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写着“江苏铜山”四个字。铜山“治在徐州”，是所谓的“府县同城”。我的老家“房上”，离“徐州府”大约20里地，当然，是华里。中国古代，对于“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一华里”表示的长度也不一样，“一华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才开始的事情。据说这个度量单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里制”的特点，又吸收了西方“米制”的元素，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计量单位。
　　 我的老家“房上”，又称“房十里”，是说十里之内都是“房上”的地界，“房”也带有“青砖大瓦房”的意思。
　　 旧时，皖北一带乡村，“瓦房”是富裕的标志。
　　 那是在淮河以北，平原深处，掩在“两淮”密集的村落里。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2017年10月2日，“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我带着弟弟们冒雨上了“合徐高速”，一路向北驶往平原腹地。时令已是深秋，路两边的叶子开始泛黄，若是晴天丽日，正该是灿烂如金。丘陵波涛一般涌来，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延入绵绵的秋雨里。江淮丘陵为岗冲起伏的波状平原，属于平原微丘地貌，有一种“流畅”的美丽。安徽的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与平原南北相间，逶迤排列，北绵淮北平原，东迤江淮丘陵，西卧大别山脉，南迭皖南峰群。
　　 而江淮之间的秋色，来得确比江南，要早上一些。
　　
　　 一
　　 大约是1986年，我做了母亲以后，父亲开始频繁地带我去徐州。那不仅是他的家乡，还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很多老战友。工作是地下工作，1948年夏秋之交，他奉命潜入徐州，做淮海战役的前期准备，落脚在我大舅的家里。他原是“华野”粟裕的部队，由此转入“地下”，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苏民”这个追随他一生的名字。“苏民”是革命时期的时髦，既有对红色“苏维埃”的向往，也有“唤醒民众”之意。
　　 最近阅读有关粟裕的回忆录，有资料显示，淮海战役是他打豫东时向中央的提议。而“豫东战役”是在1948年6至7月之间，由此印证了父亲的说法。据父亲说，他进城时，组织上给了他十两烟土做活动经费。我不相信，烟土是什么东西？腐朽的、罪恶的、封建没落的象征，组织上怎么会给你烟土做活动经费呢？父亲说你懂什么？又嘱咐我：可不敢出去瞎说！那是“文革”期间，父亲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怀远县沙沟公社当农民，有时会和我说一些他早年的经历。我说爸爸，你如果不从部队上下来，官会做得比现在大吧？至少不会被“打倒在地”。
　　 父亲的本家侄子，我的堂兄，是他带出去的兵，后来做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是大军区。父亲沉默，过了一会儿说，爸爸当连长的时候，带的那一连人，如今连一个都没有了。
　　 他说的是1942年冬，他带着一连人，路过我的老家“房上”，惊起一村的狗叫。母亲披衣而起，支起鏊子，为战士们烙馍，赶在鸡叫之前，把队伍送出了村子。在父亲的讲述中，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十冬腊月，还赤着脚。”父亲回忆说：“哎呀呀，雪下得，那叫大啊！一脚下去，就没了迎面骨。”父亲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好大一会才说：“这么些年，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了！”
　　 “迎面骨”是我老家的说法，指脚踝以上，膝盖以下的一段，“迎面”二字，十分传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房上”，知道1942年，淮北平原上的大雪。
　　 父亲在徐州，先是以轧面条，后是以教书做掩护，潜入车站和机场，绘制军事防务图和徐州城防图。他最终从徐州城里“突”出来时，外围的攻城战役已经打响，满城都张贴着缉拿“共军探子”苏民的布告。“已经‘红’了，出不去了，”父亲说：“可前指那边，还等着我的情报。”“红”是指身份暴露，“前指”是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因为父亲的讲述，这两个特殊的名词，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文革”期间，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上映，父亲带着我去看，放到紧张处，父亲小声对我说，“爸爸在徐州，比这惊险多了！”这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笑笑。看我这样，父亲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在《拂晓报》当总编的表姐夫对我说，“二平，是真的，你爸爸在徐州，可比电影里惊险，差一点点，就出不来了！”
