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起伏的山岭，围着一幢低矮的古老石墙小屋，粉壁脱落，屋顶的老式土瓦有很多破裂。屋后竹林茂密苍翠。屋前几树花木开放，一口小井，清泉汩汩，环境显得格外幽静。这就是我居住了60多年的家。
　　 庚寅年正月初九日申时，我乘着漫天风雪，降临在一个贫苦的农民里。这个地方小地名叫沙地沟，是一个山穷水枯的村子。政府组织民众斗倒了大地主，分了田产。但由于我的祖父是从外地搬迁来的，没有依靠，也没有能力去活动，因此只分到一间五柱的矮小破烂瓦屋和三亩荒土。我的降临虽然给这家农户添了喜气和希望，但也增加了父母身上的担子。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依靠石匠手艺维持生计。
　　 为了养活我这个长子，父亲成年累月的在外面劳作。母亲天资呆板，没有什么劳力，最多看家。祖父会点民间小医术，穿行乡里，找点盐钱。奶奶做点小生意，一家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祖父抱着我，把我的面相看了好久，说：“‘上九潜龙勿用，’属相又是下山虎，这孩子虽然算是聪明，可是生不逢时，将来要遭好多好多的挫折。”为了使我有个比较好的出息，祖父就加强对我的学习指导，三岁就把我抱在膝上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念《学而》、读《论语》，一笔一画的把手教写字，祖父尽力把他那本不多的文化传给我。到了五岁，祖父又用自己卖草鞋的钱，给我买来《西游记》和《三国演义》连环画。我爱不释手的日夜捧读，得到了比别人孩子多得多的知识，启蒙我走上了爱好文学的道路。现在想来，祖父真是用心良苦，我能有今天的日子，真得感谢祖父的教诲。可惜祖父在我七岁时，就在贫困中病故了，奶奶也接着去世，这无疑是我人生的第一大损失。
　　 五岁多，矮小的我就进入村小读书。那个带麻子的冉老师对我很好，把我放在讲台前边，有时还抱着我教读。我的成绩当然是优秀，许多比我大几岁的同学也远远不及。村里的人见面就都夸我，说黄老大是个读书的人才。我听了信心十足，暗中立下长大要当文学家的誓言。可惜又出了意外。
　　 1958年，我们这里也刮起大跃进风，村里办大食堂，搞大炼钢铁，全村人在一个食堂，摆开桌子吃饭，干部们吹嘘说：“挂起犁头吃三年。”其实庄稼成片的霉烂，好多没有收回。一些干部还弄虚作假，把几块田里的稻谷搬到一块田里计算产量，说是“放了卫星”。山林被砍成“和尚头”，用木材来烧炉炼铁，把人家箱柜上的铜铁扣强行取来炼钢。狂呼：要“鼓足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要“三年超过英国”，要“迎接到了巴东县的共产主义”......浮夸、吹牛在当时挤满了每个角落，看到哪些大人做的事，连我们这些小孩都觉得好笑。那次，我对一个吹牛的干部歪了歪嘴，那干部就气势汹汹的来拉我去站高板凳，吓得我连忙逃走。从此我就怕当官的，哪怕是个小组长我都畏惧七分！
　　 遭罪的当然是老百姓。食堂没办到一年就散了，庄稼无收，天灾又来，老百姓大都吃着树皮、草根，有的还吃观音泥，还有人饿死。这时区的领导又搞“移民开荒”，把我们村组的百姓赶到老远的金字山开荒。我家的房子被拆，天穿地漏。父母被赶到山上做苦功，我留在山下坚持上学读书。我从八岁起就几乎是孤苦伶仃，寄居在别人家，一天仅仅有3两包谷粉子的主粮，分两餐吃，早上一两，下午二两，包谷粉子饭接连加水，连蒸两次，简直烂得象牛衣胞，很难吃。这且不说，管粮的那个会计更狠毒，竟与女炊事员合伙克扣我们的主粮，弄得我们2两主粮的饭没有半碗。扣下的饭他们自己饱吃了，吃了就躲在保管室里偷情，我两次放学撞见，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我可什么也没说出去。
　　 为了读书，我仍然顽强坚持，饭吃不饱，我就用放学后的时间，到山边野地去摘野菜来填充肚子，薅芝，鹅儿肠，折儿根，野豌豆等都是我的美味。后来到了80年代初，那个克扣我主粮的会计突然得上怪病，刚满50岁就呜呼了，真是现眼报。
　　 这时节，在学校读书也是成了开玩笑，我们八九岁的小学生也有支农任务，我们每天到生产队扯糖萝卜、栽秧苗、砍包梗等，上课成了“副业”，根本学不到知识。我就利用夜间看书，没有油灯，就用竹签把油桐子米穿起来作亮，有时到山里检松香油照明。在小学毕业时，我看完了四大名著和中国通史，还有其他一些闲书。现在想来，如果不是自己有毅力坚持看书，那后来也将一事无成。
