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青脸色越来越阴沉，明显不悦起来。他当即驳斥我的观点，说我太偏激，不该因团组织未予吸收就对共青团产生敌对情绪。言辞凿凿地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预备队，青年人要入党必须先入团，这是不可绕行的规则！我举出大量实例进行争辩。
　　 张卓青见平时眼中一向懦弱的小个子学生敢和自己抗辩，心生怒火，面红耳赤地拍起桌子：“那是战争年代，现在是和平时期，两者不能同日而语。”最后他严厉批评我：“你必须尽快抛掉这些怪念头，立即悬崖勒马，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谈话不欢而散。
　　 我心结始终未解，整日郁郁寡欢。几天过去后，我发现张卓青的眼神不对，看我时明显带着憎恶与厌烦。班长宗惠民问我：“你都和张老师说什么了？”我说：“也没说什么，只是谈了我最近一些想法。”“你太幼稚了，怎能随便和班主任谈话？他现在对你很有看法，认为你思想不是一般落后，而是特别落后，还说你心理有问题，发展下去很危险。”我心中一惊，知道闯了大祸，不禁为自己的冲动与莽撞后悔，隐隐约约觉得厄运即将降临头上。
　　 高考来临了，我答题很顺利，较好地发挥了水平。我预感到和班主任那次不愉快的谈话及父亲问题的影响，填报志愿时，没敢填报理想大学和喜爱专业，在所有栏目内一律填写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精神病专业（我哥哥是精神病患者，想毕业后为他治病），希望通过报考这样一个无人理睬的空白点，圆自己的大学梦。
　　 然而现实还是无情地击碎了我的梦想，发榜时，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弃置不理的专业，也拒我于门外，尽管我高考成绩很好，却因政审及毕业鉴定不合格落榜。
　　 后来听说，我所填专业由于无人报名，不得不从别的专业甩下来的考生中挑选人数充上，只要考生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再加上出身好、家庭历史清白，不管分数够不够，就被该专业录取。
　　 高考前，三叔和姑姑不断来信，鼓励我努力备考，争取考入大学。得知我落榜后，他们没有过多埋怨，来信要我把户口起到临江或抚松，不要回桓仁，将来为我在林业局安排工作。郭辛也来信要我把户口起到八道江（郭辛此时调到八道江工作），为我在煤矿找工作做。
　　 我此时对个人前途彻底绝望，决心不做口头革命派，以下乡上山实际行动剖明心迹，体现自己对党对祖国的耿耿忠诚。我没听三叔、姑姑、伯父的话，连下乡知青手续都没办，从学校起出户口，直接带回桓仁农村落下。
　　 我把户口擅自落到农村的行为激怒了三叔，他立即给我写信，严厉批评了我这个不省事的侄子。在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小威，你太令我们失望了，你不听人话，随便把户口落到农村。你这一生从此板上钉钉，再也别想从农村爬出来了。你以前念书时，经济上有了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但现在，谁也没能力把你从农村拽出来。脚上泡是你自己走的，别怪我们当叔叔的事先没提醒你。”姑姑也很生气，我回家后，她在给祖父的来信中一句也不提我。
　　 我把户口落到拐磨子公社岔路子大队，对爷爷说，自己从今往后一心想当个农民，在家好好种地。爷爷没说什么，母亲也没说什么，他们对我的回归看得很平常，仿佛早在意料之中。
　　 我凭一时血气，轻率地把户口由市内落到农村，全然不知道自己一生将为这一严重失误付出多大代价？幼稚的我只想做下乡上山的实践者，用实际行动给季先进、张卓青们看看自己是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思想很坏的学生。我哪里想到在别人眼里，这一个小小牺牲会有多大价值？也许人们认为你本来就该回农村老老实实务农接受改造。
　　 从此，我结束了人生正规的求学之路，十八岁时正式走向社会，沉入生活的最底层。一只毛羽未丰的雏鸟，孤独地飞向农村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它能自由飞翔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中，年轻的高中生能否消磨掉高傲的志气，他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进而大有作为呢？在那个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背负着父亲历史问题的弱子，前方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