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村子里除了我二伯母生产时较为困难些，其他只是听一些老人讲，谁生娃生死了，谁的娃一生下来就死了，仿佛那些古老的事都不会与她们发生任何联系。直到前排房子的二婶在挣扎了两夜三天之后，连同肚子里的娃娃一起死了，一口棺材抬了两个人，村子里的男人和女人们才对妇女生产这件事缄默了很长时间。至少不再有人开玩笑把豌豆米和蚕豆米与妇人生产联系在一起了。
　　 悲伤也像村子前头的那条河流一样，夏天涨水的时候，浩浩汤汤，到了冬天，潺潺流流。第二年，二叔又娶了新妇。
　　
　　 2
　　 许多年来，村子里的生老病死，自然得如同季节的变化一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被人们随时随地挂在嘴边。那时，乡村里的人觉得看电影还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听说，哪个村子来了放映队，方圆团转都会奔走相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电影开始前，总是有一个人拿着大喇叭宣传计划生育政策。连生几个娃娃这件事都要开始有计划了，人们在惊讶中议论纷纷。喇叭里的人讲得唾沫乱飞，下面的人在小声地骂。骂这些人是狗腿子。好不容易电影开始了，小孩子们都迷糊着眼睛了。我才一睡着，我母亲一下下地把我摇晃醒了，我也一遍遍地追问母亲，银幕上刚出来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草地上，有个姑娘穿着裙子在散步，村子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就张巴着眼睛站在幕布下面，希望能看见点什么。母亲是读过几年书的，她说，这些憨货，这个是投射过去的影子，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是！
　　 起初，人们以为计划生育只是下几场毛毛雨，说说讲讲就过去了，人们还是要在土地上劳作，在自家院子里吃烟喝水歇气，生的生，死的死，嫁的嫁，娶的娶。春天要种洋芋、苞谷，夏天要薅草、施肥，秋天要收割，在收完洋芋后还顺便种上一拔苦荞。不怕高冷寒凉的苦荞，就着洋芋地的余肥，快速地发芽、长大、开花。一坡一坡的苦荞花，比夏天的繁星还好看，风一吹过，就像无数的希望被点燃。苦荞的生长周期短暂，产量却是很好的，它们扭成索弯下腰的时候就可以收割了。丰收的季节，我奶奶有个顺口溜：“苞谷像牛角，洋芋像秤砣，荞麦扭成索。”方言里都是押了韵角的尾字，一上口就满嘴生香，喜气洋洋。我不喜欢吃苦荞粑粑，但我喜欢看奶奶做苦荞粑粑，和着适量的水搅匀的那个动作太好玩了。我常常从奶奶手里接过来，搅啊搅，拌啊拌，可怎么也没有奶奶那么娴熟，像是要在碗里开出一朵朵苦荞花来。
　　 村子前头的大路两旁有两排百年的石榴树，正是五月，石榴花开得红艳艳的，有风轻过，花瓣像雨一样飘落下来。一村子的孩子们都喜欢在树下玩，爬的跑的笑的闹的。有牛经过，后面就传来吆喝的声音，大孩子抱着小孩子，躲过牛的脚蹄子，又在泥土里的虫子身上找乐趣去了。村子里那些能写字的地方，都用石灰刷上了标语。“生男生女一个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生儿子是名气，生女儿是福气”……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词语像潮水一样涌进村里，人流、引产、放环、结扎……仿佛春天的竹笋都还未冒尽，村子里的生活秩序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家户户如临大敌。树荫下，院窝里，土地上，屋檐下，到处都是耳朵与嘴的互动。鸡飞狗跳的日子让他们比土地上的呼唤更令人揪心，各种各样的消息让每一个家庭的未来都充满了恐慌。
　　 计划生育工作队来到我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生养了一个儿子，按政策必须去做结扎手术。那一天，气氛阴沉，来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这个舅舅，那个外公的，都是我爷爷的姻亲们。他们一进来就与我爷爷喝起了炕茶，边喝边就聊到了正事上。我爷爷像一个勇敢的进攻者，毫无畏惧地向对手投了颗炸弹。他说，你这些狗日的狗腿子，来我这里喝茶吃饭，青白淡菜，好好孬孬点，都有给你们吃的，做什么手术的事，别给老子闲扯，老子只听见过劁猪骟牛马的，没听说过人也要拿去劁了骟了，什么王法，这是在做断子绝孙的葬德事。也许在工作队的人眼里，我爷爷算个乡间的绅士，居然说了这么重的话，他们都坐不住了。其中一个我要叫二外公的人，眼睛睁得有铜铃那么大，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奶奶出来圆场，说让他们吃了饭再走，可他们一齐向门边涌去。出门前，还是又强调了计划生育政策。
