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医院，哲哲身体很弱，非常消瘦，不跟人交流，连玩具、零食等小朋友喜爱的东西，也视若无睹。但他特别喜欢那些圆的旋转的物体。病区男厕所有个电扇，家长和护士稍不留神，哲哲就一个人跑去看，眼睛直直地盯视，谁叫他也不理。看那个不停旋转的电扇，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他的平衡能力也很差，感统室的独腿凳，根本坐不住。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后，神奇的变化开始在这个小男孩的身上发生：胃肠功能得到改善，吃饭着调了，小脸儿长肉儿了，红扑扑的，像颗可爱的小苹果。男厕所那个电扇，再也引不起哲哲的兴趣，跟家长也有了主动的眼神交流，奶奶讲故事，常逗得他咯咯笑出声儿。他的平衡能力越来越好，别说坐独腿凳子，玩蹦蹦床都不在话下。
　　 “看人家哲哲，住院这才几个月，跟换了个人儿似的！”在病区，哲哲成了“名人”。众多的小病友家长，从他身上看到希望。
　　 “石家庄市八院儿康科看孤独症不错。”“有个叫王霞的医生，对儿童孤独症很有研究。”患儿家长之间口口相传，病人慕名而来。2011年开诊当年，住院病人只有十几个，第二年就增加到四五十个。2014年，住院人数达到一百一十多人，病房不得不采取“加床”措施。即使这样，还有一百多个登记预约的孩子，因为没有床位住不了院。
　　 这些孩子，有的来自本市，有的来自附近农村，也有的来自外省，最远的一个来自英国，是个华裔儿童。
　　 每天走上五楼病区，王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神色疲惫的家长。他们跟她打招呼，目光里满含信任和期待。作为孤独症儿童的母亲，王霞对他们的苦、他们的疼感同身受。那些本无法称量的目光，在她的心头，竟是大山般的凝重和深沉。
　　 青青妈妈，一个来自灵寿山区的女人。大儿子长到两三岁时发现了这个病，不知道该到哪里求医，只好在家里耗着。到孩子五岁，还不怎么会说话，不能自理，无奈之下怀了二胎，就是青青。她想，等将来孩子们没了爹娘，就让老二伺候他老大吧。可是，青青长到两三岁，还是跟他哥哥一样，不会交流，智力落后。一到街上，就遭到其他孩子的嫌弃甚至恐吓、打骂。面对两个儿子的不幸，青青妈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一度陷入绝望的深渊。因为陪护孩子问题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夫妻俩见面就吵架，情感到了崩溃的边缘。当这个柔软的女人辗转找到王霞时，恨不能长跪不起。她不停抽噎着，喃喃着：“救救青青，救救我们这个家吧！”
　　 沧州小姑娘二婷，患重度孤独症。她的父亲过世母亲在监狱服刑，由同样还是个孩子的姐姐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照看。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主动与他们家结成帮扶对子，向社会筹集爱心款，并把二婷送到石家庄市八院住院。几位好心人跟王霞告别，握着她的手，说着同一句话：“王主任，二婷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家长们是把我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啊！可是，我这根纤细如丝的小草，能把他们拽出苦海吗？”多少次，夜深人静，王霞无眠。她独自走在下班的路上，仰望着天空中孤独的寒星，内心五味杂陈。
　　 自担任石家庄市孤独症康复中心主任后，王霞不吝时间和金钱的代价，以一个基层医学专家的单薄之力，更加勇敢而执着地向着儿童孤独症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发起冲击。国内几乎找不到关于孤独症的医学资料，好在国外的相关书籍和论文很多。比如美国，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来进行相关的医学研究。互联网时代，给王霞提供了学习研究的极大便利。
　　 至今，王霞抗击儿童孤独症的战斗已经坚持八年。八年间，她查阅了大量的国外医学文献，每年自学20多种国外著述。她打印、复印的相关资料，包括多一半英文资料，摞起来有一米高，笔记做了近百本。结合对病人的临床观察、治疗，她再从大量的笔记中抽取精华，梳理为十三四本精要。国内有神经、免疫、消化等方面的学术会议或高级培训班，每一个机会她都努力去争取。专家们无心谈到与孤独症相关的一点东西，王霞都认真记在笔记上，记在心里，结合临床做触类旁通的研究。
　　 如同在数百米高的沙山上挖沙淘金，有价值的金子最后可能只有1克重，王霞却不惜为此挖平一座山！她像一个女愚公一样，生命不息，挖山不止。
　　 上大学、读研究生时，王霞是贪玩儿的，有时候，她在学习上对自己有点儿“小纵容”，英语、免疫、生化、中医等功课都算不上出色。为了研究儿童孤独症，她对自己的要求却到了严苛的程度。说来也怪，年轻时感觉味同嚼蜡的课程，到了三十几岁重新拾起，却如有神助，醍醐灌顶，一通百通。
　　 基于持之以恒的学习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王霞给包括哲哲、青青在内的两百多名患儿，一一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治疗、康复训练方案。综合国际前沿进展，王霞认为，孤独症与儿童自身免疫有极大的相关性，患儿有语言障碍、行为刻板怪癖、拒绝社会交往、智力发育落后、胃肠功能差、小肌肉无力等多种多样的身心表现，应属于医学的交叉学科。在去山西太原等地取经的基础上，她大胆引入中医治疗的手段，比如针灸、捏脊、穴位注射。这些方法，她先在自己儿子安安身上试验，有效果，而且比较安全，才给住院患儿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方法完全是个体治疗经验体会，与当今流行的循证医学格格不入。但这点滴经验集腋成裘的方法，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已经是难能可贵。
