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对面子问题没有研究，既然母亲开了口，做就做吧。我又问，开路是不是要跪要哭要叩头？当然要跪！表哥似乎对我提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如果不哭不跪，那还开什么路！
　　 姐夫又说，光我们自家这几个人是没法把老丈人抬上山的，得请人。姐夫一边说一边抖着鞋子里的泥灰。姐夫早年身强力壮，曾经多次在喝醉酒或打牌输钱后将姐姐打得闹离婚。近年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借钱去县医院做了手术，回来还是成天喊腰痛干不了重活。表弟站起来给我们发烟，抬棺材可以找本村的乡邻，也可以花钱请外面专门的抬丧人。姐夫又将抖过泥灰的鞋子穿上，请外面的人只要给钱就行了。如果要请本村的乡亲帮忙，就得由事主家后人亲自出面，最好是长子，按规矩要披麻戴孝，向被请的人行下跪礼。
　　 我只想安静地将父亲埋了，没想还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便说：“那就给钱请外面的人吧。”
　　 姐姐说，外面请人是省事，但会让乡邻们觉得咱们家没有人缘，连个抬丧的都请不到。姐姐做了几十年的乡村民办教师，早年由于营养不良，患下了严重的胃病。现在为了攒钱修房子，白天上课早晚干农活。过渡劳累让她过早衰老，头发稀疏脸色黑黄，早已和普通农妇没有任何区别。
　　 我知道，我这骨质疏松的膝盖，肯定不能在活人面前下跪，可是，我瘦弱的肩头也抬不起沉重的柏木棺材。我站起身：“这年头花钱请人天经地义，何必欠那些人情！”
　　 父亲在棺材里安静地等我们决定。姐姐不再说话，母亲欲言又止。我知道，母亲心里不同意请外面的人来抬父亲上山，只是因为她让家里损失了十多万，所以不好再明说。屋里很沉闷。表哥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向火堆里扔着纸钱，妹夫低头编着抬棺材用的篾纤绳。我又点上一只烟。表弟说，其实在外面请人也没什么。姐姐又了开口，其实，现在请人已经不用下跪了，只要恭敬地敬上一支烟，说几句客气话，鞠个躬，人家就会答应了。二弟终于说，他出面去村里请人吧。
　　 我对母亲说，何表叔在把边界往我们家自留地挖。母亲往灶里夹着柴，说，他都挖好多次了。我说，要不要我给他说下，让他别再挖了。母亲说，他还能挖几年，算了。
　　 许三婶送来一桶菜油，远房表舅送来五十元和一柄鞭炮，尹表娘端过来一盆自己搅的玉米凉粉，何表叔也送来两扎纸钱和二十元真钱。李二哥带着买来的媳妇和三岁的儿子过来帮忙。尹表娘给孩子两颗奶糖。许三婶开玩笑问李二哥，你不怕媳妇跑了？李二哥笑着说，要跑跑球她的。
　　 院子里很热闹。尹表娘说，秀才湾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聚到一起了。承包待客酒宴的小胡娃也是我的同学，大方地每桌优惠十元。桌子凳子也是小胡娃带来的，碗筷都是一次性用品。表哥主动帮忙上菜，姐夫和表弟陪打工回来过年的年轻人喝酒。饭桌上，凉的热的烧菜炖菜样样齐全，但大家都很拘谨。男人们酒喝得很节制。上湾的朱白娃说，前年老板欠他的八千块工钱都还没要到，问我能不能帮忙，把工钱要回来。准备开年后盖楼房的许黑娃说，材料都买好了，就是屋基批不下来。你能不能给当官的说一声，在公路边给我划个屋基嘛。杨洪娃说，谢五娃把我柴山上的树快砍光了，找了乡上，乡上说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找林业站，林业站说找森林公安。你出个面让他们把谢五娃抓去坐牢，我就不要他赔钱了。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没那么大的能耐完成乡亲们交代的任务。看我面露难色，许黑娃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没有一个敢为民作主。反正房子我要盖，管球他批不批。
　　 赵疯子头戴翻毛黄军帽腰扎黄皮带赤着脚站在院坝边，口水反射着冬日的阳光。杨洪娃举着一只鸡腿喊，赵疯子，来唱一曲，这鸡腿就给你。赵疯子吸了吸鼻涕，眼睛盯着鸡腿，尖尖的声音从嘴里飞出：