　　 我母亲说，我去做结扎手术吧。我爷爷说，做什么做，一个儿子，太单了，走出去被人欺负，连个帮手都没有呢，怎么说也得再生一个儿子，有个伴，再去也不迟。我母亲说，这事又不是依得人算计的，这是国家的政策，太违熬了，也怕是要不得，这来的人，都是亲戚呀。我爷爷说，亲哪门子戚，谁跟他们亲。他仿佛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过不去心里的坎儿，紧接着他的咳嗽剧烈起来，费劲地往火塘里吐了好几口浓痰，喝了几口水才安静下来。然后叫我去给他抓背，从上到下地抓，爷爷说，对，就这里，就这里，你的小猫爪子真好使。
　　 我读小学的地方离家五里，要过一条宽大的河流，整条河面上没有一座桥。夏天涨水的时候，平河满岸的浑水气势汹涌，冬天，河水有时就断流了。我最不喜欢过河水，精光了脚过河水的感觉让人害怕，水大的时候，那些细沙一溜儿的移动，脚拔得慢一点，仿佛就要把我小小的身体席卷进去。冬天，硌疼脚底的大小鹅卵石一个个争相迎上来，僵冷的水让人直打哆嗦，一上了岸边，冷风袭来，裸露的地方像被细刀子割伤了一样。我的手上，脚上，一到冬天，就长满了冻疮和细裂子。
　　 村子里有几个被婆婆周治的媳妇，一聚在树荫下就骂家里那老不死的。其中有一个连生了两个女儿的婶子，她说，这个老不死的，她天天鼓捣他儿子打我，说我不会生养儿子，人家计划生育宣传说了，生儿子生姑娘决定权是在男人，女人就像是一块土地，男人是种子，你们说种下麦子它会出韭菜吗？树荫下就一窝窝的笑声。刚说话的婶子更来了劲，全家子给我一肚子的气受，逗发我的鬼火一绿，我就去做了结扎手术，让他家趁早死了这条心。另几个婶子就你一嘴她一舌地掺和进来，“要不得，要不得”，“等躲过这一头风，还是生个儿子，将来养老有个指望”。“别的不说，这上山下河，使牛耙地的活路，就哪怕是人死了抬口棺材，上前的也是老伙子们呀。”
　　 村子里那些儿子多的人家，在与邻里发生争执时，他们整齐上阵的父子兄弟，扎实地占尽了人多势众的好处，若要是动起手来，人人都要畏惧着些。一席一席的话，说得好像这世界上最离不得的就是男人，最重要的就是男人。所以，村子里有许多女老人吃饭还一直坚持不上桌子，什么旧时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烂熟于心。我奶奶就曾经对我说过，“夫在从夫，夫死从子”，还说儿子是一点子，女儿才是半点子。这“一儿半女”的说法大概源于此。哦，对了，我奶奶还说，如果没有儿子，死了是不可以进祖坟的，说什么“有儿坟上飘白标，无儿坟上长青蒿”。我一直觉得祖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村子里的人不允许嫁出去的女儿回来给父母上坟，也不允许她们回娘家过年。
　　 计生工作队又来过我家几次，一次也没讨得我爷爷的好脸嘴，他们像是仇人相见一样，例行完公事，连茶水也免吃了。终于，我母亲在交了一些罚款之后，还是去做了一个小手术。这么做的结果是，我们家每年都要交罚款，在我的记忆中，我弟弟都上初中了，超生的罚款还在交。我父亲说，他们是在敲钉锤，敲得点算点。就像我们村子里熬玉米糖卖的人家，敲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玉米糖，一点点卖出去，换得钱换得苞谷，周而复始地把小作坊开下去。
　　 风，猛烈地刮了好久，吹开了杏花，吹开了梨花，又一个春天来了。村子里的人对于要计划生育这件事已经表现得很淡然了。如果头胎二胎就有儿有女的，爽快就响应了政策，生了两个儿子的人家，嘟囔几声也就去了。唯有生了两个女儿的人家，东躲西藏就盼着要个儿子。可这政策的手，像是长了无数双眼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们在互相安慰，说这房子就在村子里，人又不能像蜗牛一样顶着个壳出去，躲得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听说村子里一夜之间出去躲的那户人家，是投奔昆明的远房亲戚去了，可这样的亲戚也不是家家有得起的呀。
　　 好几年后，那家人回到村子里。他们已经生养了两个儿子，看上去像村子里的有钱人家，他们高兴地做了结扎手术，又大方地交了数额不小的罚款。还开玩笑说，这两个儿子买贵了，并且把小儿子的小名儿叫作“小买狗”。这买来小狗狗果真比村子里的“小土狗”们聪明伶俐多了。多年以后，这个叫小买狗的娃娃在外地承包工程，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富裕起来的人，逢年过节，还记挂着给老人们买袋米，买桶油。村子里的老人偶然会回忆起当年的计划生育，夸赞小买狗的父母亲有本事，若是小买狗投胎在胆小的人家，早就被计划掉了。说这话时，一窝人笑得前仰后伏，仿佛那些年的风声鹤唳到了今天就成了和风细雨。
