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神话中有两个重要的神，一个叫纳迦，一个叫纳吉，是夫妻俩。这两个神也是半人半蛇的，被视为泉水、井水和河流的保护神，能够造雨，能带来丰收，也可带来天灾。在印度教中也有交尾的形象出现。目前南亚和东南亚有很多民族都声称是他们的后代，这个和中国人声称自己是女娲伏羲的后人差不多。
　　 古巴比伦神话中也有两个神，他们叫智慧之神恩基和生育女神宁玛，他们也是“人首蛇身”的兄妹，这一点和我国的女娲伏羲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宁玛也是用泥土造人，和中国女娲造人也是一样的。有点意思吧。
　　 古希腊的神话、古埃及的神话、古罗马的神话都有很多相似人物，甚至有的都完全是一个人。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希斯和她的丈夫塞拉匹斯，掌管生命、魔法、婚姻和生育女神。塞拉匹斯就是人首蛇身的样子，他们俩共同创造并养育了人类。
　　 这许多个神话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人首蛇身交尾的现象，可以说这不是巧合，也许是人类从出最初的出发点向不同方向挺进前的崇拜共识——最初的人类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想建造一座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认为，修建这么高的塔楼，本身就是对神的不敬，就派出天使扰乱人间，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这样人们彼此之间就无法协调一致，也就无法建造无畏的高塔了。从此，后世的人们就分化成不同的族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留存了相似又不同的神化故事，并保持了敬畏心。
　　 端午赛龙舟的起源是出于祭祀，但和半人半神的偶像崇拜联系起来还要有一段时间和过程，祭水神或龙神等祭祀活动是在半人半兽的偶像崇拜中懵懂完成的，是一种低级神的自我塑造。在后来的日子里附上了心中的理想人物，如有了纪念屈原、伍子胥、孝女曹娥……等诸多说法。这些人是半人半神高级神的象征，然而最终的形成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牵强意会，但是必须要打上民间的烙印，这是一种诡计。
　　
　　 六
　　 端午节一词最迟在西晋就已经出现，那时已有“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的记载，明确写到了端午节及其日期。从地域风土记载也可得知，端午节是有仪式的，主要是由萨满主持，这种仪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主要内容是增添了更多的神来参与，让更复杂的仪程来营造其庄严和神圣。然而有学者说屈原就是一个巫师或萨满或祭司，每年他都会主持各种仪式来为国家消灾减难，端午仪式就是其中之一。
　　 端午仪式在屈原的故乡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端午节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发端于楚地，从考古得知，远古时期的气候比现在要湿热许多，那是一个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楚地是一个毒虫遍地，瘴气弥漫的地方，尤其是进入五月之后的夏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更是凄苦难当，谓之苦夏是也。过端午节就是格外要提示人们，瘴气大量滋生，瘟病频发的季节就要开始了，从这天起就要注意了，要涤扫毒虫，清洁环境，注意个人卫生，严防高温湿热引发的瘟疫杀生害命。
　　 在中国古人的生存实践中，也把五月的时昼最长和夜最短的天文现象，视为阳极盛和阴极衰的时段；同时也以物极必反的经验和原则——认定此时的阴气也会悄然滋长，需要格外防范。古人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自然灾害、病虫毒害、人为的杀戮、猛兽的袭击，都会让那时的人们平均寿命不是很长，甚至很低，大概是三十岁左右。五月的盛夏酷热，是多发疾病和瘟疫的时候，所以五月被认为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被称为“恶月”。
　　 在这个月里，国家要组织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民间也有诸多忌讳和相关风俗，其中最残酷的普遍说法是，在邪恶五月中出生的孩子是不吉利的，叫做“五月生子不举”。古人认为在五月出生的孩子会妨害父母，端午这天出生的孩子更为甚，一般这时出生的孩子会被父母送人、遗弃甚至杀死。直到过了很长的时间，通过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才让这种邪恶的风俗取消。
　　 再次强调一次：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在对具体的事物迷惘时，只能以“以恶制恶”来寻找出路，只是套路不同而已。“以恶制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上帝额外赠送给人间的礼物，不然人类真的会造出“巴别塔”——在毁灭自身的同时也会毁坏天堂。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论善恶。端午节的初衷就是“以恶制恶”，这一天人们要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驱避毒虫；成人要饮蒲酒、雄黄酒、朱砂酒，驱毒镇邪；还要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娘家度节，简称“躲午”，亦称“躲端五”。还有跳钟馗、闹钟馗……等等赐福镇宅的各种各样招数，都是防五毒、去晦气之类的“以恶制恶”手段。端午节就是初民们对自然界特殊时段无妄的灾害瘟疫，采取的自救手段。
　　
　　 七
　　 关于端午节后来附会了名人的由来，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随便数数，就有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纪念越王勾践、纪念介子推、崇拜龙神等诸多说法。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纪念屈原说。