　　 经过王霞治疗的患儿，30%效果明显。今年9月1日新学年开学，哲哲、小雨、森森等小朋友，将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将同所有学龄儿童一样，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明媚的阳光下玩耍。这，是中国普通儿童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普通”，对于孤独症患儿，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五
　　 四十岁刚出头儿的王霞，头发已经掉了一半。短短几年间体重增加15公斤，面相老了十几岁。
　　 在家，每天面对孤独症儿子安安，要乐观坚强；在医院，每天面对上百个孤独症孩子，还有他们苦巴巴的家长，还是要乐观坚强。王霞就算是个铁人，如何能化解得了如此强大的压力。
　　 30%的孩子病情有明显缓解，就意味着70%的患儿依然在疾病的囹圄里毫无希望地挣扎。王霞每时每刻考虑的，正是这个“70%”，还有她自己的儿子安安。八年，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却再也没像青年时代那样全身心地快乐过。
　　 她真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襄助她，破解抗击儿童孤独症之路上的百万雄关，直捣黄龙。孤独症，这个可恶的魔鬼，为孽实在太深重了！
　　 带安安在青岛、郑州等地康复训练期间，王霞经历了很多。其中，有两位老人的猝然离世，让她刻骨铭心。投奔机构做康复，费用贵得吓人。有的家庭，孩子父母拼了命挣钱，只能让家里老人陪护孩子。有的老人，陪护孩子，一陪就是几年，没有节假日，甚至连过年都“忘记”了。可是，几年坚持之下，家里的老底都抖落光了，家长的身体也“陪”垮了，还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老年人身体弱，又格外节俭，加上精神极度焦虑，一个炎热的夏天，相隔不到一周时间，有一位姥姥和一位爷爷，在康复中心，就那么突然地倒下去。倒下，就再也没有醒来。其中那个爷爷，死后眼睛一直睁着。丢下可怜的小孙子，撒手人寰，老人家是死不瞑目。有的家长对王霞掏心窝子说，看着孩子受罪，真是生不如死，死了，也就解脱了。若是有一天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楼。不然，留下一个傻呆呆的孩子在世界上，死也死得不安心。
　　 焦虑、失眠、内分泌失调，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王霞不得不承受着身心的深深苦痛；作为一个医生，她又必须坚强、清醒、自持。
　　 “我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的小专家，家长凭什么对我充满信任？因为我也是一个孤独症儿童的母亲，我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我跟他们有着一样的不幸。在他们眼中，我是个‘自己人’。不用言语，我们各自心知肚明。”王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既然知道孤独症是一种病，那就得治。是病，就有治好的希望！癌症、艾滋恐怖吧，不是也在一点点攻克嘛！孤独症，也一定有攻克的一天。”她这样给自己打气，也这样激励患儿家长，还有她领导的团队——4名医生、10名护士、17名康复师。
　　 面对那些无助的家庭，王霞开出的第一张处方，不是药品，而是设身处地的关爱。“唯有爱，是可以治愈心灵伤痛的良方。”对儿子安安如此，对于投奔而来的每一个患儿和家长，亦如此。
　　 “王主任不仅是个医生，她还是家长们义务的心理疏导师。”青年医师张翠芳说，家长有什么苦，都找王霞去诉。逢年过节，他们也把电话打到王霞的家里。夫妻争吵，两代人在孩子的管理上意见不合，孩子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只要跟王霞诉一诉苦，哪怕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他们也心里安生。
　　 超量的病人，超量的工作，超常的压力。王霞和同事们，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详细观察刚入院的青青，她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合眼，更没回家，眼睛充满血丝，脸色蜡黄。青青妈妈搂着王霞的肩膀，心疼得呜咽。康复师小何，患颈椎病、坐骨神经疼，可她一进入感统训练室，立马精气神十足，每一个训练动作，她都要示范几十次、上百次。年终考评，小何的得分是100分。家长们找到王霞，要反应小何的“问题”。王霞让家长尽情提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小何老师不应该是100分，她该得110分！”王霞差点被家长的幽默给逗出眼泪。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百年前的铭言，穿越时空，在人间广为流传。这种无国界的大医仁德，也在王霞身上熠熠生辉。
　　 抽取了人文精神的内核，医学还剩下什么！王霞常常对她的同事们这样说。有王霞身先士卒，她的同事们也一天天进步着，不仅仅是技术上，还有一颗颗年轻的心灵。“累，真的是很累。说实话，挣钱也不多。但是，我真的喜欢上这份工作。它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份事业。”这是张翠芳的肺腑之言，她跟随王霞将近五年。
　　 从2012年，王霞领衔的石家庄市孤独症康复中心承担了残联的“七彩梦救助计划”，对石家庄市0-6岁的贫困孤独症患儿进行救助，名额逐年递增。同时，他们还进行着4项儿童自闭症科研课题和市级重点学科的创建工作。
　　 在家长眼中，王霞和她的同事，是菩萨转世、神仙下凡。他们面向苍天求告无门，王霞和她的团队却帮他们推开了另一扇希望的门。
　　
　　 六
