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子说:“玩哩！这里人多热闹！”兰子经历单纯，结婚有孩子后经历了娘家和婆家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变故，心里许多事无法排解，告诉李健，李健不听还嫌她啰嗦。他脾气又不好，为一点小事情常常摔碟子摔碗，俩人老说不到一块。到了王英这儿，好像找到了倾诉的地方，委屈得到了喧泄，在这里能得到了许多年长人的安慰排解。她心灵得到慰籍好像找到了知音，慢慢进入了角色，信了“教”，入了“道”，信仰成了她的唯一。对饭店的事也漠不关心起来，李健见她那样子，劝也劝不下，牛筋似的只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也不再理会。兰子所做的事让那位姑娘去做，他俩配合得十分默契，饭店生意也红红火火，天长日久，俩人碰出了爱的火花，渐渐有了感情，好了起来。兰子倾心于东跑西走，出外聚会，也无瑕顾及这里，也没有察觉这里微妙的变化。当事情被她碰见的时侯，她大吃一惊，更难以接受，咬牙离了婚，一气之下出外打工走了。
　　 兰子离婚出走后，李健的母亲年事已高，很难照管好孙子孙女，多次来饭店骂李健和那位姑娘，姑娘家人知道后硬叫回了自家姑娘，说了个好对象远嫁他乡。李健因缺了左膀右臂，生意一落千丈，每况愈下，李健最后把饭店盘给别人，帮母亲照管儿女。没有妻子，家里空落落的，想起和兰子生活的日日夜夜，李健认识到自已的错误，多次找人给兰子做工作。因牵挂儿女，念及旧情，兰子和李健复了婚。
　　 李健头脑灵活，又贷了款重新开了酒楼，兰子也用心打理，生意也十分火爆，不几年也挣了不少钱。这时的李健也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他常常想为什么兰子这样痴心倾情于信仰“上帝”。究其原因，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农村文化生活成了空白，无神论不去占领，有神论者必然去占领，这是一场文化领地的争夺战。李健为此自己拿出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广场舞蹈队，聘请了专职教员教学，培养了教师，又去各村组建舞蹈队伍，跳舞的，演戏的，农村各个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这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发展壮大了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体育场，科技园，图书室，阅览室，培训室也相继完善，人们的文化活动日益活跃起来，兰子也加入了进来。
　　
　　 五
　　 李健和兰子和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
　　 他们认为，信仰信教是一种精神寄托。有些“信仰信教”教人向善，不会对社会安全文明建设的大局产生危害，政府也不大力提倡，但也不反对。有些信仰纵容人去对抗所有的自以为是的错，而不是去包容，它的性质使它对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的安全和国家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一直被打压。但论其本质，不论好坏，所有信仰都是一种洗脑行为，有神论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一心觉得挣钱能让自己过得更幸福也是信仰。对物质的信仰也罢，对精神上的信仰也罢，没有哪种更高尚，为了都是自己的心安理得。现实生活告诉人:宗教叫人与人为善，但宗教也教人忍受苦难，包括忍受压迫和剥削，所以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插足进来，运用传教给人洗脑，使得千百年来老百姓成为温顺的羔羊。
　　 所以对兰子“信仰”一事，也没有刻意反对，也没有全力支持，兰子对信仰一事也有反悟之心，除了正常的礼拜日之外，对家庭，对自己和李健的事业摆放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至此夫妻恩爱有加，事业水风生起，蒸蒸日上。
　　 柯增和王英这俩信仰的传道者，俩人感情则出现新的危机。柯增把全部经历用在了传道上，走东串西，上北下南，四处讲道，朝不见人，晚不着家，被信徒敬上了天，飘飘然和上帝永远在一起。王英一边打理服装百货店，一边照管小孩，见他没日没夜给众多的老少妇女信徒布教忘了这个家，心生不满，后又因孩子上学去了明城伴读，城市五彩缤光怪陆离的生活环境看得她眼花瞭乱。原来在这里认识闺蜜都住上了百十万的大房子，并有了好车，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自己伴读儿子还得租住一间很普通的民房里，房租、水电费、买米买菜，儿子的学费乱七八糟月月得不少钱。虽说几个店挣钱，但她俩疏于管理，这几年一门心思传教，没好好经营，也没多少积蓄。别说买房，就是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生活，还有一定距离，心里有了更大的落差和失落，产生了信仰危机，怀疑“神灵”照顾没有信教的普通人，而把富裕的“福音”没有传授给自己。
　　 又是一个开学季，王英想让儿子上更好的学校，因经济问题和柯增起了争执，王英性子硬，几年来的不满和积冤暴发起来，俩人从吵到打，感情破裂，分道扬镳，夫妻因信仰走到一起，又因生活离了婚各奔东西了。
　　 柯增和李英原来办的分店，因连年亏损转让了别人。自从和李英离婚后，柯增父母年事己高，柯增为照管父母，让父母为自己守店，偶尔照管一下父母的生活，买煤拉水，冬天，俩老人采雪融化当生活用水。
　　 柯增还是痴迷于自已的信仰，传道还在继续，他不去思考，他的传教已给许多家庭或多或少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和现实生活矛盾。
　　 谁又能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现代人的信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