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楞，摸了摸头发。上月我焗油染了红棕色，这还不足一个月呢，我问她：“是不是我的黑头发根全露出来了？”
　　 “黑头发好看，好看！”
　　 “婶子，现在都流行给头发上亮色，黑的看着闷得慌！”
　　 “我就喜欢……一头黑发！”她叉开右手捋了捋头发，稀薄的黑色表面下，露出一层毫无杂色的雪白，叹了口气，“唉，年轻时我就没长出好头发，上了年纪，早早地全白了！”
　　 我心里很想知道她的年纪，还没好意思问出口，她就说：“我今年也是五十五，早就像个老太婆了吧？”
　　 我吃了一惊，原来她才和我父母一样大。我父母同岁，都是五十五岁。在我眼里，母亲算是装年纪的，相较父亲，母亲看起来老着十岁，而相较我母亲，眼前的老妇看起来又老着十来岁。我知道，母亲大半辈子受了太多的辛苦和委屈，很难想象，她过得比母亲的日子更沉重。
　　 父母结婚时，父亲只请了三天婚假，婚前一天，结婚一天，婚后一天，然后就骑着那辆虽旧却擦得一尘不染的大金鹿上班了。结婚前，母亲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父亲在盐场建筑队上班，她在家务农，将来的日子，势必会有无数个夜晚独守孤枕，至于拉扯孩子、上坡干活，许许多多的辛苦操劳，她必须既当女人又当男人。
　　 盐场离家五六十里，盐场工人一月休班两天。同庄也有那里上班的，一般把休班分成两次，半月回家一趟。可是，父亲都是一月一次，第一天上午先在宿舍里洗完自己的衣服，也许还会看点书，吃完午饭再回家，天热的时候还睡一阵午觉，到家时，就差不多傍晚了。回来后，父亲先去奶奶屋里坐一阵子，然后才回小家。母亲问，回来了？父亲答一声，嗯。把工资掏出来交给母亲，然后就去庄里转悠，到了饭点才回来。母亲说，洗洗手吃饭吧，父亲答一声，不急。
　　 我和妹妹弟弟相继出生，母亲把满腔的爱都倾洒在我们姐弟身上。任谁一到五六岁，母亲就送进学校。母亲常常说，我这一辈子不识字，闷得慌啊，想上哪也去不了，想做啥也让不认字给难住，所以，你们都要好好上学，上高中，考大学，就是留洋，借钱我也会供给。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当年姥姥重男轻女，舅舅们都上过学，三舅和四舅还都是高中毕业，但母亲和大姨二姨，却连校门都没进过。那话，母亲说了有几百次吧——你们都要好好上学，上高中，考大学，就是留洋，借钱我也会供给。父亲说，哼，要是供起三个大学生，我的腰也得累弯了——我记不清父亲是何时说的这句话，好像他只说过一次，但这话钻进了我的脑子，就像一粒气枪子弹打进了树干里。
　　 我说过，父亲是联中毕业的。在他们那个年龄，算我们菜籽庄的文化人。但是，只有在春节前后，我才能为父亲的有文化而自豪几天。父亲能写飘逸的行书春联，还能写清秀的蝇头小楷。大红的春联都贴在了门窗框上，小楷则写在白色宣纸上，贴在我们的小书房里。在我记忆中，这是春节前父亲郑重其事必做的两件大事。来求父亲写春联的乡邻很多，求父亲写小楷的也不少。父亲的小楷最常写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完了，父亲还会摇头晃脑地再读上两三遍，有时读到最后，竟然激动得眼泛泪光。父亲会治印，有一枚半圆形莲花章，每次写完，一定会在首句“水陆草木之花”右侧钤上一朵红莲。父亲的红莲不是常见的竖茎莲花，而是侧头朝左，面对《爱莲说》全文含苞待放。父亲说，这叫引首章。数不清父亲替别人家写了多少套春联，也数不清父亲写了多少张小楷送了人。有时来人讨要小楷，而恰逢父亲不在家，大方的母亲就会从书房墙上揭下张贴好的小楷。父亲回家后，瞅见书房墙上空出的位置，脸色就像冷透了的地瓜干窝头。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坐在书房前重新备好纸墨，另写一副小楷《爱莲说》，盖上红莲引首章，等不及墨迹干透，就把新写的小楷补到墙上。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张补上的小楷也会被人讨要去。
