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说，他两年前曾经来过文联。说这话时，他略停顿了一会儿，用目光罩着我。我有些尴尬，因为我确实记不起老王。
　　 老王眯了眯眼睛，头微微一扬，抿紧双唇。然后，一对月牙儿似的眼睛倏忽打开，目光继续罩向我，说，你曾拿给我几本《姚江》（文联编的一本文学季刊），意思是如果我的文章能达到里面的水平，就能刊发。他说的“你”，当然是指我了。
　　 老王来找我是希望文联能帮他看看他写的东西。我问他，你为什么爱好写作？面对眼前这位来自湖北的一个打工老人，我自然没办法把这个俗套的问题忽略过去。据他自己说，今年他六十岁。
　　 老王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老王用了一个“思考”的词，不由让我挺直了腰板。老王扬了扬手，说，一个人拥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没用的，过后没有人会记得他，只有文学，才会让他永远地留在人世间。我想活在人们心中，所以，我要写作。老王补充道。我忍不住地哈哈大笑。但老王很严肃，正襟危坐，一丝不苟。我不由捂住了嘴，想弥补刚才的哈哈大笑。对不起，老王，我这不是嘲笑。
　　 老王曾经是一位民办教师。这点，我现在已并不意外。尽管，老王的湖北口音很浓重，舌头似乎一直悬在口腔里，字与字间挤成一团儿，而且字音里似乎掺了许多水，冒着一串串的泡泡。然而，他的措辞，以及思路都提醒我他是受过相当的教育的。老王做过十年的初中数学老师，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他当时已经有两个男孩，可他的老婆执意要再生一个。他这个民办教师自然当不成了，他老婆把孩子拿掉后跟他离了婚，认为老王很窝囊，饭碗没了，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一气之下离了。离婚后，老王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儿子，硬是让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儿子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小儿子也上了大专。只是，小儿子念了两年便辍学了，原因是他那时生了重病，小儿子不想让他受苦受累，便自作主张离开了学校。说到这儿，老王的眼圈有些红红的，声音也低了下去，刚才一丝不苟的神情被淡淡的伤感所替代。
　　 老王到余姚已经七年了，主要任务是带孙女，之余才是他写作的时间。他是偷偷地写，家里人一个都不知道他在写作。他的小儿子在一所工厂里上班。他问小儿子有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老板。他小儿子说，一个在车间里打工的人，怎么可能见得到老板。他跟儿子打赌，他有办法让老板接见他。我的眼睛又一次闪亮，问他，成功了吗？老王说，那当然，我想做的事肯定会去实施。老王的自信再次激起我的探究欲。
　　 老王有些得意地说，他只花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让老板接见了他。原因是他给车间办了一份简报，纯粹是手抄报，里面是标题新闻，有车间工人们交流的话题，有厂子发展的设想，也有对时事评论的精选。老王每周出一期，让工人们在工作之余传阅。让他最得意的是，他曾替年轻人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我知道漂亮的姑娘爱嫁谁》，结果，一些年轻人一看到老王，嘴里直嚷嚷：我知道漂亮的姑娘爱嫁谁。说到这儿，老王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还泛着一些光泽。
　　 老王的心气确实非常高，他说，他现在正在写小说，已经写了十二万字。我惊讶极了。一个老人，从没有文学创作的经历，一上来，就写长篇，好有胆魄啊。我说，你真不简单呀，你写的是什么主题？老王嘿嘿一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写的是封建文化，类似于封神演义。
　　 呵呵。我没能忍住，又笑出了声。好在，老王并不见怪。老王的意思是，希望我帮他看看他写的东西。我说，好的，到时候我拜读。说到这儿，我问他现在住在哪儿。他说，他住在高铁站的后面。我说，好远啊。这样吧，下次我过去，你来一趟不容易，我开车去相对方便些。老王有些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我方便。
　　 大约过了两个月，老王打电话给我，说是写得差不多了。我跟他约了一个时间，还约好在哪儿碰面。在老王的电话指引下，我找到了他。他把我领到他小儿子的出租房。房间非常狭小，老王搓着手，似乎感到很歉疚。
　　 老王很客气，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殷勤地招待我。我说，别忙乎了，赶紧看书稿吧。老王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转身出了门。约摸一刻钟的工夫，老王回来了，右手是一摞书稿，左手上吊着半袋瓜子。我拿起书稿就看。还没看内容，已经先被老王的字所吸引，不仅漂亮，而且干净，很少有涂改的地方。他装订了十多本，每本的内容代表一个故事。原来，他所谓的封建文化，其实是给自己的家乡旅游写了一本传说。
　　 老王很健谈，也看得出他特别高兴。那是个冬天的上午，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阳光若隐若现。我跟他坐在那间小小的出租房里，一杯热茶，一摞书稿，还有他一堆的故事，一点儿也没觉得寒冷。
　　 老王的书稿，我已经建议他设法跟家乡的旅游局取得联系，期待能有一个好的去处。套用老王的说法，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了“七有”，最后的一个“有”，是有知识产权——出一部书。我相信老王的“七有”一点都不遥远。因为，老王是有梦想的人，并用余生的力量执著着。
　　 如果可能，我愿意做老王的助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