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静静地珍藏在书里，充当着书签。照片上，长长的辫子，大大的眼睛，笑如花灿，一件红底黑格的衬衫，一条绿色的裤子，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没有珠光宝气，没有浓妆艳抹，只有淳朴自然。背后是小桥流水，依依杨柳，呈现出浓浓的乡土气息。
　　 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的大姐。当我努力学习取得进步时，大姐的笑就是鼓励；当我懈怠偷懒时，看到大姐的眼神就会如芒刺背，感到汗颜，感到对不起大姐的殷切期望，每当此时大姐的点点滴滴就会涌上心头……
　　 大姐大我九岁，心灵手巧，能用高粱秸的细杆做锅盖及盛东西的器具，会织毛衣、绣花还会织布。大姐早早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了，我们弟兄几个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大姐做的。母亲没学过制服的裁剪，也不会用缝纫机，只负责给我们做冬天穿的棉衣，做的棉袄也是老式的那种。棉袄的扣子是用布条盘结而成，裤腰特别肥，肥得就像麻袋，人穿上后，再折一下然后用腰带扎住。样子不好看，不过那个年代都这样穿，也就见怪不怪了。
　　 记得我三四岁时，最怕过年放鞭炮，那炮声总响成一个“怕”字。每听到“啪啪啪”的鞭炮声我就吓得哇哇大哭，于是大姐赶紧背着我离开，可是春节到处都在放炮，终是躲不胜躲，我也就一直大哭不止，因此大哥就常常戏说：“我们家的穷啊都是你的哭声招来的。”大姐只是笑笑，从来没有厌烦过，也没有嫌弃过。每到过年，我依然不管穷不穷，照例年年放炮年年哭，大姐也就照例背着我东躲西藏。长大后不再怕放炮了，也终于离开了大姐的背。大姐的背上有我童年的哭声和欢乐，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背着大姐用布条拼接成花样图案的书包上学了。这书包里装着家的期望，装着大姐深情的目光，装着大姐满满的爱。记得读二年级时，我被评为少先队员，可是家里连给我买红领巾的钱都没有，于是大姐就把她头上引以为豪的两个大辫子剪掉卖了，给我买了红领巾。人都有爱美之心，我能想象得到大姐该有多么的不舍，可是大姐为了她的弟弟，依然剪去了她留了好多年的长发，这怎不叫我感动?那时，戴上红领巾的我别提多美多自豪了，因为一个班级里只有几个人能评上，评不上只能通过努力下次再评。在学校，能成为少先队员是每个学生的梦想，是每个学生的荣耀。
　　 小时候我很顽皮，经常和一般大小的玩伴斗嘴打架，我吃了亏自然不肯告诉家里，对方吃了亏却总是找上门来，于是免不了挨父亲一顿严厉的批评。那时我总是躲在大姐的背后，大姐也总是充当着我的保护伞。父亲扬起的手也始终没有落到我的屁股上。大姐都是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叮咛说：“你以后不要再淘气了，免得爹妈为你操心。”只是我那时玩心太大，嘴上虽然答应了，就是改不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愧对大姐的爱护。
　　 幼年的我最爱爬墙上树，见到树上的蜂窝就想捅。大姐看到后总是担心我，怕我摔着。有一次捅蜂窝，被蜂蜇在了脸上，脸立刻肿得老高，大姐第一次心疼地责备了我：“总是不叫人省心，蛰着了心一慌，从树上摔下来怎么办？你看三海成了啥样？”说到三海，其人比我大两岁，原来也是挺聪明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从树上摔下来摔坏了头部，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成了傻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爬墙上树了，我不能再让大姐为我担心了。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三间东厢房里，一张土炕无论如何也睡不下一家七口人，于是大哥二哥就出去找房住，好在那个年代光棍也多，找个睡觉的地方还是不成问题。大姐则住在爷爷所占的正房最边上一个单间里，屋里堆放各式家具。土炕的一头堆放着红薯干，只留不大的一块空地安放大姐的东西，但这间屋子却成了大姐的闺房，屋子虽然简陋，大姐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在这间屋子里，我常守着大姐，看她剪花、刺绣。这间简陋的屋，度过了大姐的花样年华，也记录了大姐的苦与乐。
　　 一年里，轻松地看过了春花，听过了夏蝉，赏过了秋月，到了冬天可就不好过了，我和父母在东厢房里，还能生个炉火，就是这样，每当晚上睡觉时一钻被窝总是冰凉冰凉的，凉的我也总是大呼小叫。记忆里那个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母亲让大姐冬天和我们挤在一块住，大姐却是不肯，总是笑笑说：“没事，不怎么冷。”大姐住的那间屋子常年没见过一点火星的啊，大姐能不冷吗？每当夜里大姐冷得实在睡不着了，就起来装上红薯干到前院的石碾上推磨，到天明能推出一簸箕红薯面，这时生产队里的钟也敲响了，然后大姐再和家里人一道出工挣工分。大姐竟以这样的方式御寒，现在每每思及常让我眼含热泪，是那个年代的穷，练就出了大姐勤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大姐干活很麻利，当时女人挣工分一般超不过八分，为了多挣工分，大姐能不干日工就不干日工。当年队里为了给耕地用的牛马割草，就规定割多少斤草算一分工，大姐割草割得最快最多，一天下来竟能拿到十分工。十分，这可是一个壮年男子干一天挣的工分啊，大姐的吃苦耐劳精神赢得了父老乡亲们的赞许。
