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两年我跟二哥一起上学，在学校里时常会受到小朋友们的数落和嘲弄，称我们水上子弟为“水鸭子”，我身上的衣服补丁是全校第一，头上的虱子也是全校第一，那时候爷爷年纪大，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带我们上浴室去洗一回澡，半个月不回来我就半个月没澡洗，不仅头上会长虱子，衣裤里到处都长满了虱子，有时到外面站队被太阳一晒虱子就会从头发里爬出来，后面的女生会发出非常恐怖的惊叫声，这时恨不能地上能裂一条缝一头钻进去。
　　 上到三年级的时候爷爷突然有一天被从盐城老家撑着小船来大丰的三叔接走了，说是回老家养老，也没考虑到我一个八九岁小孩的生活安排，当我放学回来面对家徒四壁的马房时我泪如泉涌，从此我便开始了近乎流浪的校园生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之后完成了小学学业，转校到航运公司自己办的水上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都是跟我一样的船民子弟，有500多人吃住在校，后来我们原来的自航船都编了队，每到星期天我们都用自己的小脚板步行七八里地到公司看工班，打听自家的船何时回来，同一船队的学生会互通消息，然后结伴回家，到了放假都会上船度假，这时，我们一半过着的仍然是水上生活。
　　
　　 5.换船上队
　　 大约在1973年航运公司开始有了拖轮，原先的自航船编队航行，拉纤扬帆的生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时候的父母到马房来看我的时间比以前间隔更长，因为船队行得更远。放假的时候我自然要回到船上，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第一次到了江南水乡，第一次看到了在长江中戏水翻滚的江豚，第一次看到了在陆地上拖着长长尾巴的火车，第一次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洋人，第一次见识了比我们的船大上百倍的外国货轮。原来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精彩，但身居船上也只能做一个匆匆过客。
　　 见过了外面的世界，我在学校中也有了与别人谈论的资本，每每听到我讲述着外面的故事，同学们眼中露出的那种羡慕的眼光给了我长期受歧视心理的最大慰藉。
　　 外面的世界终是千好万好，毕竟我只是一个看客，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才是我赖以立足的根，尽管当时她贫穷、落后，只是黄海之滨上一个背道而又不起眼的小县城，但她毕竟是我的故土。
　　 1975年，我家15吨位半的小木船被淘汰了，统一换上了40吨的水泥船，父母舍不得与之相伴了二十多年流动的家，水泥船跟木船一样经不起碰撞，而且要更加的小心。
　　 又过了两三年，40吨的水泥船又换成了60吨的水泥船，父亲仍然是船队长，管理着13条船、13个家庭。这一年船上就剩下二姐和父母了，大姐和去了水上二村，那是航运公司在草庙买下的一块土地，分流部分上升劳力，响应着上山下乡的号召，由他们自给自足，也作为是对年青职工的一种锻炼。我曾问过大姐：
　　 “小妹怎么会到你那儿去了几年的？”
　　 大姐感慨道：“我去二村几个月，有一天人家把小妹领到我身边，当时我吓了一跳，可以说小妹是被托运到二村的，爸妈在船队上没精力照应，就让人把她带过来了，我上田里去干活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宿舍，所有的生活所需都由我来负担，直到她到学校里去上了学，后来我到船厂后她还是跟我住在一起。”
　　 我曾写过一篇《姐大如母》的文章，就是写的大姐在二村带小妹的这段经历。
　　 大哥15岁就被分配到航运公司的轮船上做起了船老大，二哥16岁也作为上升劳力被分配到航运公司的船队上，只有我还能享受着教育的权利，而且是我们这个家庭中上学时间最长的一个，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到学校做了教师。在马房上学期间一到放寒假、暑假我就会跟随父母上船队。出于好奇经常乐于做父母的帮手，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传着由头档喊出的土电话——“橹前来船队”、“向橹后打弯！”每次船队从港口启航都要开例行的航次会，由父亲作本航次的工作说明，并交待安全事项，到航道不复杂的河段，父亲还会召集大家集中在一起进行学习，只要有我在，父亲总是要让我来读一段报纸，因为船上很少有人识字的，刚上初中的我俨然成了个有文化的人。
　　 一条轮船拖带着10多条驳船组成一个船队，其资产也相当于一个小集体的资产了，运输的货物以黄砂、石子、煤炭、棉花为主，由航运公司统一安排货源，运河上有几道船闸，过闸时由船队业务员去交过闸费用。北上主要在淮阴、徐州一线，南下过长江到苏、锡、常和上海较多，船到码头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上岸去游玩的时候。
　　 留在幼时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模糊，但那一条条婉延曲折的纤路、扬帆的桅杆、撑船用的水篙和一家人居住过的小木船却深深地定格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怎么也难以忘怀，每每回想起来总是感到一种特定的时代气息，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迎面拍来的阵阵清贫童年的芳香，总是勾起我无法忘怀的回忆。过去的这些旧式运输工具早已失去了痕迹，扬帆的小船亦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替代，而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怀念却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在水上漂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