　　 其实早在那一年的10月，父亲就已经“红”了，只是任务还没完成，不能撤。他最后是带着情报，潜入到徐州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长的家中，才躲过了大搜捕。父亲说兵临城下，何去何从，你可要看清楚！那警备大队长说：“逢侠，你说了不算，你得让你们管事的和我说！”父亲本名“潘逢侠”，和此人有点“拐弯子”的亲戚，所以才能找到他。父亲说我就是管事的，我是代表中共地下组织和你说话！这以后父亲在警备大队长的亲自护送下，长衫礼帽，翩然出城，城下一揖道：你放心，苏民说话算话！1951年“镇反”，此人在徐州监狱反复申诉，说解放徐州，我是立了大功的，当年苏民对我有过承诺，共产党不能说话不算话！父亲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徐州，为他做证，结果被批为“右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父亲说战役即将打响，情报急待送出，而且当时我也代表组织，许过人家！但这个人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死前大骂苏民背信弃义，共产党说话不算话。
　　 父亲带着三张图：铁路枢纽图、徐州机场图、徐州城防图赶到“前指”时，部队已经打到了城下。父亲跟着前来接应的人，趟着大雪进到一个庄子，见到了粟裕和披着棉衣的邓小平。父亲当时赤着脚，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后来，大约是1959年冬，邓小平不知是专程还是路过宿县，提出要到双堆集淮海战役烈士墓去看看，由父亲陪同。邓小平居然还记得，父亲是打徐州时送情报的小潘。双堆战役打得十分艰苦，死了很多人，而当时所谓的烈士墓，也就是一片乱坟岗。从双堆回来后，父亲以及陪同的同志，和邓小平照了一张合影，因为这张照片，父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亲曾无数次地和我提起，那也不知是个什么庄子？也不知叫个啥名啊？他说我出了城一路往南，跑了差不多整整一夜，总跑了有七八十里地，到天快明时候，才跟着来迎我的人进了村。
　　 不知为什么，他晚年非常想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
　　 1997年冬，我在皖北一带拍摄纪录片，到了曾是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的淮北市濉溪县小李庄，当时就想，父亲当年到的，是不是这个村子？
　　 可惜父亲这时，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萧县蔡洼。1948年12月16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进驻蔡洼杨家台子，设立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第二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相继赶到，召开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会议休息期间，随军记者在蔡洼杨家台子，为五位首长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合影。在此后的28天里，“总前委”一直设在蔡洼，一直到1948年1月12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蔡洼在徐州之南，离徐州大约40公里，正是父亲所说的位置。
　　
　　 二
　　 在我的老家“房上”，潘姓是大姓。
　　 但父亲却只有兄弟二人。他们兄弟的感情很好，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我们称作“大爷”的，每一两年总要到城里来一趟，住上十天半个月。1994年春上，父亲去世，安葬之后，我们姐弟六人回了一趟老家。大爷跟前跟后，一个劲掉眼泪，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开口了，他说平啦，我“老”的时候，“五”得回来啊。我们老家把“去世”简称“老”，含有寿终正寝的意思。从民俗单元上说，这里属于“黄淮海”地区，更靠近中原文化。南宋以来，淮河一直向着黄海拓展着自己的疆陆，河流的造地能力非常大。他说的“五”，是我的弟弟鹏程，大排行老五，但在我们这一房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我说大爷，到时候我也回来。他想了想，说你忙，你就不用回了，让“六”来吧。他看重男丁，虽说在我们家，一向是我主事，他也仍然希望他过世的时候，是弟弟们而不是我回来奔丧。
　　 那样，他的丧事会很风光。
　　 于是我咳嗽一声，大声吩咐道：到时候，别管多忙，你们都得回来！
　　 弟弟们齐声回答：知道了！
　　 我在我们家，说话是有权威的，所以后来接着大爷病危的电话时，他最看中的我们家的长子“五”，已经在我之前赶回去了。他是当天夜里11点钟过世了，“五”在他的床前守着。知道我的另外两个弟弟，正在来的路上，他平静地合上了双眼，走得很安详。
