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隋唐遗踪
　　
　　 隋唐，也许是洛阳这座城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但也从此离开了天下舞台的中心。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首次开通，北达燕蓟、南下吴越，将中国纵贯一体，深远影响着此后一千多年的版图格局；洛阳一度被升格为“神都”，一时大兴土木，殿宇辉煌，令后人难以企及。历经六朝长期的分裂、整合，此时否极泰来，重归一统，再振雄风。丝绸之路由此向西延伸，穿越茫茫黄沙，连贯着广袤的欧亚大陆，汇通着人类文明。这里，便是曾经的世界中心。这无疑是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它的开创者，却是两个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隋炀帝和武则天。
　　 岁月易老，江山依旧。沿着伊水，穿越龙门，直到京城外郭的定鼎门内，一条笔直而阔达一百四十米的“天街”，曾连接着帝都繁华的街坊。于此遥望八九里外，便是重重叠叠的宫阙，辉耀于天日之间。遥望一千多年前，竟是一副何等壮丽的图画？江山如此多娇，除了引无数英雄折腰，又隐藏了多少宫闱秘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千秋已降，何妨顺着这条路线，一览隋唐往事的画卷。
　　 来洛阳，当然不能不来龙门。因为顽石之间，与青山同在的，是从北朝到北宋四百年佛教造像的精华，是那个伟大时代珍藏至今的艺术宝库。随着魏孝文帝从大同迁都洛阳，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石窟寺——开始了漫长的造像历程，直至隋唐，恰好是佛教鼎盛的时代。然而来到龙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不是石窟，而是那条大河：正向着帝都的方向，缓缓流淌。的确，它没有长江的浩大，也没有黄河的浑浊，但泛黄的河水依然水势充盈，在宽广与静默中，隐藏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不愧是伊河，它即将汇入洛河，成为黄河的支流，共同哺育了河洛文化和千古帝都。前行不远，就是两岸相对而立的龙门山和香山。它们无需太高，拒人千里，天造地设，恰成守卫帝都的门阙，成为世间的“龙门”。
　　 一千四百年前，隋炀帝的舰队浩浩荡荡，穿越龙门，驶入新都。但这不是一个走向辉煌的开始，而是在辉煌中走向毁灭。隋炀帝才华超然，营造东都、开辟运河，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明人陈建在总结历史时说道：“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就像周公营建洛邑，东汉以洛阳、长安为两京，两京制对于维护远在关中的中央政权、实现长治久安，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但关键的问题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自古以来，是一个决定时代气运的根本性命题。《荀子》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先儒所说的君道，不是专制之道，而是大公之道。然而隋炀帝自持手杖王权，口含天宪，对民力挥霍无度。在全国人口以千万计量的时代，居然征发二百万人营造东都，同时挖运河、征高丽，迅速透支了全国的力量，也就枯竭了一代王朝的元气。
　　 看来，比天还大的，是人的欲望。当它不幸与某种特权结盟——自谓可以支配一切，也便足以毁灭一切。随着欲望膨胀的轨迹，隋炀帝巡游江都，一去不返。刚刚统一的天下，又重新陷入战乱，刚刚修建的洛阳，也不可避免的成为群雄争夺的对象。东都繁华，却成为最激烈的战场。隋朝亡了，隋炀帝的子孙们也被杀戮殆尽，成为李唐王朝的铺路石。因为，被他得罪透了的，是人民，所谓天民。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对于佛教与艺术，我委实缺乏了解，沿着栈道一路走马观花，只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佛龛，开凿于崖壁之上，雕琢出一片人间的佛国。而看到屏幕上早已熟知的庐舍那大佛，还是不由得叹为观止。他是如此的端庄秀丽，沉静慈和，背倚着整个山崖，端坐在情态各异、但又同样雕琢精美的仙佛之中。佛的世界，应当是极乐世界，正是信众内心深处对美好的向往、对世间烦恼的解脱，让他历经法难而不朽。
　　 从东岸的龙门山一路观瞻，跨过伊河来到西面的香山，这个名字让我似曾相识，又不仅仅是为了北京的香山。当信步来到香山寺和白园，才顿悟藏在我心中的那个香山，就是白香山——白居易。白公才华天纵，少年及第，一生仕宦，最后以刑部尚书致师，官至太子少傅，不可谓不显。但每个时代的达官显宦都是指不胜屈，白公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他的才华与人格，自古所谓“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白公倡导新乐府运动，诗歌的创作关心民隐、通俗易懂，在大唐文坛上独树一帜。在时政上，白公同样勇于担当，直言敢谏，也就难免招致打击。历经宦海浮沉，晚年的白公更清心于佛道，喜欢在香山上诗意的栖居。“香山九老”——九位天下之大老，时常在此雅聚，成为香山上的一段风流往事。白公如此钟爱香山，不仅以此自名，而且作为了最后的归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疑是儒家主要的人生信条。愿望不可谓有，理想不可谓无。我想白公是最成功的人，因为他历经拼搏，生前荣达，身后流芳，既在兼善天下中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又在独善其身中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远眺洛阳，隋唐故都早已深埋地下。而今从定鼎门到天堂、明堂，这些隋唐时代的代表性建筑，隐约得到了修复，聊可想见当年的壮丽。唯独定鼎门外挖掘出的隋唐建筑遗址，在时光的穿梭中，最能打动人心。纵观隋唐遗迹，其中离不开的名字，便是那个唯一当过女皇帝的武则天。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资治通鉴》有过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评价：“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责，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拉一批，打一批，由来倒旋乾坤，可谓变化万端，但无非利用了人性，所谓“因其至情而用之”。武则天明察善断，好弄权术，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个被疏远的才人，当她俘获了懦弱而多病的高宗，却在半个世纪间一步步攫取了大权。然而，从皇后、太后直到称帝，在这些攫取权利的关键步骤，武则天断然清除的障碍，竟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在她身前身后，从婆家到娘家，人头滚滚，朝廷内外，冤狱丛生。