　　 1961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初中---利川第八中学。家庭困难，连每期2元钱的学杂费就交不起。我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学习，语文和作文的成绩均是优秀，数学也可以及格。1965年秋，我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读高中，因为相信班主任老师对“两条腿走路”的新教育体制的吹嘘宣传，却报考了县里私下办的第一所“半耕半读”的汪营师范。
　　 本来我对读师范还是满有信心的，心想将来当个老师也是很好的。谁知正在我怀有理想的时刻，一场意外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又席卷而来。那时学校满是大字报，到处是批斗会，到处是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连教我们的老师也几乎天天挨批斗，不时还有武斗的消息传来。校园没有安宁，书怎能读下去？我没有去参加那些无聊的折腾，但是也不敢对抗运动。也没有得到外出去“串联”游玩的机会，就与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悄悄潜如学校图书室看书，这样别人在“运动”，我们在求学。三年下来倒也收获不少学问，但是由于没有去交际，也常常遭遇冷淡。1968年10月我师范“毕业”。一张印有“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的白色毕业证，打发我回到老家。没有得到分配，安排到学校工作，得到的只有饥饿和寒冷。我昂首苍天：我的路在何方？我要挑战人生，寻找生活的路。
　　 1968年12月，某部队来村里征兵。无路无门的我也就去报名应征了，体检合格。在“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锣鼓声里，18岁的我告别家乡，坐上颠簸的大车，到了江苏徐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8军203师直属队当上了一名喷火兵。那时我又发下宏愿，立下志气，一定要干出成绩，为自己开创美好的前景，争取当上将军一类的军官。在新兵军训期间，我背负50多斤的喷火，挥汗如雨的苦练。由于肯下苦工，早晚勤练，队列、喷火射击全是优秀，还以5发子弹命中49环的成绩，刷新连队步枪射击的记录，成为优秀射击手。但是投手榴弹不大行，最多只能达到35米。1969年春，我与连长莫德恩（湖南人）一起到安徽濉溪市银行、市京剧团、豫剧团、梆子剧团担负支持“左派”的任务。支左期间，我依靠群众，宣传群众，开展谈心活动，制止武斗发生，自觉遵守法纪，多次单独出色完成重要的军事任务，连续两年评为“五好战士”得到嘉奖和提升。1970年冬，部队移防山东驻守临沂，展开落实“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积极开展野营拉练训练，野营训练期间，我率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长途行军、昼夜兼程行军、负重行军、强行军，武装泅渡、三打三防等各项训练成绩，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全连前十名，受到师首长亲自接见和嘉奖。我还出入火海，与战友从烈火中抢出数百吨芦苇；我还拼搏麦场，在微山湖军事农田，冒着烈日抢收小麦；我还为军报写稿，宣传部队好事，多次在《前卫报》《徐海报》《大众日报》发表……，总之，那时的我真是一心献给党，一切献给部队。家里的老人父母和兄弟没有饭吃，没有油盐钱。我一月仅有6元零用津贴，无力支持他们，只好叫他们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待未来的好日子。可惜单纯的我，只知道苦干和实干，一点不知道去拉拢关系，更不知道去找门路走捷径。有几个和我一起来当兵的，有个靠甜言蜜语巴结，不到一年就去上了军校，有个靠送二斤野生天麻当上排长，有个靠献媚眼做奴才去读了大学。而我呢？憨憨的傻大兵一个，死死的扛着笨重的大枪，死死的挑战命运，继续一如既往的听从领导的指挥，努力工作。心想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指望靠过硬的军事成绩得到提拔。
　　 汗水有时是可以令人惊喜的。1972年，我终于被师直领导发现，抽调到直工科做临时宣传干事，协助师政治部工作。我很高兴的上任了。到山东《大众日报》社培训后，就与记者们一起工作。我和记者们天天下基层采访，夜夜伏案写稿，写出许多篇新闻和通讯稿件，被大小报纸和电台采用。我的才华得到发挥，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心想：我只要好好干下去，一定大有出头的日子。
