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十九岁那一年，母亲离开了我。那年，母亲才六十三岁。
　　 母亲离去的那个傍晚，袅袅的炊烟缭绕在山村的上空，如黛的青山巍然屹立。村里的牧童唱着欢快的童谣，把自家的牛羊赶回木楼底层的圈子里。那些系在牛羊颈脖的竹铃，“哐当哐当”，似乎在弹奏着一曲古老的歌谣，点缀着弥漫牛羊粪味的山间小路。玩倦了的鸡鸭，也循着夜色回到各自主人家楼脚的笼中，“咕咕嘎嘎”叫唤着，仿佛生怕别人占据它们的巢窝似的。一切，显得那么的平实亲和。
　　 我家木楼的前面，有一块巨大而偏平的石头，平实的石板面，可以充当晒场使用。那是一个收获黄豆的季节。要是在往年的这个时刻，暮色时分，母亲一定是打着光脚，悠闲地坐在自家木楼前面那块平整宽大的巨石板之上，“吧嗒吧嗒”吸着旱烟。石板上，晒满了饱满豆粒的黄豆荚子。休息片刻之后，母亲会半蹲起身子，熟练地把一小捆一小捆晒得即将剥离母体的黄豆荚子，装进铮亮的额背篓里，然后把一篓又一篓的希望背进木楼。那个秋天，木楼前的石板之上，再也没晒有黄豆荚子。母亲的身影，开始在石板上消失。身影多一天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母亲将减少了与人世间接触的每一个日子。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个傍晚，村子中央的那栋木楼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被一群黑压压的人儿站立围着。失去了风的吹拂，灯火无精打采地直着身子，闪烁着昏黄的光芒。油灯旁，母亲平躺着身子，无力地睁开双眼，她努力地转动着失去光泽的眼珠。透过迷离的灯光，我发现，两颗晶莹的泪珠，从母亲的双眼角滚动而出，滴在床头的蓝靛枕布上。母亲的嘴唇翕动着，似乎要说什么话。大哥阿西把耳朵紧贴过去，力争听到母亲临终的叮嘱。蓦地，大哥转过脸来，脸色煞白地大喊：“妈没了，妈没了！”
　　 时间，定格在二十时零三分。那两滴泪珠，是母亲留给人间最后的两颗字眼。
　　 二哥阿山背着火药鸟铳，走出大门。三声巨响，划破了山村的夜空，向乡亲们传递了噩耗的信息。三哥阿荣从柚子树上采来了叶子（柚子叶可以驱邪），放在生铁锅盆上熬煮。三脚铁架支撑的铁锅下，火苗子蔓延着，呼啸着，映亮了每一张因哭泣而痛楚变形了的脸儿。大姐和二姐，噙着泪水，翻开箱柜，找来了母亲奔丧用的蓝靛布衣着，还有一双永远也无法绣上花朵的布鞋（布努瑶的死者不能穿绣花鞋入殓）。一切准备就绪，围在床边的儿孙们便理智地抑住哭声，大家都背对床榻，让父亲给我们的母亲她的妻子作人世间最后一次沐浴。壮实的父亲嘴里叼着烟斗，步入人堆里。可以想象，此时的父亲表情应该很木讷，他的双手一定是颤抖着。他机械地把陪伴自己走过四十多个春秋的妻子的外衣一件件地剥开，用蓝靛布巾沾湿清香的柚子叶水，轻轻地、象征性地擦拭自己妻子的玉体。此刻，母亲已全然不知，她已释放了自己的所有负累，安祥地躺在竹席之上。我似乎看见，母亲那滴下的两颗泪珠，已经变为一道弯弯的小河。母亲的灵魂，已乘着河面的一叶小舟，漂向远方。那是传说之中载着布努瑶创世始母密洛陀（瑶族的圣母）通往卡特兰州（传说中瑶族的发源之地）的小舟。河面无风，小舟没有轻荡，母亲坐在小舟之上，轻轻滑动船桨……
　　 待到父亲把新的着装给母亲披好之后，儿女子孙们转过身子，抱住母亲渐渐冷去的身子，吟唱着悲凄的布努丧歌，呼唤着母亲的灵魂；有的尽可抓着床边的任何一件什物，使劲地撕扯或者敲击着，嚎啕大哭着发泄内心的悲痛。喷涌而出的泪水，肆意地冲击着楼脚的柱木。顶着柱木的石墩，似乎再也无法承受这突如袭来的洪峰，震颤起来。黑夜中的木楼，摇摇晃晃了。一出悲剧，就这样开演了。
　　
　　 二
　　 泪水哭干了，喉咙也唱哑了。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给母亲选择一处安葬她的地方。蛋卜选坟是我们最为神秘的巫术之一。布努瑶人离世后，师公（对巫师的尊称）就用白纱纸包裹一个生鸡蛋，颁开死者的手掌（男左女右），把鸡蛋放在死者的手心，然后使着巫术，死者的手指会自然地握紧，紧攥着他掌心的鸡蛋。据说，这样一来，逝者的灵魂就会慢慢地附在这个生鸡蛋之中。选坟地的时候，师公就拿出这个生鸡蛋，往大伙认为较为满意的土地上砸去，要是鸡蛋破了，那块土地就是死者的安身之地。要是鸡蛋不破，硬是蹦起来，跳往那一边，师公就顺着鸡蛋跳跃而去的方向，再次拾起鸡蛋朝那个方向土地砸去，一直到鸡蛋砸破为止。一旦选中了地方，百年千载，尸骨都不可再迁移。据说，蛋卜选坟的习俗，据说在远古的蚩尤（传说瑶族是蚩尤的后代）先祖时代已经盛行。布努瑶人能够把这一习俗沿袭至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鸡叫两遍的时候，五叔把村寨里的师公带进了我们家木楼。师公进门之前，我双手托着一枚生鸡蛋，虔诚地跪拜于门口迎接。一切就像传说中的蛋卜法术一样，师公拾起我手中的鸡蛋，用纱纸包裹着，走到母亲的床边，扳开她那只已经冰凉了的右手掌，把纱纸裹着的鸡蛋放在母亲的手掌之间。母亲的灵魂，将随着这一枚鸡蛋，去寻找她最终的安息之地。