　　 “红苕白干哟窑里藏，为待亲朋哎搬上堂。千样的好酒哟百样的菜，百样的儿女哟一样的爹娘。”
　　 吃饱了的孩子在桌子间跑来跑去。母亲躬着背去每一桌，用讲究的语言表达感谢，请大家多吃点多喝点。几杯老白干下肚，男人们话多起来。只有七十多岁的老队长余长富坐在上席喝闷酒。刘木匠说，听说邹狗儿在外发了财，都在成都买房子了。罗二娃说，听说他在盗墓卖文物，总有一天要关进牢房哇。朱白娃说，现在这个世道，饿死胆小的，胆大的都发财了。你没看见咱们村上的低保都交有钱人吃了，真穷得吃不起饭的有几个领到。刘木匠又说，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收好处能帮你办事？！还是以前任大爷当队长那时，从不占集体半点便宜，评分记工大家一视同仁。下湾的余驼背接过话说，就是，那年春荒，任大爷还借给我十斤贮备粮。
　　 坐在另一桌的罗时祥老汉刚喝两杯脸就红得像猪肝，第三杯喝下去就哭着站起来，对着空中某一处骂，声音由小渐大，我以为你能长命百岁，你还是死了！当年如果不是你批斗我爹，他怎么会寻短见，那么冷的天去跳堰塘，造孽啊！我们家与你无冤无仇，可自从你到秀才湾，我们罗家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你终于死了，我们罗家终于可以抬起头了。罗二娃站起身厉声吼道，老汉你又马尿喝多了，喝又喝球不得，尽出来丢人现眼。赶快给我回家去！你要是再发酒疯，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罗时祥依旧愣愣地站着。王老师走过去扶着罗时祥肩膀，现在都啥时代了，还提那些陈谷烂芝麻的事干啥。来，抽一支！罗时祥接过烟，又跌回凳子上，如受了委屈的孩子，扒在桌上继续嘤嘤地哭。
　　 老黄狗安静地卧在屋檐下，没有去桌下和几条外来狗争骨头吃。二弟想过去劝阻。母亲说，他喝多了，随他骂吧。
　　 正月二十五晚上，全家人都披上了白布做的孝帕。那种平时已经少见的土白布缠在头上，由于包缠的方法不一，显得有些杂乱。家里有了一种悲凉与肃穆。父亲确是死了。锵——一声锣响，端公即开唱，唱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端公用长条高板凳做成奈何桥，用木制牌位替代父亲亡灵，用长明灯引导亡灵从上面经过三次。过了旱路走水路，坐了汽车坐轮船，似乎经过了关山重重。每到一处，端公就高声报出父亲的祖籍名号，希望阴曹地府、沿途鬼神给予方便。
　　 屋里屋外挤满了人，火盆里升起的纸钱灰在头顶飘浮。锵！锵！锵！潘端公和他的儿子徒弟，一个敲锣一个挥舞路引，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如一场没有舞台的二人转表演。
　　 端公说，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跪下，然后回答在。姐姐跪下去了，姐夫跪下去了。听到端公叫我名字，我感觉在叫一个陌生人。端公再次叫我的名字。我膝盖僵硬，双腿发颤。母亲看着我，弟妹们在后面望着我，父亲在棺材里等着我，锣声在催着我。锵！锵！锵！我感到肩上如挑着千斤重担，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向下按。背上沁出冷汗，心中的肥皂泡砰然破裂。膝关节弯曲，膝盖着地。目光下移，房子变得高大，站着的端公和他的儿子变得高大。立在墙角的老黄狗也比平时高了许多，居然不用抬头就和我对视。
　　 弟弟弟媳跪下去了，妹妹妹夫跪下去了，侄子侄女跪下去了。父亲死了。我也跪着了。我们因为跪着而缩成一团。其实跪着也没什么！依然能够自然地呼吸。额头挨着地面，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向一片虚无之境飞升然后坠落。锵！锵！锵！端公一遍又一遍唱着父亲的大名，如母亲呼唤走失的孩子，让父亲的名字饱含了悲伤与凄凉。
　　 姐姐在哭，妹妹在哭，母亲在哭。父亲的确死了。哭声与纸钱灰一起在屋里飘浮。我的眼眶开始潮湿，我也想如刚出生时那样放声大哭，可是我哭不出来。一种莫名的苍凉，如巨大的黑暗将我逐渐淹没，转而演变为初生婴儿般的幸福，如绚丽的礼花如冬日纷纷扬扬的脚印转瞬即逝。青龙垭上北风正在远去。我看见父亲遗落在来时路上的侧影一点点被风吹散。我忘记了自己跪着，忘记了自己的膝盖，甚至忘记了自己躯体里还有血液流动忘记了我是谁。
