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之年，我决定告诉孩子：我右膝盖上有个伤疤，很小，十七岁时割麦子，被自己的镰刀砍的。
　　 1965年，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参加夏收割麦子。定额一亩，麦茬不得高于十公分，不得掉麦穗，麦捆不能散。那时的人个个荣誉感很强，劳动竞赛争红旗，有人一天割三亩，而我完成定额都非常吃力。那天，我的任务是一块长满芦苇，骆驼刺的麦子地，地头一站，麦子挣扎在一人高的芦苇中，其间还有狰狞的骆驼刺。我明白叫苦叫累没有用，反而会被人笑话。把镰刀磨锋利，一头扎进草丛中，连草带麦子一起割倒。渐渐感到每挥一次镰刀，手臂拉动肩膀肌肉痛，每次用力回拉镰刀都被芦苇弹回去。到了下午，眼看胜利在望了，一簇茁壮的芦苇突然咬住了镰刀。我大怒，右腿跪着用尽全身力气一砍，芦苇麦子倒下了，镰刀扎进右腿，鲜血直流。正好班长从旁边走过，急忙揪了几片“霸王刺”的叶子，擦干净，拧出绿汁按在我伤口上。很快血止住了。我休息了一会儿，忍着痛跪着挪动着，慢慢挥动镰刀，天黑了才割完了麦子。从此，右膝盖上留下一道伤疤。
　　 三十多岁时，孩子已经上小学，开始懂事了。我想告诉孩子，当年是如何艰苦劳动的，但我说不出口。我的团场基建队，一位东北义勇军老战士，右手大拇指和半截食指都没了。他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身边曾经倒下一个个战友。他随义勇军九死一生横穿苏联西伯利亚到新疆，后来参加新疆和平起义。我和他熟悉，他右手的伤疤让我肃然起敬。我忘掉了自己那块小小的伤疤。不久，我调到团部当了基建参谋，日子好过了，离开坎土曼镰刀远了。我又想告诉孩子我家的好日子来之不易，腿上的伤疤是见证。这时，调来一位副团长，又是右手缺了大拇指，一块粗糙的伤疤。解放战争中，炮弹片削掉了大拇指。他带着我们测量组去荒滩踏勘，总是走在前面，登上大红柳包，背后望去，他带着伤疤的右手甩动特别有力。问他伤疤的来历，想听听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总是失望。他只是轻轻一句：“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炮弹片削掉块肉算不了什麽。在牺牲战友那里，军功章都不值得炫耀，别说什麽伤疤了。”我给孩子讲了这位副团长的故事，哪里还有脸讲我腿上的那道伤疤！
　　 四十岁时，我调到兵团农三师师部工作，全家进了南疆第一大城市喀什，日子更好了。那个念头像野生的芦苇又冒出头：两个孩子一个初中，一个高中，也该让他们知道好日子是父母亲艰苦奋斗得来的，又想从伤疤说起，因为不论工作多忙多累，只要一看到那块伤疤，我就充满克服困难的力量。但是，更不能说了。我的师长，党委书记肖风瑞，1939年的老八路。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子弹穿过大腿骨，在老百姓家里养好伤，立即返回三五九旅，参加战斗。带着战伤打败日寇，接着解放战争从河北打到甘肃，彭大将军一挥手，大军西进新疆。六十多岁带着我们常常下基层，看连队。走路有点跛，竟然骑着毛驴到昆仑山的牧场，策划牧场远景规划。住在办公室里，用电炉子自己下挂面吃，每月交电费。直到离休后，我们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发了残废军人证，他完全有资格吃小灶。
　　 再后来，我调到兵团机关工作，全家迁到自治区首府，新疆最好的城市乌鲁木齐。正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唱的：“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们歌唱。”日子越过越美了。
　　 我从事史志工作，接触了不少老革命，整理他们的回忆录。有时采访，忍不住问“受过伤吗？”他们回答是，别说子弹炮弹不长眼，就是行军上山下山，挖战壕，修工事，磕磕碰碰，谁身上没有点伤疤？伤疤和军功章一样，只能证明你还活着，是幸存者，而无数战友牺牲了，倒下了。你没有资格炫耀，只有努力工作，完成那些牺牲战友没有完成的任务！谁都有想不通的事情，看看自己的伤疤就什麽都想通了……
　　 我心中强烈共鸣！
　　 有一次，在阿拉尔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讨论布展方案，听说六团有位三五九旅老战士，战争中被炮火烧伤，耳朵震聋，脸上留下伤疤。进疆参加大生产运动，直到离休。他在开发塔里木战斗几十年，走过多个单位，一个旧木箱保存了十多张奖状。我立即赶到六团采访这位老兵，他背驼耳聋，半边脸伤疤。当我看到他小心翼翼打开破旧的木箱，展开一张张字迹模糊的奖状，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最早的奖状是进疆大生产运动——他当了一辈子马夫……
　　 我终于看到了战争留下的创伤，看到了活生生的，最坚强最英俊的三五九旅老战士！
　　 古稀之年，有些话不能不给孩子讲了：你们的爷爷是黄埔军人，满怀抗日救国激情投笔从戎，进疆为国戍边；你们的父母亲长期在荒凉偏僻的团场艰苦劳作，这块腿上的伤疤是那个时代的纪念。可是，它太渺小，太令人惭愧了！我的伤疤给我艰苦奋斗的力量，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老红军老八路，志愿军战士身上的伤疤，改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国尽忠，为亲尽孝是中国人的天职。我愿意生在抗战时代，任三八刺刀留下伤疤；愿意参加上甘岭战斗，不怕凝固汽油弹烧的伤疤——侵略者必须倒在我的脚下……
　　 人是要有点伤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