　　 那时生产队里，除了种粮食外，也种棉花。棉花不仅能做棉衣、被褥的棉絮，还可以用纺车纺成线，再把线用织布机织成布。小时候，最享受的就是把纺出来的线浸泡在煮过小米的汤里，然后把浸过米汤的线缠绕在像小凳子腿那样的器具上，再通过织布机上来回穿梭的梭子织成布。织成的布还可以通过线的不同颜色织出不同的花样，这时候，我们总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黄灿灿的捞米饭，伴着家里腌制的萝卜，一个香一个脆，吃得津津有味，感到此时才是最幸福的。
　　 大姐不知从哪里学会了织布，我家的布都是大姐织的，后来变成了我们身上的棉衣棉裤，成了我们睡觉的枕头被褥。农村人家的被褥大多都是这种布，只有个别有钱人家才能盖上从街市上买的花洋布做的被褥。我经常听到大姐织布时，织布机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那响声单调而难听，大姐却在这单调声里，脚踏着踏板，手推送着织布机，梭子在大姐手中似游鱼滑动，手和脚并用是那么的完美和谐而统一。
　　 大姐除了织布外，夏天还用麦秸编织用来做草帽的辫子，然后卖钱。编一个夏天能给我买一件夏天的衬衫，而大姐自己却舍不得给自己买，大姐就这样默默地为家付出着。记忆里，大姐从来没有闲过，总是风风火火刚放下扫帚又拿起了耙子。
　　 由于舅妈早亡，母亲还得管着舅舅一家的穿戴。大姐也就自然地替母亲分担着更多的家务。三伏天把碎布条展开用浆糊贴在一个硬纸板上，贴满一层再贴一层，晾干后，按着我们脚的大小，剪成一个一个的鞋样。最后，把多个一样大小的样品，再叠在一起，用麻绳密密地衲成千层底鞋，一年下来，一家人竟有一箩筐鞋底，谁的鞋破了，配以鞋帮，就是一双新鞋。
　　 有一次，我家一个亲戚由于久病，到年底了家人过年的新鞋都没做好，大姐就帮她们做了。第二年，亲戚没言语，大姐也忘了这事，可是到了除夕那天，亲戚家最小的女孩又来了，对大姐说：“我家别人过年都不做新鞋了，我娘说，你给我做了新鞋，我就来拿了。”大姐一听，真着急了，忙对她说：“新鞋还没做好，你先回去明天一定让你穿上新鞋。”那女孩儿一听高兴地走了，好在去年有给女孩做鞋的底样，大姐马上拿出来裁剪，又是衲鞋底儿，又是裁鞋帮，熬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那双花布鞋做好。大年初一那女孩儿终于穿上了新鞋，到现在还念着大姐的好。
　　 大姐没上过学，却很聪明，一些东西看一眼就会。那年还在读初中的二哥养了几只羊，大姐对二哥说：“你剪了羊毛捻成线，我给你织个毛衣。”二哥一听高兴坏了，忙用我们家捻线的工具开始捻线，那工具也很简单，就是把一节木棒做成哑铃形，在中间绑个铁丝，铁丝的顶端围个小钩，把要捻的线固定在钩上，转动哑铃的一头，哑铃就开始转动，在转动时只需不断地续毛绒就行。二哥捻了一个月的线，大姐染了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开始织毛衣。没过多久二哥终于穿上了毛衣，那可是我们家第一个穿手工编织毛衣的人，二哥心里那个美啊，连我都羡慕得不得了。
　　 那年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正搞的如火如荼，常常是几个村子里社员都集中到山沟里开沟挖河修建水库。大姐就在妇女队长的带领下投入到兴建水利的大潮中。大姐干活从来不耍滑，可以想象得到大姐挑着担子快步如风，挥汗如雨的场景；可以想象得到在风中，大姐额前长发吹拂，胸前围巾飘飞的场景；也能想象得到雨里大姐戴着草帽，赤脚推车的场景。“人心齐泰山移，愚公移山，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那时人们的精神动力。
　　 在那里，既挣工分又管饭，一干就是一两个月。到了结束回家那天，大姐就舍不得吃中午的那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把窝窝头包好拿回家给我吃，大姐啊，在你心里只有你的弟弟，为了你的弟弟能吃上纯玉米面窝窝头，竟挨着饿走了几十里的路。
　　 大姐二十四岁时出嫁了，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一年后，我也在县城上了高中。学校离大姐家较近，因此，星期天我就常去大姐家。大姐也总是给我做好吃的。一次大姐见我咳嗽，就用油煎鸡蛋，不放盐，给我吃，这是乡下人大都用的土方。我吃在嘴里，却是热在心里。
　　 还记得有一次学校要交十五块钱，忘了交的是书费还是学杂费。我和大姐一说，大姐立马就给我拿了出了十五块钱。那个年代，大姐只是靠卖家里散养的几只母鸡下蛋攒钱，十五块钱，大姐该是积攒了多久啊，可是为了她弟弟的学业她毫无怨言。现在每当我提及此事，我爱人都很感动，也多次提醒我别忘了大姐的疼爱。前段时间爱人打电话说大姐住院了，我立刻回来和爱人去了医院，看望大姐，大姐说不是什么大病，要我放心，不要影响了我的工作。我走后，由于我们就住在县城，也方便，我爱人天天去医院看望大姐。大姐用她无私的爱，赢得了我们的尊重。
　　 大姐少年时代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好人自有好报。如今，两个孩子一个办企业，一个在部队，吃穿不愁，子孙绕膝，可谓苦尽甘来，生活得很好。
　　 这就是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时时疼爱着我的大姐。惟愿大姐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