　　 刚过凌晨两点，二弟请的抬丧人陆续来到家里，大概七八个。每一个都沉默寡言，微驼着背。他们中有身材瘦高的小学同学邹小兵，有穿帆布棉袄的远房表弟刘福贵，有几十年前斗过父亲的红卫兵余长远，有地主子女罗时祥老汉的儿子罗二娃，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他们平时都在外面打工，只是过年后还没来得及出门。我客气地给大家递烟说辛苦你们，大家接烟时，都伸着双手半躬着腰显得十分恭敬。罗二娃在接过烟时，还专门向我解释，昨天他老汉酒喝多了，要我千万别往心里去。
　　 院子里人来人往如热闹的早市。抬丧人向棺材上套专门准备的篾纤索，检查绳结、调整纤索长度，端灵牌的、捧长明灯的、举招魂幡的、撒开路钱的、放鞭炮的，还有背纸钱纸房子纸车纸家电的，在端公的指挥下很快各就各位。天很黑，屋檐下两盏节能灯照得院子里寒气沉沉。我被安排端父亲的灵牌，二弟举招魂幡，母亲由姐姐妹妹陪着安静地立在二弟身后，妹夫捧长明灯，姐夫给抬丧的人打下手。端公说，在棺材抬出门以后，到达墓地入坑之前不能粘地，让表弟扛着两条高板凳备用。我则被告知，一旦出发就只能往前走，绝对不能回头看。
　　 鞭炮声响起。有人大喊；走——我便跟在端公后面走向院子外。昨夜下过一场细雨，地上湿漉漉的。我不知道后面跟了多少人，谁走在前谁走在后。我听见后面不停有人指挥：向左向右注意脚下。因为雨后路滑，队伍走得很慢，我在前面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等。我双手冰凉。表哥一路上点着鞭炮，抬丧人喊着号子，端公叫着各路鬼神让路。各种声音充斥着灰蒙蒙的日子，让黎明前的小山村吵吵嚷嚷，如春天的第一场庙会。
　　 端着父亲的牌位，我走得很小心如这些年过日子。雨越来越小。微风将黑夜吹散，山梁上的柏树与山下的麦田重新进入视野。不知谁家的公鸡终于开始哭啼，将沉沉暮冬划出一条深深的口子，盖住了送葬队伍的所有喧嚣。又一阵鞭炮声响起。拐过几道弯，走到一个岔路口就该上坡了。老黄狗又无声地走到我前面，毛上全是水珠，尾巴半垂着，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提醒我注意脚下的路。
　　 走完坡路是一块正开着花的油菜地，地中间是一条平时仅供一人走的土坎，两边油菜交错的花枝，不停地从我头上身上脸上以及手中的牌位上拂过，留下带水珠的花粉。油菜花熟悉的闷香钻入鼻孔。一只蜜蜂歇在我的脸上。我想蜜蜂会不会用它的尖嘴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印记，我想将它赶走，才想起身上披着孝布手里端着灵牌。微风吹过，蜜蜂终于飞离我的脸颊。眼前一片金黄的明亮，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蜜蜂。
　　 柏木土漆棺材被带草根的黄土一点点覆盖，如孤单的背影远去。我走向端公，取出烟递上，就前次对他发火表示歉意。我们谈起共同相识的故人，一同感叹世道的无常。我问端公干这行的收成，端公向我了解城里人火葬的讲究。我和端公握手，作为曾经的文联主席，我夸赞他做的法事有特色，建议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直在帮着磊坟的罗二娃走过来给我递烟。恭敬地说，我想麻烦你帮个忙。像我这种没文化的人，现在打工挣钱越来越难。你在外面有关系，能不能帮我在城里找个门卫或保安的工作？
　　 墓做好碑立好，墓前的地坪用砖铺好。张石匠头发零乱，衣服的扣子掉了两颗。稀稀拉拉的炊烟从山下升起，高音喇叭里放着喜庆的《恭喜发财》。张石匠说，石板桥又有人死了，听说才四十岁，是癌症，还得马上赶过去。我想在父亲坟前坐一会抽支烟。山下有声音在唤我的名字，似多年前母亲的声音，却是姐姐在叫我吃晚饭了。我站起身，花岗石墓碑在暮霭中模糊如父亲的脸。
