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该提起那个叫诺维洛•马拉泰斯塔的人来了？
　　 纵观古今，如果说政治家有受人歌颂之处，大多和他的人文情怀有关，而贵族对公共责任怀有的使命担当，更使得后世传颂。该家族自十三世纪中期起，统治了意大利北部鲁比孔河两岸领土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十五世纪中期，因为巨大遗产的分配，使得家族成员变得富有。来自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两个兄弟，先后建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长兄、里米尔封建领主西格蒙多•潘多尔请阿尔贝蒂设计并建立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他沿墙设置长排石棺并安置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及一些学者遗骨；一是弟弟、诺维洛请家族建筑师马太奥•努蒂设计并筹建的马拉泰斯塔修道院书馆。诚然，这处经院书馆的诞生，来自马拉泰斯塔的诺维洛功不可没，同时，也得益于当时纯洁神圣的宗教思潮：捐出财富，以布施、潜心于学问为荣。忠诚于此思潮的宗教团体以圣方自各会及本笃会为代表，他们视阅读为一种神圣高尚的习惯，因而，每天的课业，除了传道祷告，阅读和抄写经文，同样具神圣。这样的风潮，使得各国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抄经坊里场景壮观。那高拔的花窗下、飞券长廊，一般是修士们抄写经卷的地方，以高窗取代砖墙的哥特建筑，好处是采光好。环廊下、斜立木架的方板，不是画家的画板，而是抄写的桌面。御抄员集于一地，抄写、雕绘、装帧，这样的场景，曾经也在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抄经坊呈现。一部手稿的诞生，不仅经历环节之繁、时间之长，尤其是雇佣抄写员的支付成为负担，因而，书院对于书籍的管理甚为严格，诺维洛甚至启用了修士与公国议会共同管理的模式，把所有的典籍罗列在册，并定期巡查，任何管理人员，出现图书丢失必以撤职惩罚。曾经，十六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主教贾恩•玛特•基博迪借用圣约翰•克力索斯托姆于该书馆的手抄版本，因之前有过因两本手稿丢失而人员被革职的先例，公国参议为防意外断然拒绝。这引起教会的极大不满，最后迫于压力而折衷为之：主教以金币一千作抵押，由公证人陪同两位参议员亲自送往维罗纳，而一年之后，再把押金带上前往主教圣堂，将手稿接回。如果——这个事件放到现在被认为小题大做，会说明什么问题，是印刷文明带来便利之后，大众对曾经手工作业的不理解，还是，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欧洲，类似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书馆不少，如瑞士的圣加仑，荷兰Zutphen小镇的圣瓦普尔，马德里的等等，它们在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上大同小异。—尤其那些弧度近乎一致的拱券和廊柱，然而，规模不大的馆藏，内部观感大大改善，飞券廊柱间以丝网覆盖的小窗明净典雅，廊柱上的圣芭芭拉、圣凯瑟琳、圣彼得和圣保罗以及创始人Walburga，沉默静观这个四个半世纪的圣堂。明黄色的地板上，斜面的阅览桌与古籍漆黑一色，以铁链拴于木架上的典籍看起来俨然一个古老无比的大型木盒，黑漆漆沉甸甸。当然，最为壮观的是那墙式的馆藏，那横于隔层上套着的圈圈铁环以及环圈下垂挂的回形针式续接的铁链，顺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方向，可以找到另一端的锚定点，那同样是一个环形铁圈，固定在手稿皮封硬实的边缘。一如曾经站在博得利古籍馆那些铁链拴带的书墙前，我莫名地低了头。我由衷地感到惭愧而又深受感动和震撼。想到自己多年以来对书的怠慢，使得我的书受损，甚至散失，以致现在，每发现一部不在，就以种种方式也寻找，可最终，重新购买是惟一选择，然，手捧读过的书，和重新买的书，又是两回事了。
　　
　　 三