　　 那是2003年，大爷虚龄九十，无论是在我们潘氏一族，还是在“房上”一村中，都是高寿了，是农村所谓的“喜丧”。就办得很大，大到一进村口，就听到唢呐喧天，鼓乐齐鸣，进到庄子里，更是感到一个庄子的人，似乎都忙碌起来了。灵棚更是扎得五彩缤纷，大红大绿，符合“老丧变喜”的定位；除了我的叔伯妹妹，大爷的两个亲闺女哭得死去活来以外，其余的人并不见悲伤。我匆匆从出差的城市赶到，先按乡下规矩，在大爷的灵前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不等我站起身来，边上的几个妇女，就大声教导我说：“哭啊，哭啊！快拉长了腔，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拉长了腔”哭，只一个劲掉眼泪；她们却已经坐成一排，哭天喊地，有腔有调地哭起来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嚎啕”，民间所谓的“哭丧”。农村白事中，有专司此道者，为的是渲染悲痛的气氛，装点丧家的门面，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很难有如此声势浩大的表达。
　　 曾听我奶奶说过，我“老爷爷”的丧事，也是一场“喜丧”，然而一场丧事办下来，家道却败落了。我们老家把曾祖父叫“老爷爷”，他活到82岁，在当时的乡村是高寿，所以“老殡”出得很排场。他的儿子，我的爷爷，是一个“场面人”，朋友很多，朋友们听说了，就都赶过来“奠”，这叫“奔丧”。乡村中，“丧事”是要“奔”的，而“喜事”却要“送帖”，才能到场。结果“老爷爷”的丧事，前后开了300多桌流水席，开着开着，馍就没了，我表姑就得现牵着两匹牲口，去集上驮面。出完殡，我奶奶卖掉了东湖里的四亩半好地，才把窟窿堵上。过去，农村里的白事“人情”，也就是三个制钱的烧纸，俗话叫做“素纸钱”，所以很多人家，出完一场“老殡”，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那一回大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但再风光也抵不上我们这一趟，在马兰集遇见的一场“出老殡”，那叫一个排场！几十辆“小宝车”，浩浩荡荡，从徐州城里请来的戏班子，一路鼓乐飞扬。“小宝车”专指小轿车，是我老家的说法。现在的农村，差不多人家的门前，都停着一辆小轿车，虽说不是什么好车，也值个八九头十万吧。但孝子们都在哪儿呢？怎么不见有人披麻戴孝，哭丧打幡啊？记得大爷“老”的时候，“出老殡”的队伍有好几百人，一律披麻戴孝，儿孙辈打“白幡”，曾孙辈打“鹅头幡”，玄孙辈打“鹰头幡”，一人一根“哭丧棒”。就是那一回我知道了，曾孙辈和玄孙辈的孝帽子上，是要“缀红”的，要不怎么叫个“喜丧”！但不过短短十几年间，这些古老的丧俗，在乡村中就不见了。
　　 “乡土中国”几千年，这几十年间变化最大。记得五六岁时，我跟着奶奶回老家，是在离“房上”十里的桃山集下的车。大爷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我们，空旷的土路上，不时有“吱扭吱扭”的独轮车迎面驶过。那是单调而欢快的音乐，已经响了上千年了，串连起绵长的乡村岁月。而今天，我们的车子风驰电掣，近300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到达。还记得那一回一进家门，大爷就拿出半瓶子棉籽油，说娘，看！给你攒下的油！奶奶说广元你个憨种，让我说你啥好？娘在城里，啥吃不着啊？大爷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大爷“会过”，他在我们家，炒菜不舍得放油，说油是“引子”，有个意思就行了，还能当水喝啊？“会过”是我们老家方言，俭省的意思。他夏天调黄瓜，爱说“点上一滴香油”，“点”字用在这里，绝了！他大号叫“潘逢军”，小名“广元”，我常听奶奶这么唤他。但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他17岁那年，从屋后翻过墙头，跑出去投了“八路”，解放后就几乎没有回过老家。这趟回到老家来，我找了很多人，打听父亲的小名，竟无一个人知晓。
　　 知道父亲小名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村子里的变化，实在是大。我堂妹招待我们，根本不自己做饭，饭菜都是从饭铺子里端，据她说她已经好些年不蒸馍了。“嘁！卖蒸馍的花车，天天打家门口过，费那个事干什么？”我在村头上，还见过卖烤鸭的花车，卖烤鱼烤肉的花车，卖各种卤菜的花车，确实都是五颜六色。老人们感慨说：“现如今的新媳妇，都不会做饭了，哪像俺那会儿啊！”我从小没有娘，为了日后能“说”个好婆家，几岁起我奶奶就教我针线茶饭，尤其是教我烙馍。我烙馍的速度很快，几秒钟就擀一张，能跟上“穰柴火”。所谓“穰柴火”，是指麦穰豆叶之类，火很大，不麻利的媳妇，跟不上这么大的火。1987年冬，我在淮北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靠着一把剪子一根皮尺，就没愁过吃喝。进了庄，一般是先找一户人家，支上台子大裁大剪，而后就坐在鏊子前，帮人家烙馍。都围上来看，说啧啧啧！这是哪来的媳妇啊？十里八乡就没见过这么麻利的手脚！“现在？”我堂妹很诧异：“现在谁还烙馍啊？熏死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