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大家便应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产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感觉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产生。所以社会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产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出现，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也发生在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学说出现。中国各种学说的产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和孔子两大派的学说产生。
　　 四
　　 启蒙运动在欧洲是一场大波澜，启蒙哲人相信人的理性可以战胜神文主义，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对此，有学者分析启蒙运动时说，他们批判宗教矇昧，倡导自由思想和宗教宽容。他们乐观地相信，知识发展、科学昌明的社会是人类的乐园，它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必然的。但是法国大革命这个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让整个欧洲目瞪口呆，不要说作为革命对象的贵族、僧侣阶层，连许多启蒙思想的鼓吹者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像写《人类进步史纲要》的孔多塞，因为持吉伦特党的温和立场，也被雅各宾党人通缉追捕，最后死在狱中。在公安委员会最得势的时候，法国断头台遍布，真是血流成河。而主事的罗伯斯庇尔却是卢梭思想的狂热信徒。革命中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说明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当然，各派人物对启蒙思想的理解也是各取所需，比如最崇尚自由的卢梭，为了论证他的自由思想，说过为了公意可以强迫人自由，这话成了彻底剥夺人的自由权利的借口。特别是处死国王、王后和九月屠杀事件，几乎是不问青红皂白，以保卫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几天之内数千人死于非命。这些残酷的事实，让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正是启蒙时代宣扬的那些价值和对法国传统的批判，造成了革命的惨祸。
　　 保皇可以说是反对启蒙的政治立场，他们的政治哲学是君权神授、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陈旧套路，这些人骨子里对权力格外的尊崇，因此就对君权大加维护。认为启蒙者推崇的所谓共和制，就是一群粗野的、没文化的、残暴的乌合之众夺取了政权，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事实。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暴力革命，往往会让社会沉滓泛起，那些社会边缘人、小知识分子乘机夺取权力，带来政治生活的堕落和腐化，但共和制无疑是最易于贯彻人民主权的政制形式，关键要看革命是不是最终能建立起这样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反对启蒙运动的人只看到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暴民的恐怖行为，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
　　 这种反启蒙的思潮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的诞生，给独裁专制的思想提供了理论营养。这个问题和现象从反面提醒我们，对自由的追求不是那么简单纯粹，人类有非理性的一面，知识和科学也不是必然会带给人类幸福。人不能夸大自己的理性无所不能，而应该心怀敬畏，看到世界上有理性之光不能照亮的地方。所以圣西门说，对人类社会前途的正确认识，没准儿恰恰在伏尔泰与迈斯特的结合。这个迈斯特的特征是强烈的保皇，推崇独裁，他最痛恨的人就是宣扬启蒙的伏尔泰。对此，伏尔泰宽容地带着讥讽对迈斯特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句话，居然成了人们在未来的世俗生活中追寻的理想目标。
　　 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生活在最好的状态下，就是沿着一条世俗的河流慢行，任何过于激烈的社会动荡都会让生活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血流成河、尸骨相撑，就是硝烟战火、家破人亡。即使是小小的社会震荡也会让人类经历一次次浩劫，从精神到物质都会损失巨大，很难在短时期内挽回。人类的精神和思想都在发展变化中，理想和信念也在不断的充实提高，今天的所谓真理，明天就可能是相对的谬论，所有的神圣降临在理论上都是一种相对的坠落。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迷惑人心天使神喻般的降临，因为这可能就是撒旦的坠落，尽管它像一颗耀眼的彗星从天边划过，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