　　 “我并不想出名，真的，一点儿那样的想法都没有。谁也不想把伤疤揭出来让人看。面对媒体，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出来，只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更是一名医生。我想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孤独症，让更多的人关注孤独症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就我了解的情况，目前教育界、心理学界、科研机构都有人在研究、在关注。但在发病机理、治疗上没有人下力气。太难啊，事倍功半，甚至事而无功。据说有个大的科研机构，由海归做带头人，在做一个流行病学调查，说是出成果要在几十年之后。
　　 “我希望医学界同仁，特别是科研能力强、检查手段先进的大医院，能够有更多大专家投入到孤独症的研究和诊治中，真正形成一种代表国家水平的团队力量。只要这个病的治疗往前推动一寸，所有的孩子包括我的孩子，就多一寸的希望。”
　　 第一次采访，王霞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
　　 她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让我看了这样一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孤独症病患的数量可能超过700万。中国残联发布，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有60万，而其中近九成得不到有效康复治疗。
　　 作为残联“七彩梦救助计划”的具体参与者，王霞始终对国家政策层面表现出强烈的关心。
　　 今年五月，她从电视中看到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关注孤独症儿童，走向美好未来”，激动难当，马上发微信与同事和病友家长分享。中国孤独症人群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王霞感触颇深。2011年6月，《中国“十二五”残疾事业发展纲要》发布，其中有三处对孤独症儿童的诊疗、康复训练标准和义务教育做了规定；同年12月，《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七彩梦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启动，五年间中央财政为36000个贫困孤独症儿童康复安排专项补助资金43200万元。
　　 国家政策一小步，释放于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这让王霞和她的团队倍受鼓舞。
　　 “国家政策一定会越来越完善，一定会的。可是，一整套涵盖‘发现—诊断—干预—治疗—训练—上学—技能培训—就业—养老’的综合救助体系建成，要多长时间，5年、10年，还是20年、30年？患儿等不起，他们的家庭等不起啊。
　　 “国家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儿童孤独症近九成不能有效康复。那么，十年之后，将由数百万个患儿进入青春期、青年期，这些孩子的基本生存、生命尊严、社会保障，仅靠家庭的力量是根本扛不动的。家庭不能扛，社会服务、国家保障，能真正落地吗？都是未知数！”
　　 王霞的思考很深，忧虑很重。
　　 这些忧思，她全部深埋在心底。她所做的，就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治病，救人。她说：“跟患儿的康复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哪怕是基本的康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这才是最真实可期的未来。中国医学，应该有自己的担当。”
　　 王霞认为：儿童孤独症，越早发现、早干预，康复训练的效果就越好。两岁之前的干预，就比两岁以后的明显要好。四岁之前干预，比四岁之后的好。超过六岁，孩子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发育都已接近完成，再干预就非常困难了。采访中，她反复谈起零至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和系统干预、治疗、康复训练的重要性。她希望通过我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儿童孤独症的相关知识，避免因错诊、漏诊或家长的错误观念，而贻误救助患儿的最佳时间。
　　 “真不想让安安耽误诊治的遗憾，在其他孩子的身上重演！”提起儿子安安，这个坚强的母亲，几次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泪水湿透衣襟。
　　 “安安现在怎样？“我问得小心翼翼。
　　 “11岁。已经上学了。在特教学校。市里主管领导很关心孤独症孩子的读书问题。2014年，特教学校单独开设了一个专门招收孤独症儿童的班。由我们康复中心为老师作相关辅导。其实，安安从今年春天又有很大的进步，上普通小学也没问题。可是，我和他爸爸还是有点担心，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我们已经吓怕了。”王霞的脸上重新露出微笑，尽管那笑里含着丝丝的苦，但更多是坚韧，是达观，是勇气。
　　 “其实我最近很开心，最近七八年都没有如此开心过。我感觉，科研和治疗上都在突破。比如，大剂量维生素的干预和针对免疫的治疗，对安安效果非常好，用于哲哲等孩子的巩固治疗，也很安全、很有效。”
　　
　　 七
　　 那天结束采访，已是夜晚。我们俩拉着手走出房间，王霞的脸微微向上一扬。我知道，她又在打量天空，呼唤那些遥远的星星。那是她经年的习惯。
　　 （注：为保护未成年人及家庭隐私，本文患儿及家长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