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司长也不在，她没去散步，到部长那里去了。我坐在她的办公室里看报。半小时后她回来了。我说了工商局的要求。她笑着说这事容易，给你办了就是。我又问关于公司办事人员的问题。她说：“难啊，现在最难办的就是人了，外地的想来进不来，北京的条件多，谈了几个都没谈成。现在谁还讲什么事业、需要？都是条件，赤裸裸的条件。唉，这事还不能急，得看准，别看进来难，来了再叫他出去也不容易，慢慢来吧。”
　　 从部大楼出来回住处吃饭。我得了一个经验，乘公共汽车从中门上最好，上去的人可以往前后两边蔬散，不致挤得太厉害，在前后车厢的连接处常常可以找到站脚的地方。今天中门上的人多，前门没人上。我到前门去，不料刚走到前门，“啪”地一声门关了，只好又折回中门，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我勉强把身子挤进去，立脚未稳，关门时脚跟被夹住了。
　　 “开一下车门，”我向售票员说。
　　 她不理。
　　 “请你开一下车门，我的脚夹住了。”我提高了声音，她仍不理。我急了，大声喊道：“开门！夹住我的脚了，怎么回事？”
　　 她被激怒了，朝我嚷起来：“什么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把我的脚夹住了。”
　　 “谁不让你快点上？”
　　 “不是得一个一个上吗？前门又不让上。”
　　 她又不理我了。我连喊了几声，全车厢的人都听见了。他们看着我，没人帮我说话。我觉得自己是在受污辱，遂又喊道：
　　 “我说你把门活动一下，让我把脚拔出来不好吗？”
　　 她很不耐烦地说：“我刚才活动了你不拿出来，你看现在开得了吗？前面管着呢！”说着她拔了一下手前的按扭，没有气流声。
　　 我不知道是否前面管着，反正我的脚是拔不出来了。其实脚夹得不算太疼，但这种难堪令人不能容忍。我只得紧贴车门站直身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下一站开了门才把脚拔出来。
　　 “这路车就是操蛋！难怪人们都骂。”我心里这么说。古人云：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此刻我是既不敢怒于言，也不敢怒于色，连懦者也不如。然而在这种场合强者有能如何？他们有的是对付强者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这里的主宰。我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公交车，你跑来了，它还没走，你拍拍门，它会开开让你上去。现在可好，我常看见赶汽车的人大老远啪哒啪哒地跑过来，那车门早不关晚不关，眼看着你跑到跟前“啪”地一声关了。哪怕车上再空，哪怕它又停了好几分钟也不会给你把车门打开。
　　
　　 JUNE13THU
　　 免职毕竟比任职容易。S部和T部免除我和总经理陆文安原有职务的文件都拿在我手里了。我感到迷惘。党政人员不能经商。什么是商？公司就是商？我要去的海宁石油运输公司是搞海上石油运输的，是管船的，这和我从前管汽车搞陆上运输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交通运输企业，而绝不是经商。曾几何时，公司热起来了，无论什么不大不小的单位都叫个公司。一些老单位也争先恐后改称公司，好像一改称公司就是实现了改革。这还不算，一些歌星影星也弄起什么公司作起经理来，一时间公司成了时髦货。那里面什么人没有？党政人员少得了吗？恐怕正是那些有来头的党政人员才经营着大商呢。我当然管不了这些，只是自己被免职而新单位又十分渺茫，心中有种失落感。
　　 带着文件去工商局，那位处长不在，姑娘让我明天再来。我不想把文件给她，决定当面交给处长。
　　
　　 JUNE14FRI
　　 等车，挤车，换车，出去一次就得半天，这半天也只能办一件事，有时一件事也办不成。食堂里吃饭的人多，去早了排长队，去晚了什么也吃不上，下饭馆更是花钱买气受，吃饭问题颇伤脑筋。
　　 宾馆门外不远处有一个集市。卖包子的不少，一辆板车或一张桌子，放几个条凳，备有茶水或稀粥，坐下就吃倒也方便。
　　 卖包子也竞争，招徕顾客，叫卖得一个比一个欢，几十米外都听得见。我想吃包子，又不愿坐在那里现眼，便买了四两回宾馆房间来吃，吃了几口还吃不出什么馅儿，原来包子馅儿太少，只有厚厚的皮。“包子好吃不在褶上”。这里的包子却只有褶，四个包子的馅也没有自家一个饺子的馅多。我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那个在市场上叫卖得最欢的，正是要把假货卖出去的人。我佩服这些个体户们生财有道，心中哭笑不得。
　　
　　 JUNE17MON
　　 去工商局。
