，牛的命比你的命重要，要是有三长两短小心你的狗头。四眼叔则在一片惶恐中跳下批判会台。有一次斗争会正在高潮，几个地主被人用皮鞭抽着，抽着抽着有一个老头满脑脸血污突然倒了。装死，一个穿黄衣的军人又踢了一脚。父亲说，四眼，革命军属张奶奶病了，张奶奶是大塘山的光荣，你四眼十条命也不抵人家一条老命，有什么闪失小心你狗命。四眼叔闻声脸色苍白跳下会台。
　　 后来几次开斗争会，父亲也不叫四眼，有次于主任说四眼咋没来，父亲说，狗日的给牛接生，没叫上。父亲说，要不然再去叫。于主任摆摆手说，时间来不及了。父亲说，不能便宜狗日的，晚上村里斗争。晚上再次村里开会，父亲问四眼狗日的到会场么，我说，狗日的四眼马上接着给公牛接生。父亲笑了，村里人也笑了。渐渐地斗争大会也没四眼的份了，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村里老老少少都吃过他配的草药。
　　 沈主任问四眼，我这病咋的了?四眼叔说，主任你真的是肺病。四眼叔又看了一眼旁边主任老婆，轻声地说，主任身子骨要保好。那女人忽然脸色泛晕啐了声，老死鬼。后来四眼叔对父亲说，沈主任也不是什么大病，肺结核。肺结核这病，男人沾上了就不免好一口，越好一口这病就越重。我问四眼叔，好一口是啥意思。父亲忽地踢了我一脚。第二天我跟四眼叔到村后山上那棵树上摘了一只鸟窝，爬树的时候，被父亲踢过的那一脚还痛。
　　 沈主任穿着黄色军大衣毕挺毕挺的，他的脸色依然红透，只是没咳嗽。也许是四眼叔用的鸟窝鸟粪方子起了作用。也许是沈主任听懂了四眼叔身子骨要紧这句话的精要意义，没再近女色。也许是今天的天气好，今天天气适宜一个肺结核病患者。
　　 今天天气真的不错，除了早晨有雾，雾散去，阳光便挺了过来，早晨那种挫人的冷早已荡然无存。沈主任心情不错，远远地见着在苏家涧水库工地。那个松树杉树混搭的棚子前，一棵挺直的松树腰上挂着一个大嗽叭，喇叭里正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沈主任象舵手一样挥舞着那只短促的胖手，叫着老付，四眼。看到了我又叫了句，还有小付同志。
　　 我父亲显然对老沈同志称呼他儿子小付同志这句话最满意，因为我对锅巴的挚爱，有一段时间民工戏称我叫锅巴，因为出生时，母亲被一梱豆芽哽了，我小名便叫豆芽，显然戏称和小名都不能体现对一个人的重视。而小付同志既显示对小付的重视，又体现了对老付同志的尊敬。父亲也表示了对老沈同志的尊重。父亲对我说，小沈同志也来了。
　　 小沈同志叫沈波波，在指挥部门口他拿着一个大圆盘一样的东西，那是皮尺。我第一次见到尺子原来可以象蛇一样盘在一只盒子里，蛇头吐着信子滋滋地挑衅着我，我和沈波波的关糸，绝沒有沈主任和付连长关糸溶和，尤其是我和雷小花同学在大塘坝草甸子上拉了手后，我情不自禁想和小红同学对上嘴。雷小花说，付豆芽同学，你不能学沈波波，想和我对嘴。我一听这话，想对嘴的热情一下没了，热情没了掉到了冰河了。我悻悻地说，你也和沈波波拉了手。雷小花说，我只让他拉了一下小手指。我不无失望地说，拉了小指也是拉了手。雷小红说，拉过之后我就用肥皂洗了手。我不做声，后来雷小花说，我就是不喜欢沈波波眼晴。我说你别安慰我，你家的黄毛狗也不喜欢我。
　　 雷小花沉默了一阵说，你知道二狗为什么可以骑我家黄毛，他每天烧一只哈蟆扔给黄毛。原先我看到黄毛在二狗身边那么溫顺，以为是二狗有什么英雄气概征服了黄毛。也看到二狗每次放学，都要用脚在大塘坝土坷里踹找过冬的哈蟆挖泥巴里的泥鳅。没想到他做这一些的深刻含义。雷小花告诉我这个秘密，我没任何高兴，反而更忧闷了。二狗讨好黄毛，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想和雷小花拉手和想雷小花对嘴儿。你怎么了，让你对嘴行不。雷小花看着我说。我忽然脖子一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对嘴。其实毛主席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沈波波拿着皮尺而我袋里藏着一段导火索，向坝上那个庞然大物走去。那不是解放牌也不是东方红牌拖拉机，而是一个在地道战或哪个电影中看到的坦克一样的家伙。这家伙有两条宽履带，这家伙逢山爬山逢沟过沟，根本不需要任何现成的路。我想起在农机站看到的红头拖拉机，显然那东西小一些窄一些，但也窄不到哪里去，我用导火索当尺量了村里最宽的道。在事实面前，当年红头拖拉机不可能拉着猪在大塘山傅村道上跑。波波得意地望着我说，事实上你祖先开挖大塘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拖拉机，最多也就马车。我忽然强硬地说，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你说埃及金字塔那几十吨的巨石怎么安上塔顶。三眼叔曾给我讲过我小学老师没讲过也讲不了的东西。金字塔，埃及啥埃及。沈波波一脸困惑，被我的几十吨的石头一下砸哑了。