　　 我父亲还会拉二胡、会下象棋，会用毛笔画墨竹。凭着这些“才艺”，父亲结交了不少朋友，外面谁也夸他是个人才。父亲的影集里，他与同学或工友一起时，笑得那么开心，清亮的阳光和飞扬的微风从每张照片里渗透出来。可是，他在家里的时候，却如一根水泥电线杆，高高的，硬硬的，冷冷的，很少主动说一句五个字以上的话。我回忆不起什么时候见父亲开心地笑过，仿佛父亲在家的日子总逢阴云压满天空，院子里又凉又安静。栏里的花猪和墙根下的白羊都忽然变得听话了，谁也不敢胡乱嚷出一声，拦在篱笆网里的几只黑母鸡，也没有争先恐后地偷偷找个缝隙钻出来。
　　 说来好笑，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我们孩子和父亲有着最密切的血缘关系。我呢，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母亲呢，是从姥姥身上掉下来的——一直到读初二时，我还和同学们这么说，并作出结论称，姥姥肯定比父亲更亲。我一点都搞不明白，这个男人在我们家里，和别人家的随便什么男人，对于我们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年秋天，嫌我洗的衣服滴水弄湿了玉米棒，父亲一把揪下我晾晒在厦子底下的衣服，噼噼啪啪甩在地上。我失声大叫着撵父亲走，别在我们家，然后跑进屋里号哭不停。母亲劝慰我，说：“嘲巴（傻瓜）闺女，那是你爷啊，怎么能撵他走呢！他就是那么个脾气，不好多说话，不会恋惜孩子，可他挣的钱全都拿回来交给我，这才能供你们三个上学啊！”
　　 奶奶晚年患过脑血栓，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端汤喂饭，把屎接尿，把奶奶养得白白胖胖，天天晾晒在院子里的尿布，都刷得雪白。谁都夸奖母亲孝顺，可是，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老姑（父亲的大姑）是当庄的婆家，她曾经和父亲说：照顾着孩子，又做着坡里的活，还把老人伺候得这么好，你家里的真不容易啊。父亲哼了一声，说，她可是俺娘当年看好的媳妇，她不好好伺候婆婆谁伺候？
　　 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母亲落下了一紧张或激动就哆嗦头的毛病。
　　 眼前的老妇，脸上依稀透着当年的眉清目秀，但遍地皱纹的面庞已经宛如干透内瓤的橘子。右肩背后有一片碗口大的明显隆起，脖子有点右歪，上衣前缝也跟着向右倾斜。她若和气功大师站在一起，估计很多人如我一样，以为他们是母子。
　　 有时候实话说出来是伤人的，所以，我嘴里只说了一半实话：“哪里啊，婶子，你长得真俊，看起来连五十岁都没有！”
　　 “哈哈，你这闺女真会说笑！”她的脸由干橘子变成了秋后的金丝菊花。笑完了，她说：“看你，长得随你爸，人又年轻，咋看咋好看！”忽然，老太太伸手朝我的右脸颊摸了摸，那眼神怪怪的，仿佛我是她失散多年的亲人。我吓了一跳，身子朝一边闪去。
　　 大师老婆尴尬地擎了擎手，胳膊又夸张地朝上一弯，在头发上挠了挠，再把额前的刘海朝耳后抿了一把，呵呵笑了两声，却低下了眉眼，“你和我那个孩子……长得很像，她（他？）要是活下来，年纪和你相当，可能比你还大两三岁，应该也是长得这么好看！”
　　 哦，原来她有这么伤心的往事。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她，想了想，终于问了句：“婶子，你现在几个孩子？”
　　 她的眉眼又低了低，带着头也朝下低去，说话的声音好像从地表干裂的缝隙里勉强钻出来：“后来我没再生孩子……”
　　 我暗骂自己问错了话，闭上嘴啥也不敢再说，两眼只看着手里正择着的芹菜。大师老婆也没再说什么，站起来朝厨房走去，跘倒了旁边的一只马扎，啪的一声，突兀得令人心惊肉跳。
　　 第三天再到大师家时，迟迟没见大师老婆露面。不用帮着择菜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插播广告时，我站到电视柜边的橱架前拿下几本书翻看。都是些旧书，书脊上的字已经磨没了，我看了看封面，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麻衣神相》《梅花易数》《毛线编织大全》等。我打开了《唐诗三百首》，扉页的右下部用工整的淡蓝色笔迹写着，1977年5月购于弥河县新华书店，签名为王红莲，名下盖有一枚半圆形莲花章，莲花不是竖茎的，而是侧头朝着书页外沿含苞待放。半点报时的自鸣钟咣当一声，我抬头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哪里摆着挂钟或座钟。我又翻看了每一本书，扉页上有的写着“某年某月购于某某书店”，有的写着“私人藏书恕不外借”，但无一例外都签有王红莲姓名并盖有那枚莲花章。这印章看起来实在眼熟，但又好像与我常见的有所不同。我掏出手机，拍下了两本书里的签名和印章。
