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四
　　 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其实挺累的。我也没有别的解乏方法，就在窗前站一会儿。
　　 据说，我这间办公室原来是市政府招待所，以前用来接待上级就餐，窗帘是厚厚的遮阳布，一拉上，室内漆黑如夜晚。不拉，里外透明。外面看我，清清楚楚。我看别人，也一览无余。这份透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负担。
　　 旁边是会议楼，一周总有几场大会议。与会者中有的是曾经的同事，有的是熟人。参加会议，难免要经过我的窗前。看到了，打个招呼似乎理所当然。时间一长，招呼也挺繁琐。与会者正急急赶去，恰好我抬起头来，对方以为我看到了，不打个招呼挺过意不去。有时，我正伏案读书，对方看到我了，因有以前的熟情在，不跟我招呼一声，好像不太合情。
　　 我便买来纱窗，那种大花纹的，挂上去后外面看进来模糊多了。有了这道窗幔，我感到从所未有的自由，似乎一下子脱去了马羁。
　　 我隔着窗纱，喜欢看院子里的树。它们昂首，我看它们也昂首。它们默默地在内心长着一圈圈的年轮。院子里的人事代谢，每年在进行。一拨拨的人出去，又一拨拨的人进来。只有树，一年年镌刻着岁月的荣与枯。心无旁鹜，记录着每个季节的更迭。从它们底下走过的人行色匆匆，神情严肃，手上拎一只模样差不多的公文包。他们似乎从来不看树。
　　 树的品种以樟树为主，自建好这座院子时就种下的，少说也有二十几年了。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枝杈杈，茂密繁盛。这是这座县城里唯一没有修剪过的樟树，也是唯一没有挪过位置的树。所以，它们长得极好。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鸟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院子外来的人都须要站到门卫室的窗口前，老老实实填写访问单，找谁，做什么事都要写清楚，然后出示身份证，验证，扫描。缺一不可。出去时交还填有被访问者签字的回执单。鸟是有翅膀的，天空那么高远，它们又不属于闲杂人员，可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呢？至今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
　　 倒是看到过几只猫，很肥，看见人也不怎么害怕，拖着粗粗尾巴，在院子里遛上几圈。不叫，也不闹，安静地让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是野猫，还是走丢的猫。有人说，野猫的尾巴短，而且见人时慌里慌张，眼神有些猥琐。我分辨不出。它们气定神闲，慢条斯理地踱来踱去。它们一会儿钻到车底下，一会儿爬上树，看到我时歪着脑袋，一瞅，一瞅的。见我没反应，便前爪着地，脑袋俯下，抻长身子，拼命往后倾，像跟人做瑜伽似的，连续做三下，再歪着脑袋瞅我一眼，然后拖着粗粗的尾巴，颠儿颠儿走了。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院子外的樟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每年都有人手持电锯这里锯一下，那里锯一下，树枝像褂子似的，一件件地掉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樟树的清香，一缕缕地飘进来。我无可救药似地猜想那是树在生气。我不知道锯树杈的理由是什么，有人说影响光照，有人说影响交通视线，总之当树影响了人的生活后，树就被取消了愉快生长的权利。这是人替树作的决策。
　　 虽说，锯一些枝杈不至于让树活不成，但没有了枝杈的树，树不像树，倒像一根根木桩，毫无生气地戳在路边，看上去整齐得让人有些同情，有些羞耻，似乎它们没穿衣服似的。好在，一年后那些锯过的地方又会长出新枝，很细嫩的那种，在风中轻轻摇晃。有时，看到麻雀站在上面，叽叽喳喳，似乎跟树聊着什么。可断枝的树发不出哗哗的声音，寡淡地晃几下，晃几下。鸟很快飞走了，它们需要寻觅筑巢的地方。
　　 因亮灯工程的需要，有些树被缠上彩色的灯管，从粗杆开始，一直到枝枝杈杈，像五花大绑似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延续白天的喧嚣，还是那样的无边无际。人们的欲望没有因为夜晚的来临而消减，丰富的夜生活成了城市的一张名片。似乎唯有灯火辉煌，才能证明城市的繁荣与文明。总有人不想在城市的夜生活中缺席，总有人习惯于在热闹中寻求平衡。树成了人们实现欢乐的道具。
　　 慢慢地，我发现被灯管缠绕的树不长高了，而是拼命朝外面展，旁枝逸出。
