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三月初的一天，我带着铺盖行李来到组织分配我所住的小队——唐家庄。这是我参加县路线教育宣传队后的第二期驻队，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离家最远的地方。
　　 我的房东家刚进门三间土厢房，中间三间鞍间房，我和房东的儿子住在厢房里，房东大娘和四个女儿住在鞍间房里。
　　 这年我22岁，房东儿子小我一岁，人很老实，叫福生；房东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读初中，三女儿读小学，最小的女儿还没上学。大娘40多岁，中等个，话语不多，看上去很慈祥。大娘的丈夫—男主人在外工作，很少回家。
　　 工作组吃饭实行派饭制，每天一户，挨门轮流管饭。吃一天饭交0.4元钱，1.2斤粮票。灌区杂粮多，主粮少，一般除中午吃一顿面条，早晚两顿都是杂粮。其实即是杂粮能够吃已经不错了，我们家乡连杂粮都不够吃哩。
　　 一天我到公社开会回来晚了，不方便到管饭那家去吃饭，房东大娘就说：“这么晚了就在咱家吃点吧！”我只好应允。不一会，福生端来油炕玉米面馍和咸菜，我俩一起吃着。正吃着，房东儿子说：“哥，今天跟你沾光了。”我不明就里？他接着说；要不是你在家吃饭，我妈才不会炕馍放油呢。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震，可不是，农村一口人一年才分一斤多油，谁平时能吃到油炕馍呢！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福生还说：“我妈说房梁上挂的过年剩的那块肉，轮到给你管饭时再吃。”多好的大娘啊！
　　 那时，农村实行按劳动日分配计酬，一个劳动日分不了几角钱。房东大娘和儿子两人劳动，6口人分粮，超支生产队不少钱，大叔工作挣的钱多数要交超支款，一家人经济挺紧张的。
　　 一天父亲从家里来找我，说是粮站通知我回家换粮票。因为我是县上临时抽调参加路线教育工作的，粮户关系还在农村。父亲到队上不一会，就到吃饭时间了，我领着他到管饭的那家去吃的饭，随后我们父子一起回家了。
　　 返回队上后没几天，大娘到我房间坐下，想说啥好长时间没开口。我说：“大娘，我要出去了。
　　 看我要走，她才不好意思的、慢慢的说：“那天你父亲来，本来应该在我们家吃顿饭，可是家里一点麦面也没有。你父亲走后，我心里一直很难受。”我安慰大娘说：“没什么，咱们这儿杂粮多但还够吃，我们塬区连杂粮都不够吃哩！”
　　 到唐家庄驻队时间不长，和房东一家就熟悉了，福生和几个妹妹都把我叫哥，大娘也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床单脏了还没顾上洗，大娘就替我洗了；几个妹妹也没把我当外人，一口一个哥，像一家人一样，亲切又融洽。有次电工收电费，算了一块多钱，大娘说家里没钱了，过几天再交吧。我二话没说掏钱替大娘交了，大娘非常感动。
　　 一天早上我要回家休假，大娘说：“等我烧好水喝点再走。”不一会，大娘端来一大碗荷包蛋。多年来除过年去岳父家吃过几次鸡蛋外，还没受过如此礼遇。大娘说：“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你吃了还要赶路。我还能说什么呢！鸡蛋可是农村一家人日常花销的主要来源啊！”
　　 我在唐家庄住了四个月多，就被组织分配去了外村开展财务大检查工作。虽然离开了，但仍在一个公社，有时休假时间短回不了家，就去大娘家。一进门全家人一见就热情的问“回来了”，全没把我当外人看。冬天一家人坐到热炕上，亲热得有说不完的话儿。
　　 这期驻队工作结束后，我还时常抽空去看望大娘，和她们一家人结下了深厚情宜。以后大娘大叔生病，我专程看望。离世后又专门前往祭奠。虽然已经是近41年前的事了，但大娘对我的好却深深定格在我的心里，她慈祥、善良、厚道的品格永远值得我学习、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