　　 这是为什么呢？从目前的学术界的探讨来看，主要还是从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来说起。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忠孝”二字。曹娥，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孝女之一，“孝”字毕竟是家族的事，比不上“忠”对君王的效忠更重要。伍子胥的“忠孝”观是有问题的，为报家仇居然领外国军队灭了自己的国家，还把死去的君王挖出来鞭尸三百，无论在道义上是否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不能推广，因为这种狭义的家族似的“忠孝”不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定。在某种价值观的认知里，伍子胥还像个“汉奸”。
　　 屈原就不一样了，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被君王误解、排斥，还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屈原始终以克己复礼的模样尽一个臣子之道，在伤心痛苦痛哭后，还对君王抱有幻想似的忠诚——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呀！后世的君王就喜爱这样的人，排除其他人的狭义“忠孝”，利用民间“端午”祭祀，把屈原树成大爱的楷模是顺理成章。这一点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心目中完美的臣子形象是死忠、愚忠，就像民间俚语：父母无论怎样暴虐打骂儿女，儿女们也不能对父母有怨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更何况还有：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古训。
　　 “屈原”适合作为精神图腾。
　　 屈原之所以成了最后的赢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成为“楚辞”的创立者，历代文人墨客都把他作为精神偶像，如李白、杜甫、卢照邻、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在不同的场合为其唱赞歌。文人们为屈原的最后胜出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是传承精神的最好媒介，所以历史上最坏的人都用文化来包装自己。
　　 历史文学也是舞文弄墨者把自己爱和恨的记录留给后人的纪念品。最终，在各种价值的取舍中，其它的有关端午的名人附会说法都被“屈原”取代了。“屈原”是意识形态下的精神祭品。
　　 还有一种说法，是部分学者利用“图像学”包含的形式分析、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因素，来分析研究端午节龙舟赛的象征和意义。这些人认为，从帝王们一贯的隐瞒大恶罪行，制造谎言来看，屈原的死很蹊跷，很可能是被谋杀。慑于当时的高压政治气氛，人们只能用一种行为艺术来记录当时的情景——“龙舟竞渡”其实就是讲述楚王派人追杀屈原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在汨罗江上，屈原坐着船在前面拼命逃跑，楚王派的人在后面死命驾船追杀，追赶到屈原后，把他和石头装在用蒲草编成的袋子里，用绳索捆紧扎牢，然后像祭品粽子一样扔进汨罗江里沉没。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啊！
　　 屈原殉情，屈原自杀，是帝王们最后的遮羞布。
　　
　　 八
　　 不要以为远古时期的帝王比后来的帝王更仁慈，那时的帝王不高兴就把不喜欢的大臣剁成肉糜分给大臣吃，用意不讲自明，就是恐吓人们——不效忠我就是这样的下场！历史上就没有好帝王，即使是爱好琴棋书画，坠入佛学的皇帝也不例外；这些人把国家交给近臣或宦官来治理，更残暴，更黑暗，更祸国殃民。那些视民如草芥的“明君”也是动不动就将大臣满门抄斩，或穷兵黩武，重捐苛税，把万千生灵涂炭。等到一个好皇帝，好大臣“降甘霖”就是不可能出现臆想。
　　 西门豹的故事离屈原所处的时代很近，他为官的过程和现象就很能说明当时的问题。西门豹廉政治理邺县有成效，但魏文侯却常听到一些官吏告发西门豹，说西门豹的坏话。后来西门豹搜刮百姓，讨好魏文侯左右的人，就得到魏文侯的信任。等到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继位之后，西门豹还是被魏武侯杀死了，并没有善终。
　　 当一个官不容易，当一个百姓也不容易。人都差不多，有好有坏，太离谱了不是神就是鬼，反正不是人。“屈原”就是被神化了的人。
　　 让大臣和百姓都满意的帝王就没有，谁要能从历史上找出来一个，我就呼吁设个“明理节”来祭奠你。
　　 让帝王满意百姓都满意的大臣也没有，谁要能从历史上找出来一个，我就再呼吁设个“圣人节”来祭祀你。
　　 如果很不幸被你找出来一个，那一定是历史隐瞒了什么，不是真实的故事。对此，我笑而不语。明白人会对你说：孩子，还是要多学习！
　　 所以大家都不要信邪，做好自己，尽量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想做好人的梦想，不给社会造成伤害就是很好的人
　　 屈原是怎么死的都很难说，目前这种死法是一种皆大欢喜的死法，是被历代帝王们精心编造的故事。文人们对屈原的颂词大赋，只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梦想，在对其同情的语句中灌注了对自己蹉跎的悲凉。
　　 有人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不让说节日快乐，说这是悲情的日子。我在此郑重地告诉大家：在中国悲情的节日只有两个：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除此都是与神同乐的节日。人间需要欢乐，不要那许多悲悲切切，因为在寻常的日子里我们都够烦恼了。
　　 努力做好自己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在寻常的日子里为油盐酱醋奔忙，在节日里祝福所有善良的人们都顺心顺意，就是正常人的生活。那些半人半兽，半人半神的故事就是故事。端午节只是嵌入人们生活习惯中的社会公共仪式，大家快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