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看见在原野里
　　 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
　　 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
　　 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
　　 冯文炳批评道：“这首诗最自然最朴质……只可惜首章第四行‘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写得太不自然。就说学外国罢，在外国诗里面没有因为韵律的原故，单独把一个连接词放在一行的末尾，如冯至的‘可是’，前面还要加一个逗点？这样讲韵律，岂不太笑话吗？”
　　 冯文炳是主张“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但格律诗的实践也从未停止，闻一多的成就不用说了，冯至的《十四行集》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认为，诗体的创建，自造也好，输入也好，都应照顾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和所要表现的内容。尽管冯至的诗中有不太谐调的地方，但总的看来，诗人借用十四体表现生活哲理的境界，是比较适宜的，而且文字技巧的圆熟、字句间委婉、妥贴的功夫也是做到了的。创建多种诗歌形式，有利于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生活内容。指出创建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是必要的。但后来竟有人指斥冯至的《十四行集》为“洋八股”，则是不公正的批评。”
　　 以前一直不会写十四行诗，因此，对于十四行诗和与其相关的理论文字看过几篇，也从某些文字里看到大概说十四行诗是两个人的诗，情感的诗，押韵的诗。因此，对那些不是情感的文字很好奇，我不知道真正的十四行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曾照猫画虎地写过一两首情诗感觉的，但是没敢标注十四行之类的注释。看了此段文字，更让我糊涂了。也更加疑惑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十四行，是舶来的产物，对其探索与追求应不应该有所发展呢？还是照搬别家的定性十足的经验呢？对此两种说法我都不绝对支持与反对，因为只有发展才可以生存，因为生存的所有事物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对于十四行我们是否应该宽容一些呢？当然我目前还不能百分百地运用那些文字，写好真正的符合那些要求的十四行。对此也只能算纸上谈兵了。
　　
　　 四、新诗转型期
　　 9、何其芳《回答》的浅与深
　　 “……不把一首诗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进入文本，甚至不把诗当作诗，而是望文生义的寻章摘句，把诗切割成主观歪曲的片断，这样下的论断不可能是准确的，科学的。说其浮浅，是说它没有真正地把握这首诗的深层意蕴。应该说，这首《回答》，不单纯是对读者的回答，更是对时代的回答。当时何其芳的创作状况是有普遍性的。建国后，诗人们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苦难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面对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诗歌该如何歌唱？这里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已经走过一段路程的诗人，更是如此。
　　 歌颂新生活是一个问题，怎么艺术地歌颂又是一个问题，如何从旧的艺术规范中走出来建立新的艺术方式还是一个问题……何其芳的《回答》就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新生活的“奇异的风”吹来了，使他诗歌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时代变革得太快了，如何保持诗歌在艺术的“河流里”航行呢？“甜蜜”和“惊恐”，就是诗人当时矛盾的心态。“诗”这个字，在诗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但过去的诗却容纳不了“海水”一样的感情，诗应该是“纯粹的酒”，但不应只是个人的“沉醉”，而要关涉人民的“幸福”。这就表达了诗歌走向人民的意愿。而诗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时光流逝，他责备自己“结果”太少，他表示要以有生之年回报人民“很高很高”的期望，因为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呼唤着诗歌，祖国辽阔“土地”上的建设需要为其歌唱的诗人：“难道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你不应该像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在这里，诗人的感情是深沉的，他歌唱的愿望是强烈的。但要实现这种愿望，还必须卸下“沉重”的旧的甚至像“尘土”的艺术负累，摒弃旧时代的感情，诗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艺术，以适应时代，“努力飞腾”上历史的“天空”，纵情地“飞翔”和“歌唱”。这就是诗人对于读者，也是对于时代的真挚的回答。这里的回答，由于各种各样复杂原因，也许诗人个人没有很好地实现，但这首诗所表达的诗人的矛盾心态和思考，在当代诗歌史上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解读多好，诗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很多人眼里它是肤浅的，能够如此深入的挖掘是个内很与概念上的认同，让我感觉这个诗歌的作者是幸运的。
