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支部一班人的关系。根据团党委的要求，连队党支部选举产生11名委员，他们是：陈自信（书记），田建勤（副书记），姚存连，汪衍军，孙如敬，周彦春，刘林海，刘文虎，杨桂珍（职工、家属），董其林，李瑞祥。我认为委员们是团结的，能按党的章程办事，坚持原则，工作带头，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人员调动，有时没经过支委会研究。
　　 同志们，我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呢？最主要的就是没有认真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没有按照最高指示办事，有严重的奴隶主义思想。但是，我有决心改正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要按照主席的教导，振作起来，迅速彻底地改正错误，认真学习毛著，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并决心从今天开始，和同志们真正的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五、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1、在连队党支部之外，还有没有一个黑组织？我说没有，如果“（文革）指导小组”算黑组织，这就是一个，指导小组不保密。
　　 2、大小邓拓我没讲过，这可以查党支部记录。
　　 3、有没有人被打成右派和大小邓拓，我保证没有。
　　 4、牛振星同志给我们提意见，把他打成右派了没有，没这事。
　　 5、群众斗群众（互相贴大字报）时，说我说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我没说过。
　　 6、摸底排队没按左（派）、中（间派）、右（派），是按上中下排的。
　　 7、有人说陈瑞泉、刘呈林、张海洲、陈会林等同志被我打成小邓拓。没有的事。
　　 8、说我们连搞了十个小邓拓，没这事。
　　 9、有人说：有人的材料不是大字报上的，上了表格是黑材料。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的事。有，那是出身材料，不是我造的。如果有出入，哪儿来的可以追查到哪儿。
　　 10、关于叫牛振星去党办室而我通知刘德顺去的事，我不是有意篡改命令，因为连长（田建勤）说和刘彦臣研究过了，为什么还叫告诉刘彦臣呢？可能是我听错了，决不是有意陷害牛振星同志。
　　 对于这些问题，同志们怀疑是正确的，我决不计较怀疑的准确性。这些方面，我是根据记忆谈的，也可能在某种场合下说过、做过，或流露出这个意思。我一定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待同志们和对待我自己。
　　 最后我还是希望同志们对我多多批评和帮助。
　　
　　 连队正面教育进行没几天，就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开始了“支左”工作。
　　 坦克团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抽调我参加第一批“支左”任务。但因连队有人反映我没做检查，对我参加“支左”有意见。所以团里只好把我调换下来，换成一排长周彦春。我心里不服，因为是毛主席不让我做的检查，不是我不想做检查。蔡团长劝我说：“留在连队不是更好吗？有意见的人也无话可说。”
　　 我说：“留在连队不能经风雨见世面呀？”
　　 蔡团长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是在连队好还是去支左好了。”
　　 果然不出蔡团长所言，到了六七月份，武斗开始，去南疆“支左”的二连指导员马廷士回来说：“你小子太幸运了，外面那阵势太可怕了。我差点把脑袋丢在那里！”
　　 我苦笑了一下说：“都是因为毛主席没让我做‘过关’检查！要不然我也能历练历练！”他苦笑了一下无语。
　　 马廷士回来，又派出第二批“支左”工作队。大概是反对我参加“支左”的人看到了社会上武斗在升级，认为我在连队太舒坦了。所以团里派我参加第二批“支左”工作队，就不再反对了。第二批“支左”是由参谋长李佩芝带队，“支左”单位是兵团公交运输部。各派群众组织，为了显示自己坚定的革命性，就想批斗他们认为的“走资派”，为了得到“支左”工作队的支持，就找李参谋表态。李参谋长说：“你们批斗的‘走资派’，可能不是真正的‘走资派’。要不然，你们几个群众组织的意见为什么不一致呢？你们都说自己是‘左派’，为什么有的打倒部长，有的打倒书记，有的打倒副部长，有的打倒副书记。你们究竟谁是‘左派’，我们现在还没看准。等看准了在支持不迟，我怕支持错了犯错误！”
　　 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听了李参谋长的话，觉得要得到“支左”工队的支持是不大可能了，于是就打消了批斗他们认为的“走资派”的念头。武斗也没有发生，三个月后，坦克团派来了第三批‘支左’工作队员，我被换回了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