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步青在这里是道德沦丧的符号，可是，步年这个人其实也是由一个纯真少年变成了一个毫无道德感的躯壳了。整个世界的发狂与变形，其实都在他这个人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但马与步年那种二而一的关系，有时候又让人觉得你在这里设置了某种哲学的怪圈，马是步年的另一个形象，马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这是不是在写人类的某种情状？我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抽象？
　　 艾：马在这部小说里是一个推动情节进展的道具，也是一个象征。小说里描述了多场赛跑，在文革期间，在月光下开运动会，同马儿比赛，是为了吃到猪肉及批斗“四类分子”。在改革年代，同马儿比赛是为了得到那笔奖金。我曾说过，《越野赛跑》叙述了一个由欲望驱动的盲目世界，在我的构想中，这些比赛隐喻了我们时代的特征，也是人类的基本状况，我们总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盲目奔跑，其中所呈现的智慧、愚蠢、欲望、激情和创造力令人惊心，就像福克纳所说的，“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
　　 姜：总觉得你这部作品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了点。有福克纳的影子，也有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是一次语言的狂欢，意象的狂欢，思维的狂欢。直言之吧，这是一个狂欢的文本。
　　 艾：你所指的作家都是我喜欢的，如果你真的看出那么多作家的影子，我感到高兴。关于这个小说，确实比较狂欢，甚至写到死亡都有喜悦的意味。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叫高德的老头自杀一事，然后就写了出殡的场面。整个出殡的过程因为一匹马的突然降临而有了兴高采烈的喜剧色彩。但我觉得这个热闹场景的底色是安静和恐怖。这个老头为什么自杀，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在“文革”中不会有好果子吃。热闹表面上看是冲淡恐惧的好办法，但往往使恐惧更为骇人。我试图追求那种欢笑中的泪水。
　　 姜：你在这本书的后记《障碍》里说，会让那些场景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叙事世界。你让这一叙事世界超越现实，甚至完全抛弃了现实，用你的话讲，是用想象力裹挟着这具有生长力的场景拔离现实的地面。这是不是说，你的目的，是想从现实中逃逸，甚至并不希望你的作品能反映现实？
　　 艾：不，现实在我这里一直是最重要的。我的小说应该都是指向现实的。事实上，这部小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确凿无疑。
　　 姜：有一点，你强调了文革时代的思想很有秩序、人性遭遇压抑，文革结束后，由于人性的解放，各种各样的欲望使社会看上去更像处在失控状态。用你的话讲就是“老金法像整个社会一样亢奋，充满了欲望，而灵魂的直接出现使欲望更加赤裸裸”。这对你的写作固然有一种障碍之后的美妙契机，一片新的天地，但对社会而言，它确确实实就是一种发展的障碍。
　　 艾：怎么会是发展的障碍？社会发展还得靠欲望。这很正常。作家的写作从来不可能是“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作家是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通过人的处境指出时代的状况和结症。小说家会有点悲天悯人吧，他有时候会用质疑、否定或者反抗的方式看待问题。
　　 姜：你说“我惊奇于我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我深有同感。读完这样一部作品后，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应该惊奇一下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佳作在社会上的反响不是很大。我手头的《越野赛跑》是2001年10月出版的，第一版的印数才是五千。
　　 艾：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吧。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四
　　 姜：现在我们开始来说《爱人同志》。如果要为这本书提炼几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仍然是你所喜欢的：关系。
