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一级政权机关，有政就有权，有权就有斗争，好像是亘古不变的现实。
　　 人民公社的第一届领导班子搭配时，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党委书记是个初踏仕途不久，只有三十多岁的大帅哥，来这里之前担任过什么职位，我不知道。不过，听过别人议论他，说工作能力很棒，组织、领导水平也很高，还是县委、区委委员。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曾做过几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来这里是职级上转正了。但是，党政机关里，党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主要工作都是由党委做出决定后，革委会才可以执行。革委会主任自然也就是副职。本来，这在党政机关里是约定俗成的事情，谁都知道，都会不言而喻的照此办理。
　　 问题在于一把手年轻，又不谦虚，工作上常常是独断专行，显得对副手们不够尊重。副手呢？又有些倚老卖老，自视经验丰富，瞧不起年轻人，对一把手的领导不以为然。甚至，很多时候自作主张，根本不把真正的领导放在眼里，还觉得这是在为领导分忧解难。
　　 如此等等，这个班子怎么能搞好团结，有矛盾是自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班子不只是书记、主任两个人，还有一大帮人，甚至，几大帮人。有些人善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为了一己之利，搬弄是非，拉帮结派，利用一人，排斥一方，不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健康机体，都会破毁坏。
　　 我们这个电影队，在人民公社的地位是属于下下层的，两个毛头小伙子，谁都不把你当数，却又是谁都想挂在身边，当作可以被利用的一块石头。
　　 我到人民公社，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书记、主任。只和武装部长、水利委员、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党委秘书、革委会干事、广播员等一干人有些接触。
　　 武装部长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什么来历我不知道，但为人有些强势，做事喜欢揽权。他的妻子是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因此，他家住两间房子。他妻子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家是公社的中心。
　　 党委秘书兼文教干事，也是个中年人，与我有点亲戚关系，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我应该叫他表哥。本来是小学教师，因为会写文章，成立人民公社时，被调上来的。他这人很温和，没有野心，做事认真、细致，适合做秘书工作。
　　 我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看到书记和主任的。书记大约一米八几的个头，瘦瘦的，显得很精干。长方脸，高鼻梁，薄嘴唇，眼睛细长，却有两道很浓很长的眉毛，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任呢，个头也应该在一米七以上，但身材有些胖，背也有些驼，圆形的脸盘，眼睛不大，眉头的皱纹很深，感觉很深沉，很有内涵，也饱经沧桑。
　　 食堂虽然有三四间屋子，却没有供大伙吃饭的餐厅，三口联在一起的大锅就占居了一大半的位置。有些人，可能是懒得跑，或在门口的过道上，或在院子的空地里，蹲下去，将盛菜的碗放在地上，就地便吃了起来。
　　 书记、主任从来都是打好饭菜，端着就走，是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吃各自的饭。
　　 我是分别看到书记和主任的，看他们进入食堂，又端着碗走出食堂，都有一种莫名的傲慢，看我用的只是眼角的余光，很轻淡的一瞥而己，好像早就知道了我，也早就认识我似的。尤其是主任的目光有些复杂，似乎在轻淡以外，还多了一些轻蔑。
　　 我好像知道一些原因。我来公社，最初是我父亲与书记沟通好的，与主任是否说了，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或许，这就是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人民公社的队列中，不由分说的，就成了书记的人。
　　 我和书记、主任，在公社的几年中几乎没有说过话，就像是根本不认识似的。对于书记、主任来说根本就不是事，我对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还太小，除了每月十几元钱的工资，其他的什么需求都不知道争。
　　 据说，书记、主任在工作上从来就没有一致过，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有各自的主张。但是，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书记占上风，表面上看，书记总是赢家。