　　 可惜我又一次失算了。不久，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篡权失败，逃亡苏联，葬身温都尔汗。我们也受到牵连。军委下令凡是抽调的连队人员一律返回连队，部队番号由6074改为9624。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命。从此我们部队就像后娘养的一样得不到重视，派遣到一个叫“八间屋”的野村里种水稻。挨到1973年3月，我我被列入复员退伍之列。一床薄薄的军用棉被，几本翻旧了的书籍，还有60元复员费，就把我这个在部队努力奋斗的人打发回到沙地荒沟。老天啊！命运啊！你真是太会撮弄人。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挑战。
　　 也是合该我这辈子教书。当我复员的第二天，村书记就和小学的几个村小学老师来到家里找我。要聘请我去村小当代课老师，（因一个公办老师要请假生孩子。）我也没有推脱，服从领导安排，立即走马上任了。我用心的教书，宁愿比其他老师付出更多的劳动，还改进教学方法，耐心辅导学生，仅仅两个星期，学生成绩明显上升，家长一致反映良好。这情况被管理区中心学校校长知道，他立即亲自来教室听我上课，看学生当场作业，果然不虚，马上向区教育站汇报，说发现个好老师。这样，经教育站批准，我在1973年秋正式当上民办教师，当年评为模范教师，出席镇劳模大会，成为区的教育标兵。1975年调到中心学校任教，我不计较得失，忍受艰难困苦，一心扑在教学上，连老婆生小孩都没请假照顾，又率先带头领取“独生子女证”，教学效果一直保持优秀。1978年1月，得到县教育局的表彰，并转正为国家公办教师，同时任命为长岳中小学教导主任。
　　 从此，我把教书当成我人生的事业，以最大的责任感努力工作。学生没有学费，我相继捐款近2000元，学生学习差，我熬夜给予辅导。一年一年的长期如此，珍惜有了工作的机会，尽心尽力的教书育人，不为私利来耽误教学。我家里没有住房，又没有钱修，我就利用假日自己造石头垒砌。独生儿子发蒙上学，我让他自己走路去，没有接送一回。别人把教书当副业，下海经商大肆捞钱，我坚决抗拒诱惑，忍受清寒。独生儿子考大学落榜，我无法为他寻求门路，只好让他外出打工谋生。儿子媳妇嫌家太穷，抛弃刚生下10个月的孙子与人苟合跑了。我难得计较，法庭判她单方与儿子离婚，我带着孙子走进学校。50岁后，身体渐渐多病，但我还是咬牙坚持，有时头晕难忍，就在走道或教室的地板上躺一小会再上课。30多年来，无论教书的环境如何变换，是在镇里的重点中学，还是在海拔1800米的石板顶高山村小，我都保持一直这样执著，这样严谨，这样认真。没有一次请假，没有耽误学生一堂课。每年优秀学生一批批毕业升入高中，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我看到学生成长，心中很是高兴。我也多次受到市政府是教育局表彰，1985年还到北京人民大学参加作文教学研讨会，被湖北省和恩施州中学语文学会接纳为会员。1995年参加州中学校长培训。在艰巨的“普九”攻坚中，担负全镇的宣传工作，起早睡晚的办简报，写文稿，在州、市报刊、电台发表稿件300多篇，受到州教育局表扬，教学成果记载入《利川市教育志》第一卷。2001年秋，利川市发展民办教育，利川市创建了首家私立学校。我接受省特级教师的聘请和教育站领导派遣，又得到教育局许可，到利川市首家私立支持民办教育，我任初中两个年级语文课，兼任办公室主任。长期带两个年级和毕业班。2003年，在中考时创下辉煌的语文教学成绩，，获得全市及格率第一（100%），均分第一（98分）优分率第一。在全市教学总结会上做了专题经验发言。
　　 在近40年的教学中，我长期坚持教育与教研相结合，在各级专业报刊发表教学教育文章3200多篇，其中有300多篇获奖。指导学生参加各级作文竞赛340多人次，有90多人次获等级奖，20多次获指导教师奖。评点学生作文800多篇在报刊发表。应上级教研部门邀请，参加《新教材同步作文大演练》《人物描写百例》《快乐学语文》《学生优秀作文选》等10多种书籍的编写。还主编校园优秀报纸《清源》，主编优秀作文集《清源芳草》。在各级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500多篇（首），汇编有公开发表的散文集《卧薪斋札记》《山还是山》。2005年10月，《中国当代思想经典》专页收编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名字和代表作《小院美人》同时被收入《中华文艺家大辞典》。2006年，我撰写的5条人生格言收入《中华名人格言》和《新时期共产党人优秀格言》，又一次挑战了人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