　　 艾：这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战争英雄，一个时代圣女。这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反复讲述过的老故事，叙述的结果是人不见了，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英雄”和“圣女”的符号。而我之所以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对这“英雄”和“圣女”符号背后的人性状况感兴趣。这个故事的复杂之处是这两个人处在我们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结点上，在他们身上带着无比丰富的政治和文化信息，从他们这两个人出发，可以隐喻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就关系来说，这小说表面上比较单纯，写两个人的十余年的时间，但这两个人，一直联系着时代的变迁，时代变迁的阵痛一直投射到他们身上，转换为两性之间的战争。因此，小说既探寻两性之间的幽深、复杂、微妙的关系，又探讨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
　　 姜：再有我觉得就是“愤怒”和“疼痛”。对社会走向的愤怒，对价值观失落的愤怒。我总觉得，一个诞生英雄的时代很快就那么过去了。而这个诞生英雄的时代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因为接着到来的，是一个价值观失落、混乱的时代。英雄一下子成了上一个时代的政治遗民，成了这个时代的孤魂野鬼，他们一下成了被人丢弃的意识形态的外衣。
　　 艾：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愤怒。我们没有必要对既成的历史产生愤怒的情感。这无济于事，但反思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指出其中的荒诞。我说过，小说家不关注“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小说家关注他所处时代的人和人性的状况。讲起历史，真是无比复杂，这个进程可能是冷酷无情的，但你不能讲谁对谁错，这里面有太多的因素。我认为，“个人”在历史中的“惊惶失措”，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姜：或者再一次说到组织吧。《亲骨肉》中，组织还比较具体。这里的组织就什么也没有了。
　　 艾：应该还有的吧。陆主任，即后来的陆书记就是组织嘛。
　　 姜：如果与《越野赛跑》相比，我觉得，《越野赛跑》写出了人的常态与社会的非常态交织而成的故事之河；而《爱人同志》则以人的非常态融入一个貌似常态的社会，演绎出了一个个令人心疼的心灵悲剧。你仍然着眼于关系来顽强地演绎着小说文本。对于刘亚军而言，这里的关系可能更直接地表现为那只地雷，确实，那只地雷炸断了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与纽带，将他推向了这个世界的边缘。人的形而下的东西，从来不会放弃对形而上的东西的干预。如果说边缘也是一种障碍的话，那就是这一小说文本，在已经到达边缘后，仍然要顽强地向前推进。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个的障碍。
　　 艾：在这个故事的主流叙述中，这个“英雄”和“圣女”在他们结婚后就结束了，就像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终成眷属就结束了，因为谁都知道，结婚后的日子是琐碎的，肯定不是童话。我是在时代的童话结束的地方写起。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这里面的人性真相看上去有些骇人，不是常态，但我相信，凡人都会体验到这种内心之疼。如你所说，这小说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入了绝境，给人感觉没法写下去。你看了这个小说后也能发现，其实这个故事极其简单，就是写他们的婚后生活如何在这个时代的演变中演变。这就不是靠情节，而是靠你对人的忠实的洞悉，在日常生活的流脉中体察他们内心的疼痛。这就需要在不可能中开掘故事的可能性。这样的写作需要耐心的，这种写法很累人。
　　 姜：对于张小影来说，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她本身对英雄的介入也发生了改变，有着张小影存在的生活，因着张小影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张小影也不能不说正有着大的改变。后来她再一次期图有记者来采访，也应该看成是她对改变的期待。
　　 艾：张小影肯定在改变，她的改变是更为隐性的，更内在。她真的是个高尚的人，自我牺牲的人，一个隐忍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内心的愿望和外在行为是撕裂的，这种撕裂之痛在她那里也是无比激烈。只是她不动声色，默默承受。
　　 姜：读到《爱与恨同等强烈》时，我偶然之间想到一个问题，你这篇小说是否是在为人的感情方式寻找合理的解释？
　　 艾：爱与恨都是很具体的，你把这句话抽象出来，说要对人的情感有什么合理解释我不能同意，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是老生常谈，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境遇中去谈这个问题，这样，就会更有血肉之感，也更令人唏嘘。
　　 姜：这篇小说你是否过分地着眼于描写人活得虚妄虚诞而且充满荒谬？对刘亚军来说，通道是越来越小，越来越黑暗。这是不是有点不合生活的逻辑？譬如说，刘亚军在黑屋子里与一只鸽子相伴的情节、女记者的探视等情节是否是想表现一下小说的现代性而设计出这样一个比较夸张而略带变形的细节与情节？