　　 所有的哭泣，都在黎明之前，化为了宁静。乌鸦的哀叫声，从木楼外边的古树枝上传来，寒彻而凄楚。按照族人的规矩，父母亲去世，由最小的男孩点着火把给他们指引上路。要是没有男孩子的火把引路，逝者的灵魂就无法升上天堂。所以，在瑶山里，夫妻再苦再穷，也要想办法生个延续香火的男孩，这种思想理念，一直在族里传承着。我是家里六兄妹中年纪最小的，点火把带着母亲的灵魂去选坟地的担子，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肩上。五叔用高粱桔杆扎绑了一束火把，点燃后递给了我。师公扳开母亲的手指，取出了那枚陪伴母亲体温相惜了大半夜的鸡蛋，交给了我。此时，天色微亮，我一只手持着慢慢燃着的火把，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攥紧着鸡蛋。这鸡蛋，是我母亲一生灵魂之寄托呀，我将用自己的生命，来护住母亲最后的时光。此时，火把与鸡蛋，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演变成了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它们正在考验着我的勇气和忠诚。
　　 在师公的指引下，火把、鸡蛋和我，都走出了木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来到了家族的坟地里。师公开始抡起锄头，在我们祖坟的一块小空地里，刨开了一小碗的坑眼。接着，他点了三支香火，插在坑眼旁，嘴里念念有词，意思是今天他代表某某神来帮我的母亲选择安身之地，要是母亲愿意，就显灵表示。稍许，师公接过我手中的生鸡蛋，往嘴里一吹，如投掷小球子般，把鸡蛋砸向那处小坑眼。这枚生蛋仿佛有灵魂附着似的，没有立即破开。它“乒”地蹦出坑眼，打了几个滚儿，跌往右边不远的一块巨石之上。那块巨石，少说也有五六张木床之宽大。巨石之上有一撮土壤，鸡蛋就停在那撮土壤上面。师公又在那撮土壤上刨开坑眼，照念咒经，再次捡起起鸡蛋往坑眼砸去。但闻“啪”的一声，鸡蛋应声而破。师公便用锄头把破碎的鸡蛋连土挖开，用白纱纸包好。母亲的坟地，就这样，被选定在这块巨石之上。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结果。
　　 紧接着，我们几兄弟就抡起锄头，开始挖起墓坑来。本以为母亲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巨石，土壤不会很深。谁想到，我们下锄了大半天，遇到的，都还是泥土。师公说，能在巨石之上入土为安的人，方圆百里之内还没听说有过这样的事情。唯有心地极善且能超越凡人的灵魂，才有这等有限的待遇。好的坏的风水之说，我们兄弟几个都已无心商榷。既然母亲的灵魂注定选择这里，我们只能照规矩，继续掘地。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挖开的每一锄泥土，都透射出黝黑的光泽。这黝黑的泥土，正是我母亲深沉黝黑的肌肤呀。从水乡来的母亲，常年赤脚跨越山岭，原本白皙的脸儿，久经风雨阳光的侵蚀，渐渐地演变成了这一段黝黑的故事。也许母亲活着的时候，族里有人去世了，她也会照例头顶着装满五色糯米饭的竹篱簸箕，伴着妯娌们来这片伤感的坟地。当身边一位位能歌善舞活生生的亲人突然间入土为安的时候，母亲的灵魂，也许早已看准了这撮静立于石头之上的热土。无意之间，母亲的肤色，早已附在这块巨石包容着的土层之中。
　　
　　 三
　　 母亲的出生地，是一个叫作巴少的地方，离我们的村子很远。巴少是凤凰乡德纳村的一个小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出生的那个村子，木楼都建在半坡的丘土之上。一条弯弯的小河轻绕山脚。层层的梯田，错落地附在村庄的半山脚下，似少女斑斓的彩裙，四季交替，美轮美奂。
　　 新中国成立之前，母亲的父亲也是我的外公，是凤凰一带有名的盐商。一年到头，外公都要带着一帮挑夫，步行到两百多里之外的“盎”（今田阳县）去挑盐。我的父亲，是外公最为忠实的挑夫。外公有着五女三男八个儿女，母亲是家中的大女儿。十七岁那年，母亲长得楚楚动人，被长和村的大地主罗老亮看上了。罗老亮派媒人上门说亲，要娶母亲做他的第七个小妾。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外公把母亲交给他最为相信的挑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就这样，父亲带着母亲逃离了那个水泽之乡，来到了莽莽石山父亲的兄弟家中。母亲带来了水乡的灵性，他领着几位妯娌，摘采山野果泡着玉米酿酒。不过几年，原来家徒四壁的父亲五兄弟一家，就这样摆脱了无米下锅的日子。之后兄弟们开始分家，建起了五栋属于各自的木楼。这些，都是儿时父亲告诉我的。