　　 治疗间的门打开了，气功大师朝我招了招手。我慢慢扶出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电视，电视台经典回放，播着《渴望》。父亲好像被吸引了，两眼不泛地盯着屏幕。我问父亲：“看一会儿还是现在走？”父亲说：“看看这一集吧，快完了！”果然，不一会儿，片尾曲出来了，“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我站起来，父亲说：“这歌好听，听完再走！”父亲的声音有点发涩，我扭头看了看，两粒晶莹的泪珠正从他眼里朝外冒——父亲终于也走到了容易感动的站点。我说，那我先去上个厕所。
　　 从厕所出来，我回到北屋，电视上已经播着广告，父亲也不在了。我转身朝外走，出了道门，看见大师老婆陪着我父亲等在车边。大师老婆低着头瞅着脚尖，我父亲的头朝左扭着，看着一株高大的柿子树，上面还挑着几只经霜未落的冻柿子，映着太阳光，通红发亮，倒像专门悬挂上的琉璃灯。大师老婆好像刚刚说完一句什么话，我听见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那动静，震得高处的琉璃灯晃了晃，啪嗒，跌下一只柿子，摔成一小摊血水。父亲的话说得很低，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这辈子，还能有啥指望呢？活着都做不了主，更别说死后了……”
　　 第四天，父亲不再去气功大师家。他说，气功大师说了，治了三天，得在家里歇上两天，连着治疗，怕身体受不了。
　　 由于身体虚弱，父亲出院后从没洗过澡。父亲说，让气功大师治了三天，浑身出了几次汗，想洗个澡。母亲调好水，我把父亲扶到浴室门口，母亲帮着父亲仔仔细细洗了澡。
　　 洗完澡，父亲躺在床上睡了大半个小时。睁开眼，父亲说，觉得身体好了许多，想吃点苹果，还想吃点橘子。我洗了一只苹果，切成小瓣，放在盘子一边，另一边放了五只小蜜橘。父亲的消化系统和肾脏都毁坏了，现在所谓的吃水果，只是把苹果或者橘瓣嚼嚼，过一会儿再吐出来。我把痰盂朝父亲身边推了推。
　　 母亲在外间收拾卫生，我去院子接听电话——在村里子，手机信号不好。那天，我和母亲谁也没有注意到，父亲把半只苹果和三只蜜橘咽了下去。
　　 母亲收拾完了，进到卧室，父亲指指盘子，让她吃点水果，坐下歇歇。父亲这突然的客气和关心，母亲受宠若惊，把盘子里剩下的苹果、蜜橘吃得干干净净。母亲隐约觉得，父亲看他的眼光有点热乎，母亲的脸上有也点热乎。
　　 父亲说：“刚他娘啊，我感激你最后让我去做气功理疗，就打这事儿上，我才开始记你的好！这辈子，我还应该感激你给我生儿育女，帮我照顾老母亲，操持家里。我这一辈子，对你有愧啊……”
　　 母亲一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眼泪就像泉水一样冒个不停。母亲的另一只手捂住了父亲的嘴：“他爷，你别多想，我啥也不知道……你别多想，听大师的，按他的要求再去治上半月二十天，说不定你还能活上三五年、七八十来年呢！”
　　 父亲忽然嘿嘿笑了两声，说：“走到这地步了，承认不承认的，都不丢人！我有数……我快要走了，你把那俩孩子，也都叫回来吧……”
　　
　　
　　 送走父亲后，我调出手机里拍下的莲花章，仔细比对书房墙上《爱莲说》首句前的莲花章。两枚印章确实极为相似却又大不相同——父亲的莲花侧头朝左，王红莲的莲花侧头朝右。在反复比对中，我合拢两枚半圆形印章的直边，两章合二为一成为圆形，正中间，一枝即将盛开的并蒂莲鲜红娇艳。
　　 父亲遗留下二十多枚各类闲章、肖形章，我和妹妹、弟弟分别挑选了几枚留作纪念。我们没有发现父亲那枚莲花印章，此后，谁也没有再提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