　　 艾：我不觉得有什么变形。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故事的逻辑也让刘亚军步入了这一境地。我这么认为。
　　 姜：我常常在想，写作其实有一种异己的力量，或者说写作者必须有一种异己的力量，才能将小说写得出色。这种异己的力量，有时俨然就是在替另一个人在思维或者经历某种生活。对于你来说，你是否在内心无数次地在替代刘亚军或张小影？我总觉得写作者本人得有那种亲历的灼痛才行。不然，何以写出那种混乱的痛与恨、希望与失望乃至绝望、存在与虚无？甚至，将世界当成敌人的那种感觉与理性的力量也必须在你的心灵里产生，那样才会在小说文本里得到最出色的体现。《爱人同志》读完后，我有一种深刻的绝望，你写得太凝重了，这个艾伟把世界洞穿了。
　　 艾：这是普通读者才会产生的疑问，你也是一位作家，不应该呀。至于我个人，我不把这个世界当成敌人，我热爱这个世界，但我确实对这个世界有悲观的看法。至于进入人物内心，也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我一直讲，作家去写某件事物，并不是对这件事了解得比别人多，只不过是他有愿望去了解，只要你有愿望，你就可以深入事物的核心和本质。你得承认我们的心灵有着巨大的能量。你还得承认如果思想和你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时，思想也有着巨大的力量。至于你提到的绝望，其实这里有一个尺度在：因为我们都有盼望。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文本。
　　 姜：你主要玩得太像真的了。也就是你所说的比较彻底。读了你那么多的小说，我越来越觉得我最初对你的诗性的判断其实是一种错误，或者说，诗性是一种假像与误读。你的小说，似乎都在通向幽深渺远与不可知的境地。有时通向光明，如《越野赛跑》、《乡村电影》，有时通向黑暗，如《去上海》、《标本》，有时则通向虚无，如《爱人同志》。
　　 艾：你要这样解读也行。在我这里，其实有着一致性的东西，比如我对这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并无多大改变，改变的是写作方式，写作元素，题材等因素，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有逐步深入的问题。
　　 姜：《爱人同志》的结尾，让人觉得深刻的悲哀。哭泣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声音。那么笑声呢？我们的笑声在哪里了呢？
　　 艾：这只是表达对人生的悲观的看法。我肯定是个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是说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热爱，失去了热情，对具体的生活来说，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里所说的悲观是对整个人生而言。生命就是这样，临到终了，你会发现你根本无话可说，所谓的悲欣交集。正因为这样，那些笑声欢乐才是虚无之上开出的花朵，显得尤为珍贵。
　　 姜：再回到关系上吧。你与小说是什么关系？二而一？二合一？二者合为一体？你走在小说的无限之路上，以轻驾驭着小说文本，这一种小说美学的后面未尝就不是凝重。你说是不是？
　　 艾：作者和他的小说是什么关系？呵呵，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里有游戏的成份，有好奇的成份，也有严肃地对人的处境的追问的成份。如果回到小说的出发点，那我想，小说是容纳及拓展人类经验及想象的一个容器，那么，当我们把现实生活中可能或不可能的事，通过小说的方式展示，呈现人类可能的“经验”的时候，这是有着巨大的冒险的乐趣的，这个过程有游戏性质。因为，我说过，写作的人并不比别人了解得更多，只因为他有了解的好奇心，由着好奇心的驱使，小说世界才慢慢呈现。当然小说里所展示的“可能”经验，肯定包含一些写作者的生命密码，这毫无疑问。我觉得“经验”很重要，是小说的基本价值，但小说不应该停留在“经验”这个层面，现代小说以来，小说担负着勘探存在之谜的使命。
　　 姜：两部骇人夺目的长篇完成之后，下面有继续写作长篇的打算吗？如果想写，笔触伸向哪里？应该还是在关系中建立长篇文本吧？
　　 艾：长篇肯定还会写。我的兴趣在于我们的“现实”。说起这个时代，我前面也谈到了，价值平台在一个极低的层面上，我们几乎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想探究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心会失去这样的尺度？是一种轻快的市场意识形态的粗暴的控制吗？是我们这个时代全民想象中的一次轻快的逃逸吗？我们内心究竟有没有善与恶，罪和罚，责任和忏悔这样的界限？难道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结构真的有了根本的改变？如果内心结构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那么是什么遮蔽了我们，让我们对一切采取怀疑态度？如果要写长篇，我会探究这些问题。也许没有答案，但即使是疑问也应该是真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