　　 10、流沙河《草木篇》的象与喻
　　 “但在当时的批判中，这一切都被歪曲了，失去了本来的面貌。例如沙鸥的《<草木篇>批判》（载《诗刊》1957年第8期）。在文章中作者这样分析：“在《白杨》中，流沙河说：‘一场暴风把她连根拔去’，‘一场暴风’是指谁‘掀起’的呢？在流沙河的眼中，哪种社会力量，哪个集团有这样大的本领呢？难道不是我们的党吗……”这是偏离题意、强加比附的网罗罪名。又如黎之在《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载《诗刊》1957年第9期）中，如此批判：“这组散文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和标榜自己和他那一伙右派分子，另一类是污蔑谩骂党和周围的同志。‘白杨’‘仙人掌’‘梅’属于第一类，‘藤’和‘毒菌’则属第二类。在这些诗里流沙河表示要成为‘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遍身披上刺刀’刺向党，刺向新社会，如果被‘逐出花园’，他愿在‘野地里’‘沙漠里活着”，这更是不顾诗歌中形象的真实的人格含义，而先定罪名后求证的“锻炼周纳”。在这种威压的形势下，草木不能言，诗人不准言，如之奈何！”
　　 看到这里我有些悲且痛的感觉，欲语却无言，欲哭却无泪的悲痛瞬间袭击了心里。但是过后我感到了自己的幸运，、庆幸，庆幸本人没有生在那个时代。心里的悲痛被幸福代替，再次填满整个心怀里。
　　 11、郭小川《望星空》的高与低
　　 “1950年代中期，诗人在经过较长时间停笔之后重新开始创作，就选择了战斗的文学观念。当时写了像《致青年公民》等一系列“政治性”诗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但他并不满足。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毕竟是文学”，单是“宣传鼓动”性的“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并不能代替诗人“新颖而独特”的创造。他需要进一步探寻自己的艺术个性。1956年下半年至1959年．诗人写了大量诗作，除《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等叙事诗外，他的抒情诗主要有《山中》《致大海》《望星空》等。如果说《致青年公民》等给我们的感觉虽然充满激情但还比较浮泛的话，那么，这些诗却使我们真正触摸到了诗人的灵魂。然而，这些诗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非议。因为这时期诗人的艺术方式，不是直接切入时代，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灵的真诚袒露来感应时代的脉搏。个人体验的加入，创作个性的高扬，使这些诗有着独特而深沉的蕴含。而这与当时的那种一味高昂的创作时尚，是不谐调的，因而必然招致批评。这些诗中，批评得最为严厉的是诗人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创作的抒情长诗《望星空》。
　　 当时批评这篇诗作的有华夫的《评郭小川的<望星空>》（载《文艺报》1959年第23期）和肖三的《谈<<span>望星空>》（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等。华夫的文章，指责诗的前两章表现的是“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他甚至把《望星空》的前半部分与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等同起来，而全然不顾诗的后半部分就下结论。”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在特定的时代，还是起着特定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还是动荡不安的人心。而“‘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如此的文字追求其实很符合当下的文字需要，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正是说明这个道理吗？极端到极致的美感的文字可以用来刻画人物和事物的不可逆转，在作品里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绝对的美。如果用以描述腐败、奢华的反讽则起到“见者怒，听者恨”的文字高度，无论对社会还是人心都会起到相应的追寻与探究，难道这样的文字不好吗？我有些不明白，也许我生的时代注定那些对我永远是个谜吧。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文学艺术的追求，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始终是期待更高更好的结果的，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可以左右的。
　　 “望星空而想人间，诗人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诗的角度。巧妙而独特的构思，巨大而悠远的意象，创造了天地映衬、时空交错、浑茫浩渺的宏阔的意境，抒发了诗人矛盾而深沉的感情。尤其难得的是，这首诗尽管没有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缺陷，但从诗人在星空下的“惆怅”的感触中，我们看到了较为真实的时代的投影。虽然作者不免疑惑和“迷惘”，但比起那些“只一味地叫喊伟大、伟大”的表面的轻浮的“歌颂”来，不是更富有时代感和时代精神吗？需要指出的是，从这首诗我们看到了诗人独特而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伟岸的人格风骨。它表明郭小川的艺术探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看到这里，我觉得郭小川是幸运的，在过了这么久之后，还有人提起、一起他的作品与文品。此刻的我真的很羡慕这位郭先生。