　　 当一项政策成为一种常态之后，也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它们像村子周围的竹子一样，年年出笋，年年砍伐。东风刮一阵，西风刮一阵，总是哪边风大就要依了哪边的。人与风也没什么两样。家家门前一样过的风，谁不依了风的方向就会成为异类，当了异类的人家总是要受人的指指点点。但每一个年代都必然要有异类的诞生，才会是真实的生活。而异类总是在不断升级，上面有了政策，下面就必定要生出许多对策。比如村子里头胎生了女儿的，二胎就必然想要一个儿子。虽然说医院里不允许鉴定胎儿的性别，总有人钻得进医院的空子，托熟人找关系做个B超，制造一些意外，终止妊娠，直到生出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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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女儿身，从小我奶奶就教导我，一个女儿家家要嘴稳手稳脚稳，要早起晚睡要脚勤手快。仿佛一个女儿家的哪里有个鞋歪脚左，就立即成为一切万恶的罪源。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学会一切农活，好好读书识字，甚至还跟着奶奶学绣花。村子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女孩子是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就是男孩子也是没有的事。后来，我把这件不可能的事做成了，成了村子里第一个有铁饭碗的人。这是全家人的大喜事，也是全村人的高兴事。
　　 待我结婚的时候，我奶奶仿佛觉得我吃了国家的公粮就亏欠了自己一大截。跟我母亲说，你说这村子里家家可以生两个娃娃，这姑娘就允许生一个，万一生了姑娘，那可怎么办呀。我母亲说，听说城里的人更喜欢生姑娘，觉得姑娘懂事好带，长大又有孝心。紧接着，她们婆媳就数着指头列举了她们所能听见的事，那些生了姑娘又有了大福气的人家。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都成了她们说服自己的榜样。甚至还说到了我头上，说我做成了这村子里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一件大事，哪个还敢说生姑娘不如生儿子呢？我奶奶说，你看这些年头，村子里的大物小事，样样都要来这门头上挂累这姑娘，偏生她就爱帮忙。我母亲说，你说前头臭皮匠家那点事，他家那个婆娘血滴滴的逗人恨，就不该帮他家的忙，你说，这姑娘，就是不听话。
　　 村子里有件好玩的事情，就是男人通常都有绰号。都说逢缺别说缺，这算是一种修养。可偏偏在这村子里逆行了。臭皮匠是因为他有狐臭，找来的婆娘也有狐臭，他们经过的地方，就留下一大股难闻的气味。我二伯母说，太像死麻蛇的味道了。猪头三是因为他排行老三，智商有些问题，村子里的人就说他猪头猪脑的。老哑巴不会说话，瞎磕子只有一只眼睛，歪三叔的脑袋从来没有正过，大毛头脑袋上那些头发永远都像一蓬乱葱。我父亲因为力气大吃得苦，被叫作老黄牛。有事没事聚在一起递根烟，喝盅茶时，都是叫着绰号的，且不大爱分长幼，说一句“少年叔侄当弟兄”就哈哈笑过了。一圈一圈的烟在叔伯兄弟之间打过来打过去，没有谁为自己的绰号生过气，残缺也像生活的一部分。
　　 就在我母亲和我奶奶聊得开心的时候，住在坡底下的三叔跛着一只腿到了院子里，他在唱：“吃肉不如喝汤，养儿子不如养姑娘”，我母亲说，老跛三，你怕是捡着银子了，唱什么唱。三叔十六岁就与他母亲带来的童养媳圆了房，接二连三地生了六个娃娃，五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偏生命不好，得了老母猪疯，一扯起来人都变形了，有一次没人在家，扯在火塘里，活活烧死了。但三叔这些女儿们很争气，一个个去了大城市里打工，都嫁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家家过得光鲜水滑的。三叔家吃的喝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这村子里最好的呀。村子里的婶娘们开刻薄玩笑时，就说，你看他家两口子收拾打扮得像俑哥俑姐。说的听的都笑了笑，知道表达的是哪层意思就对了。俑哥俑姐是村子里死了人时，道士扎在棺材前的两个花人，穿得花花绿绿俏生生的。村子里的人在说人穿得好时，就爱这么形容。我也没见过哪个就不高兴了，仿佛生与死，都没有人害怕过。
　　 在单位工作的人都是读了圣贤书的，大家都知道计划生育这档子事儿。有的小夫妻结婚好几年，还一直没计划要孩子。那些变着花样的安全套和避孕药，不知扼杀了多少新生命。即使避孕失败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做人流到哪里的招牌，一个妩媚的女人在画面上，眼神里看不到疼痛和悲伤，好像做人流是一件享受而又光荣的事儿。单位的女人们聚在一起，谈孩子谈爱人，谈得最多的还是生孩子。这个做了人流不好意思去请假，那个放了环不适应，哪一个又中弹了，哪一个又躺枪了。一个单位也像一个村子，发生的喜怒哀乐都抬在一起说说讲讲，然后彼此的难过与好过，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去处。有一个姐姐，她说她数不清做过多少次人流了，以至于她害怕每一个夜晚的来临。戴环受孕、宫外孕，样样她都经历过。在她身上，仿佛就从来没有安全期。有一年，她一共做了五次人流。后来，她的子宫已经薄得像一张纸，一触就要通了。医生警告她，如果要命，就不能再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