　　 整个上午索然无味，我象一只流浪的狗一样在水库坝上游荡。波波几次讨好我，想问埃及金字塔石头的事，我傲然拒绝，因为我也不知那石头如何飞上塔顶，三眼叔也没告诉我，只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谜。既然我也不知，那我就得保卫自已那一点仅存的虛荣心。看到二狗认真地在土坷里找过冬的哈蟆，我更象一只丧魂落魄的野狗又转到了拴着小黑的桃树林。花野狗显然在这次争风吃醋中已经落败，白尾巴狗胆怯地在一棵光秃的桃树下，尾巴下垂如一折杆的樱枪，黄毛似乎并没落败，正和那只两眼深绿的野狗对峙。其它的都成了旁观者，有的血染战毛，即使心存怨恨眼尤不甘。小黑也安静了下来，也可能是挣绳子挣累了，既然挣不开人给它的宿命，那就顺从宿命，安安静静地等待宿命的到来，小黑眼晴忧郁地看着面前两个为爱而斗的勇士，小黑又似乎在等待一个英雄的回归。
　　 贤明公在林场竖起的灶上做饭，还是那块零碎过黑鸟的砧板，几个做饭的民工冷眼看着桃林，又在喃喃滴咕什么。父亲四眼叔在深涧石头塘里钻炮眼，下午填炸药引爆。
　　 我的眼又起了雾，记忆了一次吃晚饭的情景，那一次生产队里夜晚割禾，我和我姐也参加了。他们说我小，我和我姐合伙顶一个，大人们一人一排割十颗禾，我姐七颗我三颗，和大人们共进退。后面大人的禾浪几次扑到我脖子上，夜露和禾灰粘上皮，有一种挠心的痒和痛。但我很高兴，到了收工时，我和我姐没拉后腿，我们领到了一碗大铁锅烧的干米饭，还有一碗肉未南瓜。大人们打饭排队，我姐排队，我则在锅边，看到南瓜锅里，有两条没斩细的连着白筋的肉片，我最大的愿望是今天能吃到锅巴。看到那肉片，最大的愿望一下子高大了起来，今晚我和我姐一人吃一条肉片，或是每人半片。我看到那肉片一次又一次被勺进勺里进了别人的碗里了，希望一下破灭了。又神奇地发现那两片连着白筋的肉片又滚落到南瓜锅里。希望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破灭，希望又一次次破灭又一次次地升起。姐姐将碗伸到前头，我又看到肉勺进勺里又看到出现在南瓜锅里，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两片肉落到谁碗里没再被拔出来。
　　 高大威猛的野狗终于以野性和威猛，慑住了黄毛，黄毛的尾巴渐渐下垂，虽然喉咙里仍在嘶嘶地吼，但这一切都是外强中干。尾巴垂下了地，似乎怕对方抓咬自己的尾巴，尾巴又夹进屁股。威猛神武的野狗蔑视了黄毛一眼，然后狼一般地孤独地对着山岗方向长啸一声，这一声长啸寂寞得如今天的阳光，傲然覆在小黑的天空里。小黑站了起来，也寂寞地长啸一声，扬起了旗杆般的尾巴。两个寂寞碰在一起，碰出了火花，也连起了爱。在连起的爱中，两个灵魂纠结在一起，两个肉体连在一起，不能分开。永远不能分开，永远也分开不了，我在烟雾中看到了四眼叔和那个在批斗会上的女人。我还看到贤明公和一个高大的男人拿着一根绳子，将绳扣套上了野狗的脖子，两个男人将绳从两头拉紧，野狗依旧挺立。他相信爱情，只相信爱情，不相信绳索，或者它无视这绳索的存在。小黑也挺立，也许她只看到了爱情，它没看到另一头的绳索的存在。
　　 我忽然觉得这个《红鞋》的故事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我也没有力量继续讲一个爱情的故事，从我出生起，就注定是一个惹祸的家伙，烧了村里稻杆垛不说，为了比量村里路宽，我割了父亲袋里的一截导火索。
　　 我父亲说，如果导火索再长点，四眼叔又不会死。母亲说，要不是那双红鞋，四眼叔就不会死。德贞叔说，还是怪那个女人，干吗给一个男人一双红鞋，穿又穿不得。
　　 我乘上了那只黑鸟，黑鸟的羽毛让我长出了一对雷震子一样的肉翅，飞越高山平地，对着四眼叔说，叔，我雷震子来救你了。父亲将红旗不停地摇，四眼快跑，我阑尾炎又犯了，在都昌县人民医院九号床，等你去割。四眼叔说，等等，我胸前那只红鞋掉了，我得去捡回来。我母亲说，四眼快跑，炮要炸了，鞋要紧还是你命要紧。
　　 四眼叔说，嫂子，你不知道，那个人说了，鞋在人在，鞋亡人亡。
　　 轰，轰轰。三声炮响。黑鸟坠下。
　　 冬天，阳光明媚，在棋盘厅旁的土屋外墙上，一张黑色的毛皮被六只竹钉扩张牢牢地钉住，两只空洞的狗眼阴阴地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