　　 公社党委、革委两个班子中，跟书记一样年轻的人很少，比如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广播员等。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年轻人自然的成为一帮。而且，这个帮人数不多，却很团结。以主任为首的中老年帮，人数过半。可是，每个人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比如武装部长就是这样的人，与己无关的事，只随大流，轻易不得罪主要领导。因此，主任一帮的实力不强，关键的时候顶不上去。
　　 书记及书记一方，在获得每一个胜利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埋下了一份难以解脱的怨恨。这种怨恨，就像一粒种子，被埋得久了，只要气候合适，就会发芽、生根、长叶子。
　　 书记这一帮人，女人较多，都是单身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轻男女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发生，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工作也好，平时相处也好，有了一种超越工作本身的关系，似乎是不寻常的。
　　 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书记和他的女人们，本以为做事机密，毫不设防。熟料，人民公社就那么点大，又是两派对立。在很多人的眼睛里，人民公社是透明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书记和妇女主任都住在第二排东首的屋子里，两人之间就隔着一个门。某天夜里，书记悄悄地进入了妇女主任的房间。关门，熄灯，一切都在无声无迹中进行着。门外无人，窗外无月，整个世界只在一片黑暗之中，有谁会关注人民公社的屋檐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呢！
　　 你还别说，就有人在关注着。主任和水利委员就住在前一排东首的两间屋内，后窗正对着书记和妇女主任的门，他们若是想注意观察书记的行踪，坐在屋里，只要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一步路都不用走，就可以看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书记进了妇女主任的屋里，怎么能逃过主任和水利委员的法眼哩。
　　 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本来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你能怎么着！问题是党委书记居然睡自己的部下，这不仅损坏了党委的形象，更是让很多想动而未敢动的人受不了，起码不平衡嘛！
　　 于是，第二天的清晨，主任和水利委员去敲书记的门。试想，天亮以后，书记和妇女主任都在自己的屋里，谁还会承认夜里干了什么事情！
　　 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清楚。主任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难道古话说的：“拿贱拿藏，捉奸捉双”的道理都不懂？是想着拿住书记的一个把柄，可以任意操纵，还是只想给书记敲个警钟呢！无论怎么说，这事弄得不好收场。
　　 于是，事情闹到了区里，区里汇报到了县里。没几天，来了工作组，调查开始了。调查的主要人员是武装部长，党委秘书，还有我们。
　　 为什么要向武装部长调查情况，他又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
　　 调查党委秘书，是因为他住的屋就在书记和妇女主任之间。按理说，他与书记、妇女主任的距离最近，若真的有什么动静，即使看不见，也能感觉得到。我这表哥可是个老实人，平时与书记、主任都是若即若离的，对谁都没有意见。他怎么说的，我当然也不可能知道。
　　 调查我，就有点不合逻辑了。我被看成是书记一方的，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对谁都无关紧要。找我谈话的是县区联会调查组的副组长，也是我们这个区的副区长，中等个子，胖胖的，很和蔼，说：“那天夜里，你看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书记去妇女主任的屋了？”
　　 这样的问话，是个傻子都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没有！”
　　 “要说真话啊，实事求是，看到了就说看到了。没看到，就……”
　　 忽然，那副组长不往下说了，一双像叶片割开了一条缝似的眼睛看着我。
　　 “真的没有！”我又说了一遍。他的那只胖乎乎的大手向我挥了挥，坐在那不动了。
　　 我知道，这是让我走了。我如释重负，三步并作两步，逃出了门。
　　 没几天，工作组走了。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我依然不知道。
　　 半个月后，书记调走了，去了什么地方，一时还没人知道。主任没走，还是主任，却新来了一位书记，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
　　 这事到此，应该是结束了。
　　 第二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虽然离开了农村的田间地头，可我依旧是农村户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无疑，当兵是一条路。
