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的故事，既折射出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也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就像上面提到的他对作恶以后遭报应挨枪子丢了性命的那位国军排长的经典评价，就是典型一例。而且，他对《转转壶》故事里那位逃兵被人下套当了替罪羊的诡异经历，有经典的点评：“这世界，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想贪便宜，往往会有陷阱等着你呢。”
　　 他讲故事时，语言诙谐活泼，形象生动，善用夸张。他的声音分贝高，起伏跌宕，节奏快。他脸上的表情也非常丰富而夸张，根据剧情需要，时而挤眉弄眼，时而愁眉苦脸，时而笑逐颜开。他还经常手舞足蹈，挥手臂，扭腰肢，踢腿……借肢体语言，模拟故事中人物的动作，强化故事感染力。他讲故事，和崔四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如果说崔四爷讲故事是杜甫笔下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穆宝生爷爷讲故事就是李白笔下的“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我们这些二马蛋子，几乎都是乐盲，所以，还是最爱听故事，一天不听，一天就睡不着，总要缠着崔四爷和穆宝生爷爷，让他们讲故事。有时候，讲到精彩处，已经夜深了，说书人讲到一个节点上，就停下来，要大家睡觉，明天再讲；我们这些二马蛋子都不依不饶，非要缠着他把故事讲完不可。当然，他俩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二马蛋子，都怀着好奇和敬佩静心倾听，真心喝彩。即使是崔三爷，有时候，一边侍弄牲口，一边静静地听，偶尔停下来，坐在一旁，笑呵呵地听。很明显，饱经风霜，司空见惯的他，也受到了音乐和故事的感染。
　　 其实，在那个讲阶级差别、斗争肆虐的时代，崔四爷和穆宝生爷爷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四类分子。平时，在公开场合，他们绝对是——用当时的阶级斗争口号说——“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平时，他们还经常要到大队部集合，接受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的训话。有时候，还得和其他四类分子一起去扫大街。有时候，就得站到大批判会的舞台上，弯腰低头，或者当大批判的“靶子”，或者做“主靶”的陪衬。很多时候，他们都生活在卑贱、屈辱、鄙视中。
　　 但是，在温暖的头牯屋里，在我们几个二马蛋子的眼里，崔三爷是个心地善良给头牯屋带来温暖的善良人；崔四爷和穆宝生爷爷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不是应该被厌弃、蔑视、践踏的人，而是饱经沧桑有血有肉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辈人，是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的人，是很会讲故事的说书人。那时候，虽然喇叭里天天喊“亲不亲，阶级分”，但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尊敬长辈的观念，还是融化在我们血液里了。所以，我们几个虽然对崔三爷和崔四爷、穆宝生爷爷做不到毕恭毕敬，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我们从不揭他们的疮疤，也不会恶言伤害他们，对他们精彩的二胡演奏和故事，我们都报以真诚的欢笑、鼓掌、喝彩。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例如崔氏二兄弟需要我们回家进城时捎带帮他们买些盐、火柴、酱油醋什么的，我们也都争着帮忙。
　　 特别是崔四爷和穆宝生爷爷，除了给我们拉二胡，讲故事，还经常和我们一起拉一些与“斗争”无关的逸闻趣事、家长里短，谈笑风生，插科打诨，充满了幽默风趣，许多时候，他们也止不住笑容满面，脸色红润。在头牯屋里，他们暂时卸下了屈辱和卑贱的包袱，他们紧绷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他们凄凉的心也暂时温暖。
　　 那座温暖的头牯屋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大批判，没有声色俱厉的呵斥，没有战战兢兢，没有揭发和告密。外面世界里正在轰轰烈烈喧嚣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斗争，都被那间头牯屋的墙壁隔音了，屏蔽了。有的，只是单纯坦诚、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人际关系，温馨柔和的人情味。
　　 那座温暖的头牯屋里，不仅让每一个人的身体感觉到温暖，更让每一个人的心灵感觉到温馨、温和、平等、和平、融洽、轻松、愉悦。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座温暖的头牯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