　　 “文革”时期，诗人受到迫害。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索中，他总结了过去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改变了思考生活的方向和艺术方式——由个人遭遇来透视历史命运。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属于‘参考消息’”之类不能公开发表的诗篇，才又真正体现了诗人的气质、胆识和襟怀：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
　　 但愿我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年青。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团泊洼的秋天》《秋风》的出现，反映了郭小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思想突破，也标志着他创作个性的大踏步的胜利“回归”。虽然矛盾重重，但却是从诗人内心重新唱出的“新鲜有力的歌声”。这真实和真诚的歌声，连同他忠贞不渝、威武不屈的战士品格和形象，永远留在了广大读者的心中！”
　　 这些文字印证了那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无奈与辛酸，至于那种心痛，也许只有当事人能体会了。
　　
　　 五、新诗回归期
　　 12、初期朦胧诗的懂与不懂
　　 “现在，“朦胧诗”的潮流已经过去，关于它的争论也已消歇。但我们认为，这场论争在当代诗歌乃至整个新诗发展史上是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第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促进了诗歌观念的转变和诗歌艺术向其本体的回归，极大地推动了诗歌理论建设，使这种建设呈现各成体系的多元状态；第二，打破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凝滞局面，使其从禁锢走向解放，从单一走向多样、多元，繁荣和发展了诗歌，造成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同时，改变了中国新诗与世界的隔绝状态，使诗歌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有可能在中外诗歌交流中发展和充实中国新诗的传统。”
　　 这一节讲了朦胧诗的坎坷之路，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让我知道了朦胧诗的发展和认知上从此趋于好转。
　　 13、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的灵与肉
　　 “中国人讳谈“性”，甚至谈性色变。这是有着“传统”的。其实，性并不是罪恶。正像人们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在恋爱意识中，往往包含性冲动、满足欲望、充实人生三个因素。与单纯的生理现象比较，从内心深处去发现价值，去探索性爱对人生乃至社会的意义，是更为重要和必要的。人之所以为人，从自然性进入社会性是必然过程。然而，从古到今，压制人性正常发展的现象严重存在。中国的礼教，外国的禁欲主义都是。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应该有根本的改变了。而表现冲破封建世俗观念的阻隔。追求爱和自由权力的艺术作品也应该允许存在。五四时代一个著名的文学家说过：“在文学史上有很多这种前车之鉴，不可不注意一点。《波伐理夫人》和《结婚》的公诉事件，在当日岂不是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理，都只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这段话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关于《独身女人的卧室》争论的基本态度呢？”
　　 这节文字对文学里的“性”问题作了阐述，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算老生常谈了，但是，很多人心里还是难以突破自己心理对文字的禁锢，其实文字应该尊重生活，还原生活的真实是每个作者应该具有的本质，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那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至于高于生活的艺术该如何发展，那是要逐步探寻的，个人觉得现在的和“性”有关的文字，都属于尝试阶段，好与坏都会被褒或贬包围，因为，出头的鸟往往是先死的。其实，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中谁敢说自己是最好呢？以前看过一句话“色情是让人看了想犯罪，而情色，是让人看了每天都想有艳遇”，个人认为做到情色文字应该属于健康的范畴，至于艳遇后是否会变成罪犯，那就要看笔者的功底了。换句话说就是——情色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书写的。因为不够那个水平，您还是别碰，因为情色是一件艺术品，而且价格昂贵，它不是一件人人都消费得起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