　　 树拒绝成材。
　　
　　 五
　　 我的办公室朝西。只有下午三点过后才有阳光照进来，从书架的一角，慢慢移到椅子上，再由椅子一点点挪到地上，但永远照不到办公桌，阳光只有一丈远，一丈高。一个半小时过后，这一丈远一丈高的阳光就抽身走了。那还必须是夏天。如果是冬天，整天都是阴冷的。
　　 西南侧是一幢高楼，所有的决策来自这一层高楼。召开几级会议的决定也来自这座建筑。大楼共有十三层，但电梯上只有十二层，最上面的一层改成了各部门的储物间，去那儿得从十二楼走上去。十三这个数字省略了。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座十二层高的大楼。
　　 我离大楼约百步之遥，似乎跟决策很近。但决策的进行与出去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当然没有为此虚荣过。倒是不明底细的村里人，着实为我虚荣了些时候。回到村里，看见我热情地问长问短，打听书记、市长哪一个更大，问我他们平时说我们县里的方言，还是普通话。有的还压低嗓门向我探究市长们是不是也吃特供？
　　 村里人谁也没见过书记市长的真身，只能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或西装革履地参加一个个会议，念着一个个报告，或身穿夹克行走在乡村田野间，目光远眺，指指又点点，后面跟着一簇簇人，脸上挂着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而刻板的，跟平时判如俩人，但眼睛都聚在前面的几个人。自然，他们讲什么，说什么，我的乡亲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乡亲们也不明白他们说的话跟自己伺弄庄稼有什么关系，还不是靠天吃饭，靠力气种地。
　　 就像别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我报一个单位名，别人想上半天也想不出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别人为此感到尴尬。我知道那份尴尬是替我生的。我自然也尴尬。不过，这份尴尬是为了配合别人的尴尬。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的尴尬还会丰富地挂在脸上，似乎是为了完成某种礼仪。
　　 为避免这种尴尬的重复出现，我是过了12点后才去食堂。那时比较空闲。找一个角落，慢慢完成中餐，吃得干干净净。虽然饭菜有些冷，但比较安静，没有人挨人的喧闹，也不用排队，直接盛了饭菜就吃，专心致志。这时候我会想起弘一法师，他吃完饭后总要拿水冲一下碗，之后饭粒与水一起咽下。他吃饭时没有声响，跟礼佛时一样虔诚、庄严。
　　 如果与人拼桌，埋头吃饭，一声不吭，别人会不停地注视你，跟老中医望诊似的。于是，餐桌上不管有话没话，一顿饭下来还是要闲扯几句。这种闲扯已经成为坐机关的一种技能，在闲扯中拉近关系，也在闲扯中八卦人事问题，似乎个个是候补组织部长。别人聊的话题跟自己的生活已经很遥远，而且也没有了兴趣。可为了应付一顿饭过去，不得不强打精神参与其中，嗯嗯啊啊，努力用声音的丰富掩饰内心的厌倦。这饭吃得影响消化。
　　 偶尔碰到熟人，对方关切地问一下怎么那么迟？很忙？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礼节。我不可能不知道。我认真地答，让忙的先吃。像个捧哏。然后，彼此呵呵一笑。笑得有些自然。
　　 餐桌上原来是安放一盒盒的纸巾，吃完饭抽一张擦擦嘴。过了一段时间盒装的纸巾不见了，变成了一卷卫生纸，挂在放餐具的窗口边。依然有人咕噜咕噜地拉，抽出长长的一段，然后擦嘴，随手扔进垃圾桶，大半拖在外面。纸上一点儿也不脏，很卫生。一餐中饭，垃圾桶很快变得满满的，像一篓刚摘的棉花。见了，内心有些疼惜。
　　 食堂安排的是自助餐，每天约有十多种菜，有荤，有素。离几步之遥的地方是专门安放餐具的，旁边有一只大大的铝制脸盆，专门盛放用餐后的垃圾。食堂的墙壁上贴了数十张公益广告，是关于节约粮食的，画面是用卡通设计的，一只空盆子张着嘴巴，提醒人们吃光盆里的饭菜。后来，我又注意到一张关于餐后水果不能外带的公告，粗黑体，像拐杖似地站在墙上，我感觉那字似乎随时可以下来打人。
　　 我几乎常是最晚的一个去吃的，那时铝制脸盆里堆得跟小山似的，那些饭菜一旦吃剩，只能闲置到盆里，然后有二个人扛着去倒掉。我有时无厘头地猜想就餐者的饭量，不知道他们平时吃几碗饭。农村人以考察饭量来评判一位新人会不会过日子。庄稼人靠力气过日子，能说会道，仅仅是副业，只有每餐三碗饭，有力气伺弄庄稼，这才是真理。
　　 我每餐吃一碗。我愧对庄稼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