　　 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到了这个世上。听父亲说，我三岁的那一年，全村寨子的孩子都患上了麻疹病。每隔几天，村寨里都会传来小孩离去大人悲痛欲绝的哀哭声。我的全身也开始起疹了，先是红疹子，不几天，变成了暗黑色。在那没有卫生院无药可医的年代里，母亲只能来回奔走于山中，为我摘采山药熬煮洗身。当时，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
　　 村子西边，有一片古老的林子，林子中有一块高约两丈形如大钟的巨石，石顶稍平。据老人说，那片林子是村子里的雷神林。男人可以自由地进去烧香祈福，但是女的严禁进入里面。若是女的强行进入，小则头发皮肤脱落，大则百病缠身而殒命。据说要是谁家里小孩病了，其母亲要是胆敢爬上钟石，用煮熟的鸡蛋在石头上为她的小孩赎魂，病中的儿女会有所好转。如此说来，敢爬上钟石的任何一位女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了。村子里，从来没有哪个女儿敢越雷神林半步。在我牙齿开始脱落的时候，我的母亲，这位从水乡里来的女人，已经用尽了所有的药方，再也无计可施时候，毅然走进了雷神庙里，爬上了高高的钟石。在钟石之上，母亲使尽了所有的语言和动作，祈求神灵，赐予他的小儿子平安度过这一场灾难。可以想象，母亲在祈求神灵的时候，钟石的旁边，应该围着许多目光诧异的人们。林子对面的石头小路上，已经习惯地承载了抬着一具具小小棺木的送葬队伍。人们吹奏唢呐，敲击着竹鼓，吟唱着凄凉的调子，无奈而没落地走过雷神林边，把一具具无法靠近祖宗坟地的夭折骨肉，抬到乱石山岗之上，亲手掩埋。母亲在祈祷的时候，这些情景，她肯定已经想到了，她只是带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在努力地为自己的儿子寻求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罢了。母亲竭斯底里呼唤，那居方寸之石顶上虔诚叩首的膜拜方式，足以令每一位围在巨石旁边的男人们瞠目结舌，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这位与母亲相濡以沐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的壮实汉子。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位来自于水乡的女人他的结发妻子，为何能有这样的胆识，敢以生命为代价，穿透了祖祖辈辈任何一位女人都不敢去靠近也无法捅破的黑色毒蜘蛛网。
　　 不知是不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上苍，还是我体内附有着顽强的抗体。我的生命体征，竟然能奇迹般的延续了下来。母亲后来也没有遇到大家预想中的脱皮层掉头发患大病的厄运。相反，她却变成了村子里人们尊崇的对象。整个村子，能与我度过这场灾难的相仿年纪的孩童，就是我们邻居家的一位小女孩。村子里的人说，我能够保住性命，全因母亲敢于爬上钟石祈求上苍的缘故。邻居的那位小女孩，是福大命大。
　　
　　 四
　　 母亲的兄弟姐妹，后来都是吃了“公粮”的。我的大舅在水电站上班；二舅当兵复员之后，在汽车总站开车；三舅高小毕业后，直接到中师参加培训，当上了老师。我的四位阿姨，都嫁给了吃着“公粮”的干部。惟有母亲，为了逃避旧制度的婚姻，和父亲来到了大石山中。我的兄弟姐妹遇上了文革时代，没有机会上学读书。我的母亲，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在我开始会记事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这么多个小孩，要是没有一个能走出大山，她就没有脸面去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后来我慢慢地思索，仔细地体味，才终于理解，四十多岁的母亲，为何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世代没有女人敢上去的钟石上为我祷告。因为那时，母亲已经知道，自己已是花期过了的女人，她唯一的希望，一生的赌注，都投在这个生命垂危的最小儿子的身上。要是我有什么闪失，母亲心中的希望将会全部化为泡影。这种心境，是世代住在山村中不渴求文化知识的乡亲们所无法理解的。包括我的父亲，都无法与母亲有着这份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