　　 初到欧洲那年，在一座教堂的橱窗里看到一卷奇特大书。那是个等待维修的教堂，以帆布遮盖的玻璃橱窗，和圣器室一样，陈列着各种器皿：镀金的宝血银杯，四周呈放射状线条的折叠金叶、正中开有透明小窗的镀金圣体光座以及镀金的绳拴香炉等，这些在教堂里看多了也不稀奇，我感兴趣的，是那部于杂乱中敞开的陌生的老书，又宽又长，奇厚，看着就沉甸甸的。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部纹理质感这样美雅的书。如此古典，又如此华丽！纸张和我熟悉的书截然不同，书页上的拉丁文书写，不仅一笔一画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清晰，最让人惊诧的是，书中几个段落莫不以花草鸟兽的灵动和轻巧呈现，其间还有插图绘画，场景来自《圣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内容，甚至四周边框以鸢尾雕绘作装饰，真是美轮美奂！凭直觉，知晓那是一部和《圣经》相关的书，可我熟知的《圣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部奇特的大书叫什么呢？我对自己被隔离在玻璃墙外感到懊恼，因为书的奇丽使得我伸手触摸的愿望无计可施。
　　 对那部老书的好奇和迫切，成了难以了却的心愿，直到几年后，本市活字印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手稿展览，使得搁置的记忆重现。毫无夸张，那是一席中世纪古籍的盛宴，规模可谓空前。那时，我还没去过牛津的博得利，没见识过都柏林以书造宫墙的圣三一，甚至邻近瑞士的圣加仑、奥地利的阿德蒙。当我站在金圆规展厅，目睹数以千计的手抄本现于眼前，真是难禁狂喜。一如几年前那部被置于橱窗的大书，上千卷的手稿同样被置于棺椁般的玻璃柜里，宛如圣体，只可隔着厚实的玻璃瞻仰，不可有任何造次，偶有一两部展放桌面，提醒也赫然在目：Don\\\\\\\\\\\\\\\'ttouch!（别触摸）！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凛然而立。连着几个展厅，陈列的古老大书莫不似曾相识。这些古籍，老的千多年，最近的也有四百多年，那是说，它们是16世纪活字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绝笔，汇集众多修道院文士、插图绘画师以及宫廷装帧师的心血。可谓珍宝！古籍的书写，无不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明晰，技艺装帧则是迥异。风格却和记忆中的那部大书一致，每段开端，总有花卉鸟兽的奇异插图，后来才知道，那是首写字母的动、植物设计，而插图及边框合围的设计，则出自《圣经》故事，总之，别出心裁。看多了，逐渐明白书中频现的一些动植物插图，如，以鸢尾、荆棘、百合或矮牵牛等合围的边框；以麦穗、藤蔓、橄榄枝、翎羽、长尾鸟呈现的首写字母和纹章，段落之间的插图则以上、下十字架或最后晚餐等图景雕绘，无不绚丽、美雅。其间的镶金彩绘，鳞片般层叠排列、彼此镶嵌的叶叶金片，真是叹为观止。这场持续数月的展览，起初我频频光顾，先是拍了录影，又拍图片，隔三差五就去一趟。那些古老且陌生的气息让我好奇，而成此结果的技艺、工具、材料乃至特殊的劳作程序，更使得我迷狂。我萌生了追踪它们来源的迫切。
　　 手稿的拉丁语词manuscript，前部分manu，等同于英语的hand：手。后半部分的script，来自动词scribo，和英语的towrite相当：写。这样说来，一似古国的象形文字，“手稿”词意就简明而生动了。曾经，的旧世纪，只要说到手稿，指的正是手抄经卷。
　　 一部经卷的抄本皮纸——山羊皮或牛皮，也许三几只牲口的皮远远不够，那么，抄写一部经卷得杀掉多少牛羊呢？这个恐怕只能回到中世纪去问了。倒是羊皮的加工手艺让我好奇。从远古的解说中得知，满是血水和毛发的皮从牛、羊身上剥下之后，需要和酒或石灰一起浸泡，以去血垢异味，而后，是皮具固架拉伸，坤展。为皮纸光滑美观，使得油墨渗透深切均匀，还需用浮石打磨，甚至用面粉、蛋清或牛奶处理。当然，这些过程再漫长艰辛，解决的还只是材料的问题，而抄写、彩绘插图、装帧等人员的技术和时间，显然是无价的。事实上，到了15世纪后期，古藤堡的活字印刷开始以后，纸张已经流行，然而，皮纸手稿依然被重视，甚至随着印刷文明的产生越发被视为珍宝——纸张印刷流行时期富人依然沿用皮纸而拒用纸张。这是因为，那不仅仅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更甚是，宗教乃至学界权威认为，前后皮封厚实的皮纸手抄本存放千年而油墨、彩绘及镶贴金片不会变色。这也需是一种主观臆断或期许罢了，因为，中世纪至今，也还没有千年，这个意愿是否为事实，还需要时间验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了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重金聘请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