　　 那位处长不在，据说休假去了，另一位青年男子接待我。他吸着烟，桌上摊着文件，但不是我们公司的。我说明来意并把我和陆总经理免除原单位职务的文件交给他。他只顾吸烟，一截烟灰掉到纸上。他“呼”地一口把烟灰吹开，提起那两分文件反过来看了看，不知是查看有没有被烧着，还是审视这份文件的真伪。
　　 “哪一份文件是你的？”他问，并不抬头看我。
　　 “S部的。”我抑制着突然生起的反感。
　　 “那么陆文安任公司总经理，你任副总经理喽？”
　　 “……”
　　 “你们肯定都到这个公司工作吗？”
　　 “那当然。总经理正在南方安排投产。他比我来得早。我在后边办这些手续。”
　　 “既是这样，你们的干部部门就得下任职的命令。”
　　 “公司还没开张怎么能下任职的命令呢？”
　　 “这没关系。不下任职命令怎么能证明你们肯定在这个公司工作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公司工作的，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嘛！总经理已经工作半年了。”
　　 “工作是工作了，但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才行。就是说，你们肯定只经营这个公司而不做别的。这是党政干部不准经商从组织上的保证。另外，你们作为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得有上级组织的正式任命才有效。”
　　 我不仅觉得可笑而且忿然了。难道我们要投机倒把，要走私不成？他这种冷漠态度和无理刁难使我不能容忍。但是我不能发作，我总得把执照领出来才行。我耐着性子说：
　　 “这个问题你们先前那位处长同志并没有和我说，他只是要我拿免职的文件。”
　　 “当然得先免职，然后才能谈其他的，都得这么办。”
　　 “这种事我还没办过，不知干部部门能不能给办。如果他们现在不给任职怎么办？”
　　 “你当然得和他们说清楚，必须得有这种保证，否则不能办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
　　 他把我的两纸命令移开，看他自己的文件了。我怕他把我的文件弄丢，便说：“我们公司还有几份文件在这里，请你把它们放在一起。”
　　 我知道搞这个文件不会像免职那么容易。我分别到两个部的干部司把情况向他们谈了。让他们办去吧，我心想。球现在踢给他们了，都是大机关，看他们谁踢得过谁。
　　 晚饭后，闷闷地坐在房间里看电视。隔壁那两个人又闹起来了。这回听不见男的声音，只有女的咯咯咯地浪笑，像是被按在床上压着，揉着，摸着，骚痒难耐，一会又发出尖叫，像什么地方被弄疼了。这两个人几乎天天如此。我听得肉麻，把电视的音量开大，盖过那边的声音。
　　
　　 JUNE22SAT
　　 今天是星期六，工作又有一个空档，我决定回家去。出来二十天了，得取些换洗的衣服，也顺便休息一下，在北京跑得我脚板生疼。
　　 一出门恰好隔壁的两个人也出来。男的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跟在他后面的竟是个中国女子，个子不高，穿着也不华丽。她碰上我似乎有些局促，躲到那男人的身后去。我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那男的是美国人，是北京某公司请来的专家。女的是公司为他请的翻译。
　　 按照开车时间提前一小时赶到车站，可是我要乘的那趟车票已经售完。各个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队。我没有时间排队，即使有足够的时间，也自知没有本事挤到窗口去。我在站前徘徊。售票厅、候车室，站前的饭馆、商店、邮局、公共汽车站，到处都拥塞着人群。站前广场被汽车占满了，旅客被挤到广场两側的人行道上去。各色食品、自制汽水、大碗茶在追踪旅客。火车上那种盒饭也到站上来了。旅客川流不息，从早到晚没有清闲的时候。服务人员疲惫不堪。难怪国营饮食服务行业的工作总是做不好，连赚够了钱的个体户也变得傲慢和盛气凌人了。
　　 我决定去冒一次险，买站台票上车。站台票也不好买，要凭车票，每张车票限购一张。买站台票的人在排队。和我一样搭购的也不少，难得碰上一个有富余车票的人。在陪笑连遭几次白眼之后，一个中年妇女帮了我的忙，让我买了一张。
　　 终于上车了，没有座位也心甘情愿，查票罚款也心甘情愿，总算上来了。所幸没查票，我也没去补票。下车站是小站，站台四通八达，到处可以出站。当我走出车站的时候心情是那么轻松，像避过了一场灾难。我早听说跑北京通勤的人常不买票，今天才算知道其中的原因了。不老实的人如此，老实人也一样。
　　 晚饭后陪妻子到镇外的公路上散步，回来时遇到楼下老孙家的媳妇，站在马路边等我们。她听说我到北京工作了，托我到部里外事局去问问她家老孙是否又要出国，什么时候走，然后告诉她。我自然应允了。回来后问妻子，他们自家的事为什么要我去打听？妻说，他们两人现在关系很僵。老孙常年在国外，不出国的时候也不回家来，听说有了外遇，现在正和这一个闹离婚呢。我恍然大悟，和妻议论了一番。妻很为她不平。