　　 埋葬了父亲，今生的任务便少了一项。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感觉到很累，现在他去世了，我也没感觉到预想的轻松。从儿时的有父有君，到长大后有父无君，再到现在的无父无君。自由了，我又能怎么样！关于父亲，我已没有更多话要说。父亲的葬礼和普通老人的葬礼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终究还是入土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也将回到城里原来的地方，重复以前的日子。
　　 这些年，我一直想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却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无法置身事外。我企图以写死者的名义为活着的人添彩，然而，我们没能在现实中活得精彩，又如何将现实写得精彩。我企图用笔将不平的现实抹平，却常常适得其反地将貌似平静的生活撕得鲜血淋淋。对于世界，夜夜想着对抗，白天又无可奈何地屈从。我感到内心一片杂芜，却不知如何清理。我时常因为某个人的无情无义而对世界饱含怨恨，却始终抑制不住对诗歌、香烟以及女人身体的向往。我想给自己的内心留一点空间，却无法将铁板一样的现实打散。我不想认贼作父，却习惯了有父亲的日子。
　　 路边不停有低头修剪桑枝的乡亲抬起头，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些年，我一直刻意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看得见的距离。希望用这种距离，给我内心虚拟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我就没窜过邻居家的门，即使挨着的姐姐家，也很少去。此时，看见路边每一个低头干活的老人，都像我的父亲。
　　 天黑了，同学邹小兵家门前的红灯笼照着我下山的路。远处田坎上传来赵疯子明亮、欢快、自在的歌声：
　　 “蛐鳝钻土牛耕田，黄狗看家猫儿闲。流水难挡行船路，花开叶落又一年。”
　　 院子里没有了醒目的棺材，显得十分空荡，心里也有些空。一股巨大的疲倦迅速袭来，这一夜我没有做梦。第二天上午，在母亲、姐姐的倡导下，大家开始清理父亲的遗物。母亲说，你们各选一样作纪念，其他的全部弄到阳沟里烧了吧。
　　 太阳从云堆里浮出。母亲一边向火中扔着父亲遗物，一边诉说父亲生前的种种固执任性。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家里没吃的，父亲却几个月不见人影。快过年了，别人家推汤圆粉、磨豆腐、挂粉条，而我们家冷冷清清什么也没有。父亲不在家，他到县上找老战友出面，给生产队买氨水去了。不到两个小时，除了堂屋正墙上父亲生前专门去街上照相馆拍的照片，家里很难再找到父亲的痕迹。阳沟里火堆渐渐熄灭，母亲还沉浸在对父亲的抱怨中。
　　 上湾的周三婆躬着背，拄着半截干树枝咳着嗽走进院子，踩在青苔上时差点摔倒，掏出一张五元钞票走到母亲面前，如抽风般断断续续地说，上前年，我在街上买药钱不够，是任老太爷借钱给我才买回了药。昨天才听说他死了，现在还给你。五元钞票在周三婆手中不停抖动。母亲回身给周三婆倒来一杯开水，却没伸手接钱，说他人都去了，这钱就算了。周三婆颤抖着将钞票塞进母亲手里，我也活不到几天了，欠了账没还，我都不好意思在那边见他。
　　 招呼周三婆坐下后，母亲若有所思，返身进屋拿出一沓钱递给二弟，你爸以前爱在街上赊账拿东西，你跟你表哥一起到街上去，问一下以前他经常买东西的那几家卤肉店、药店，还有没有账没给清的，如果有就把账结了。
　　 潘端公在堂屋门外墙上贴了一张计划表，上面写着什么时候回煞，什么时候头七、百期。过了百期又是周年，然后还有清明、生期、七月半……母亲说，为了给你们老汉留个全尸，丧葬费一分都没领到。今后你们给我的生活费，每月就少一百块吧。我对母亲说，父亲已经入土了，谁也不可能把他挖出来再弄去火化，你就安心吧。二弟说，咱们还是多想想今后的生活，有些形式就不用太讲究了。母亲说，人活着就是一种仪式，哪能马马虎虎！
　　 黄昏，母亲单独将表哥叫到我面前。说，你表哥已经六十了，身体多病，人又老实，过年前就写了五保申请，他们村长却不给他签字。你大舅以前对我们那么好，你爸生病后都是他在照顾。你去找下乡上的熟人，帮他把五保办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