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事说：“你调到成都军区后，母亲治病和小孩上学的问题就好办了嘛，至于你妻子，你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入伍，明年底军龄满十五周年，按成都市政府的规定，满了十五年的军队干部，家属就可以进成都落户。”
　　 在我内心深处，我丝毫不想脱军装，但此时此刻我没有流露。我对王干事说：“目前我的军龄只有十四年，我妻子不能与我同时离藏。”
　　 王干事说：“让你妻子在拉萨再干一年，一年后由我们干部部负责落实调动。医生好安排，就在军区所属的军工单位就安置了。”
　　 王干事提出的办法着实让我很感动。我说：“我妻子的高山心脏病不轻，经常心区痛得难以入睡，让她在西藏多呆一年，说起来时间不长，但三百六十五个昼夜，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我还是转业吧。”
　　 飞成都的当天，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老家。母亲虽然老年痴呆，但见到她的幺儿带着她的孙子回来了，不仅一眼认出了我们，而且还流了泪。我知道，这是母亲高兴的泪，也是母亲思儿的泪，酸楚的泪……
　　 我是穿着军装去的内江。那时内江还没有地改市，我直接去找的地委书记付运鸿同志。去之前，妹夫提醒说：“付书记原则性很强，是根不进油盐的四季豆，你去找他，难。”我心里想，凭实力求职，就是要找这样的领导才好办。
　　 在地委常委办公楼，秘书问明我的来意后，上楼去秉报了付书记。几分钟后，付书记下来了，我把我的情况向他作了个简介，并把带去的几件作品递到了他的手中，他比较认真地看了其中文字最少的一篇，说：“欢迎你回故乡来工作。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留下来，我签个意见叫秘书转给地区人事局王局长办理。”
　　 第三天，内江人事局打来电话，除告诉了工作岗位外，还特别提到，分给两室两厅的住房一套。
　　 就在轻松搞定这事儿的第二天，我接到了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的电话通知，说是正在成都休假的军区杨副政委有事找我，要我速到成都。杨副政委原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履新前是我们《西藏民兵》杂志社的分管领导。一见面，杨副政委便告诉我，说是军区姜司令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关心我退伍转业的安置问题。由于同杨副政委比较熟，我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员这么关心我，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杨副政委说，姜司令还打了电话给分管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省领导，介绍了你的德才表现，建议地方妥善安置。杨副政委还告诉我，省军转办希望我尽快去一趟。
　　 这些情况，我之前一点也没想到。眼下为难的是，我已在内江联系好了。
　　 在省军转办，同我谈话的是一位中年处长。他一边翻值班电话记录本，一边对我说：“你们军区姜司令给分管我们工作的省领导打电话说，你是从事新闻专业的优秀人才，希望我们做好对你的安置。对此，省领导非常尊重姜司令的意见，要求我们务必做好对你的安置。”处长指着电话记录本说，“你看一下，这上面记录的就是省领导给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怎么能看电话记录呢？我非常相信地把它推还给了处长。“很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关爱和重视。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我一个劲地要求退伍，咱司令员不但没生我的气，反而在背地里如此关心我，这事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千万别以为是添麻烦。”处长说，“重点做好对边海防和高原转业干部的安置，特别是对其中的专业人才的安置，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我把在内江联系工作的情况向这位处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处长说：“是回内江还是进成都，你自己选择，今天不需要表态，先考虑一下，也同家人商量商量，想好以后给我们来个电话就可以了。”话别时，处长特别提醒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们建议你最好考虑成都。”
　　 去军转办的情况，我当天就向杨副政委作了汇报，主要想听听首长的意见。杨副政委说：“成都肯定更加有利于你专业的发展，生活条件也要好一些。”杨副政委还特别提示，司令员和他都希望我在成都工作，并风趣地说：“你在成都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更多嘛。”
　　 面对杨副政委亲切的话语，我很是感激：“谢谢军区首长对我的关爱，我到地方后一定倍加努力，用更加优异的成绩报答你们。”
　　 在向军转办汇报选择进成都的电话里，我不无顾虑地提出：“内江热忱欢迎我回去，我真不好意思面对。”军转办明确告诉我：“没有关系，也不矛盾，我们给内江说明一下。”
　　 当时的媒体没有现在这么多，曾经发过我稿件的省广播电台和《四川日报》社，对我有记忆，也欢迎我去，甚至，电台还叫我到新闻编辑部上了两天班，然而，这些单位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暂时解决不了住房，我不得不放弃。那些年盛行的说法是，“进成都难，解决住房更是难上加难”。我是一家人进成都，没有住房一切都无从说起。《四川工人日报》、《成都铁道报》、《四川石油报》等单位先后到军转办要专业对口的转业干部，但短期内依然解决不了住房，唯有《四川建筑报》主动表示，能解决两室一厅带厨卫的住房一套。面对现实，我向军转办表态去《四川建筑报》。
　　 据军转办介绍，那年由四川安置的军转干部中，从事新闻专业的只有《西藏民兵》的两个编辑，我的同事老李决意去妻子所在的南充师范学院做校报编辑，留成都安置的就我一个。在军队尚未向地方移交干部档案前，《四川建筑报》怕我变卦，提出并征得西藏军区政治部同意，要我提前上班。去报社的第一天，领导便把住房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我带着儿子正在收拾屋子时，报社转给我家里发来的电报，母亲病危，要我速回。这无异于一声闷雷在我脑子里炸响！母亲虽然痴呆严重，但没有别的病，我从家里来成都才两天，这……原来是母亲不慎摔了一跤，左腿骨折。见到躺在床上的母亲，我泪流满面，愧疚无比。几天后，母亲便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只有六十七岁。我从灵魂深处憎恨自己没能为母亲尽孝，忏悔至今。
　　 在《四川建筑报》上班期间，一个星期天，成都军区军旅作家杨星火要我到她家包饺子吃，到家后她才告诉我是成都军区群工部官副部长托她务必找到我，要我放弃退伍转业，调到群工部工作。并说，只要我愿意，即使西藏军区下达了转业命令，成都军区可以通知其收回并办理调动手续。星火大姐边包饺子边劝我，见我依然无动于衷，最后提出：“即使你坚持退伍，去一趟群工部同官副部长见个面总算可以嘛。”我回答星火：“我一定会去一趟成都军区，拜望官副部长等首长，但不会是现在。”
　　 三个月后，我回到了拉萨。根据政治部的安排，再次执笔，先后为西藏军区姜司令撰写了一篇刊登在《西南民兵》创刊号上的署名文章，和西藏军区政治部张主任发表在《西藏日报》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算是在部队完成的最后两项任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军区下达了我们这批干部退出现役的命令，至此，我的军龄被划上了句号。那天晚上，我没有勇气甚至没有力气摘下帽徽、领章，是妻子帮我摘的，我坐在一旁，背靠着她，伤伤心心地哭了。我是多么舍不得这身军装啊！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政治部派车送我们去机场。吉普车即将驶出拉萨城区时，我饱含热泪，通过车窗，向雪域高原，向古城拉萨，向西藏军区，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再见了，我亲爱的部队，再见了，我可爱的第二故乡！是您，让我青春在边疆度过，灵魂在军营铸造！您让我刻骨铭心，您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