　　
　　 JUNE24MON
　　 打了两次电话，文件还没办好，又不便问得太勤，只得等着。
　　 散步时路过电影院，恰好上映新片，片名也颇奇特，买张票进去看了，却又是法制教育的，索然无味，难怪今天的票这么好买。一哄而起，电影电视也是一哄而起。工厂改革农村变富不那么时髦了，现在是法制教育，离婚、犯罪、判刑，以后还不知道会有什么。艺术不是宣传，不能总赶形势，它要进行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有成熟的思考会有成熟的艺术品吗？
　　
　　 JULY4THU
　　 去部里催问文件。
　　 车上的人倒是不多，也许高峰时间已经过去了。快到站了，我站到车门口的台阶上去。
　　 “下车吗？打开月票。”售票员查票了。
　　 我掏出月票向她晃了一下，正在往口袋里塞，她向我叫了一声：
　　 “喂，我看看你的月票。”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把月票给她。
　　 “现在几月份？”她拿到月票，一反常态，声色俱厉。
　　 “七月。”
　　 “你的月票是几月？”
　　 “六月，我回头就去换。”
　　 “月票几号到期？”
　　 “不是五号吗？”
　　 “五号？你说了算？两块！”
　　 她那神色仿佛是抓到了一个逃犯。我心中叫苦不迭。五号到期是妻子说的，我竟没有打听过。我也不敢申辩，怕一申辩两块会变成四块，退回到车厢里来，掏出两块钱交给她。她抽出月票“哧”地一下撕了，把月票夹子还给我。“三号到期，知道吗？”她收了钱，扯下一张发票撕成两半交给我，这是怕我再拿回去报销。
　　 我跳下车来，心中懊丧不已。我的冤屈不在于被罚了两块钱，而是当众受她的奚落和训斥。她凭什么？她真的以为我就是那种蹭车的人吗？老子也是有专车的，只是到了北京才不得不挤公共汽车，这也是临时的。瞧她那副样子，小小年纪，连对象也不准有，论年纪我可以作她的父亲，她凭什么这样和我说话？“妈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骂谁，真想使劲啐一口，怕再被罚五角，只得把唾沫咽下去。S部不去了，打个电话算完事，去换了月票，转身就回宾馆。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工作。北京是我走向生活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后来离开北京到新疆，一去十几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北京的向往和思念。可是后来，北京变得不那么亲切了，不止是不亲切，有时简直是可怕甚至可憎了。从什么时候起的？大约还是在它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后。我们在边疆工作，进北京的机会少，上趟北京比选个总统还难。而买北京的车票和在北京住宿，要凭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否则就得买北京以远的。在北京下车后先去排队签字，凭签了字的离京车票才能住那么一天两天。这之前，还得在住宿介绍处排一回队，分配到的住处也许还是澡堂子。就这么折腾，上北京的人还是不少，来玩，来办事，来买东西。这一切无疑都给北京增加了负担，弄得北京对外地人十分反感和憎恨。北京的身价于是更高了，在北京定居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把北京户口看得比党票还重要。许多人为了弄一个北京户口，不择手段，不惜重金。
　　 我这次借调到北京，别人都说我肯定进京无疑。我原不敢有这种奢望，而现在不仅没有了奢望，连这种兴趣都越来越淡了。为了在北京安下心来，我一直在竭力排遣城市生活带来的烦恼，寻找城市生活的乐趣。城市的乐趣是什么？是拥挤的汽车？是买东西的长队？是影院门前炒卖电影票的吵嚷？北京的优越条件是属于那些作大官、挣大钱的人们的。他们用不着去挤车，去排队。他们有权有钱，他们才拥有一切。平民百姓有什么？这里连悠闲散步的地方都没有。在人行道上也总得留神躲避行人。我每晚都会踱到过街天桥上来，伏在栏杆上看桥下流水般的汽车。虽然车辆的轰鸣充斥耳鼓，但不致被人碰撞。公共汽车像游动的大沙鱼。出租车则像一些蝌蚪，车棚上都顶着一个小坟头，又像长在头上的肉瘤。我不明白为什么出租车的标志都用外文TAXI，也许那是专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压根租不起车。摩托车也多了，骑手都戴一顶硬壳帽子，像刀郎的头。后面还常常带一个女子，紧紧搂着骑手的腰，像两只交配的苍蝇。听人说，骑手有时会故意来一个急刹车，让后面的人猛地往他的背上贴一下，用她的胸脯。这是城市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