　　 于是，我请表哥帮忙，去找武装部长报名。表哥一向不善词令，说话的声音小得跟苍蝇似的。他跟部长说：“今年好像是四川兵吧，让我表弟去锻炼锻炼。”
　　 部长的手一挥，说：“行啊，四川可远得很哩，别哭鼻子啊！”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怕真走时，我会变挂。
　　 我没敢笑，只是肯定的说：“不会的！”
　　 然后，跟着那一帮十八九岁的村娃们，在区武装部住了一夜。先是填填表，后又量量身高，称称体重。还脱光衣服，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身上摸摸、看看，就算体检结束了。
　　 体检后，我回了趟家，跟妈说：“我当兵了。”
　　 我妈很吃惊！她从没想着要让我去当兵，感觉非常的舍不得。可我坚持要当兵，她也只能随我的意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跟我一道体检的人，只有一两个人不合格，其他人都领到衣服，准备入伍了。唯独没有我的消息，我又去找表哥。表哥见到我，两只手老是摸着脑袋，不正眼看我，也不说话。我很诧异，就说：“表哥，怎么还不通知我领衣服呀？”
　　 “今年，你不走了。”表哥终于说话了：“你还太小，只有十六岁，明年再去吧！”
　　 原来，我被刷下了。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太小了，恐怕军装都穿不起来哩。”表哥的情绪低落，脸上却是红红的，好像这事是他没办好，有点对不起我似的。
　　 这一年，我没当成兵。虽说确实不够年龄，可能不能当兵，武装部长是清楚的，要不然，他是不会让我报名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公社党委研究我们这一批兵时，主任拿着我的申请表，对于会的人员说：“太小了吧，这是去当兵，不是上幼儿园！”随手将我的那张表抛到了一边。
　　 他这一抛，抛掉了我自小就想当兵梦想，也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遗憾。
　　 人民公社机关，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但是，公社所属的部门里却有很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朝气，就会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我在公社以及公社所属的部门中，都是最年轻的，不客气的说就是个毛头小子。放电影的工作都在晚上，也不可能天天都放，总有一些是属于不工作的时间。因为我年轻，自然也就找年轻一些的人玩。学校有个老师小张，粮站有个开票员小沙，食品站有个杀猪的小秦，拖拉机站有个驾驶员小王……这几位都是年轻人，当然，都比我大。而且，这几位都是不喜欢与那帮中老年人厮混的不识时务之人，我们却成了好朋友。
　　 那个年代，物资溃泛，文化落后。在远离都市的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里，一帮小青年在一起能干什么呢？
　　 喝酒是聚会的最好形式。中国人喝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只要有酒，只要想喝。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人越多，喝得越热闹。虽然，我们这帮人，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每个人，依旧是经济拮据，没有多少钱可以供喝大酒的。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赶着下雨天，尤其是秋冬季。一到雨雪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干什么呢？喝酒！这一帮人中，只要有一人挑个头，其他人会一一响应。
　　 怎么喝？可不是现在这般情形，给某个酒店打个电话，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到时人去了，坐下就喝吧。
　　 我们没有现代人的福气。如果，用时髦的说法，我们采用的是自助式喝酒。先由牵头人指点地点、时间，同时指定各位参加者的任务。就是看有多少人，安排谁带酒，谁带菜什么的。带什么酒，随各人的意愿。带什么菜，生熟皆可。因为，我们在哪个人的宿舍喝酒，都会安排两样东西：一只煤油炉，一只摘掉了底座的大灯泡。
　　 若是谁有生菜的，就先放到炉子里烧熟，再将谁带的熟菜倒进去，一锅烩。弄一只大茶缸子，倒上半缸子开水。将酒倒到大灯泡里，再放到茶缸里烫着，酒很快就热了。
　　 这样子的喝酒，我喝过好几次。但轮到我做东，在我的屋里喝，只有一次。
　　 那是我到人民公社第二年的冬季。那一天，上午的时候，天只是有点阴，有点冷，没感觉要下雪。午饭以后，在西北风的缝隙中，雪星星点点的飞落了下来，而且越下越大。我和学校的小张老师正在拖拉机站，看小王跟着他师傅修理拖拉机。
　　 他们修的是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而且有点旧，毛病不少。修了半天，终于听师傅说：“摇摇看！”
　　 师傅是对小王说的。小王也就十八九岁吧，为人憨厚，身体也很壮实。这时，却缩着身体，好像冷得直不起腰来了。听到师傅的话，赶紧拿起那个很长的，拐着两个九十度弯的铁摇把，插入摇把孔，弯下腰，摇了起来。连续摇了三四次，摇把居然没能转动一圈。小王不冷了，腰也直了，眉头似乎都要出汗了。
　　 站在一旁的小张老师说：“我的乖乖呀，别是冻住了吧。干脆，今晚我们喝它两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