　　 难道为了权力、为了无休止的利益，在得失进退之间，人类真的可以忘记一切吗？也许，对人类而言，野心是一种最可怕的力量。纵观古今，当人类的欲望，冲垮了维系社会文明的大堤，总是与残暴、阴谋结伴而行，酿成种种祸端，甚至造成历史的断裂。宋代洛阳大儒程子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这与其说是迂腐的说教，不如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为了粉饰统治的合法性，武则天重铸九鼎、自称弥勒转世，在洛阳大兴土木，从儒家道统到神道设教无所不用。然而，当她暮年在兵变中被迫退位，最终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块无从褒贬而又任人褒贬的无字碑。
　　
　　 卷四：汉魏胜迹
　　
　　 在洛阳最后的半天，留给了洛阳最重要、也是起初最不关心的两个景点：关林庙和白马寺，终于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邂逅了汉魏故都最后的遗踪。白马寺我是早就知道的，只是没有佛缘；而关林庙则是头一次听说，一打听才知道是关公遇害后，被曹操埋葬灵首的地方，一千八百年来香火不绝。我曾经疑惑，关公生前只是一代将领，为什么值得我们顶礼膜拜？当我踏入古迹，才突然明白，关林庙和白马寺，所以成为汉魏不朽的遗踪，是因为里面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信仰，是中华文化的殿堂。不同的是，关帝崇拜，承载着中国精神；释氏祖庭，延续着中国佛教。时代终将失落，就像肉体不能永生，不朽的，乃是其中的精神命脉。
　　 关公的时代，恰逢大一统崩溃、天下行将陷入长期分裂与动乱的时代。关公的一生，便是以其全部努力，维护治统，挽救合法的国家政权。这个过程中，就像八百年前孔子维护周朝的治统，以挽回乱世、挽救苍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夜读春秋，无疑是关公在世人面前最主要的造像之一，然而熟读春秋，不仅是一代名将精研兵法的需要，尤其是塑造了一代华夏名将的精神。忠于什么？为何而战？大厦已倾，曹魏在前，孙吴在后，蜀汉实力最弱。为汉室镇守荆州的关公，一度水淹七军，生擒于禁，迫使曹操考虑放弃洛阳。但是，气运所在，已容不下汉室复兴，背后的孙吴乘虚而入，使关公功败垂成，败走麦城。在汉末的混战中，关公不免多次失败，但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屈服。曹操的“上马金下马银”褒扬了时代的精神，但没能改变关公的初衷，换来了后来华容道的义释曹操。一代名将最终死在敌人的手中，但以其一生的壮烈，诠释了什么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诠释了什么叫忠、勇、仁、义。千秋之下，凛凛由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关公无法挽回气运，但成就的是中国精神的典范。千秋万代，沧海横流，如果我们的民族要活下去，要活出尊严、赢得光荣，而不是沦为卑微的贱民，便不能没有赖以自立的精神。历史文化的奥义，不是可以家喻户晓，所谓神明，在于神而明之——在子民们面前，以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精神，彰显价值。让后世懂得敬畏，知道荣耻，还能记得什么是人的尺度。于是，我们神奇的看到，关公去世之后，他的声名反而愈加光辉。不仅佛道两家，将关公奉为神佛，在子民心中尽享香火，在国家的公祭活动中，也一步步被加封为关公大帝。于是，关公的坟墓被称为“林”，而这是只有圣人的坟茔才能使用的称谓，乃至与我们山东的孔林东西并列。当汉魏故都沉睡地下，却愈发耸立起这座宏伟的关林庙。
　　 离着火车开动的时间，还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最匆忙的旅程留给了大名鼎鼎的白马寺。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曾经把一切神明粗暴、简单的等同于封建迷信。历经百年以来的现代化改造，科学、民主的精神改变着我们的文化面貌，却在内心深处，缺乏真诚与信仰，宁愿在经济大潮中讲求彻底的“唯物”主义。于是，对于我这样的宗教文盲而言，印象中佛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除了磕头烧香的陋俗，颇感无从了解。好在我小时候便通过《上下五千年》知道了“永平求法”的典故，知道正是区区白马驼来的佛经，开启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源头。九九归一，白马寺正是中国佛教的祖庭。
　　 汉朝昌盛的时代，大力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学的兴盛，引导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长期繁荣。随着世运衰微，魏晋玄学兴盛一时，崇尚清淡的正始之音，风流所被，为举国仰慕。此后漫长的南北朝时代，譬如漫漫长夜，却孕育着中国文化的又一轮大调整：从民族的融合，到文化的面貌，深深的影响着后来的社会历史进程。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便是佛教的崛起。佛教初来，只是被当做一种方术，被安排在了用于接待来宾的中央国家机关——寺。而历经南北朝的长期演变，佛教的思想，被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普遍接受，在朝野推动下得到极大发展。于是，寺的本来意义也被人淡漠，终于成为了遍布神州的梵宇。
　　 这就是文化的融合。洛阳乃天下的中心，在历史的洪流中，各种文化不可避免的在此交汇。回过头来看，其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在失落中走向对面，又在自觉中回归自我。《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无论科学民主还是宗教信仰，只要善于吸收、以我为本，便是文化，便是滋养。否则，同样可以成为迷信。因为，它们在人性中总有不同的位置，让人性不同的角落，在文化的进步中获得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