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园子上工这段时间，我和颖达、艳茹、田静成为了好朋友。
　　 青年点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晚饭后，先学习时事政治方面的文件，然后就写笔记。喜欢唱歌的在一起学唱样板戏，喜欢乐器的就吹笛子，还有看书的，闲唠嗑的。我喜欢写日记，也写一点小诗，但是很少。那时突出政治，谁也不敢乱说乱写的。还有霍亚贤也喜欢写日记，我们在一起，天天写，时间长了女生们都跟着写了起来。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吹笛子，买了一只笛子，抄了一大本革命歌曲，带简谱的，晚上没事，就练习吹笛子，我不太懂乐理，手法也很简单，吹出来的声音有些直。后来，看到有的人吹的特别好，我就不敢再练下去了。和几个女生学唱歌，五音不全，总跑调，也乐此不疲地唱着。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上下共同庆祝。4月1日晚上八点，我们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然后组织队伍，到村子里游行，一边走，一边高喊：热烈庆祝“九大”胜利召开！跑遍了整个屯子的大街小巷，然后回到青年点，大家还是很兴奋。当时，正值文革的第三年，人们还笼罩在个人崇拜和极左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这些小青年，更是时代的先锋，但是，对于“九大”召开的实质意义，我们根本不懂。
　　 青年点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农闲时间排练节目。我当时也参加了宣传队，我们6位女生装扮成老太太，表演《新苫的房，雪白的墙》，一边排练，一边嬉闹，特别的开心。有几位演唱功底好的青年还排练了样板戏《红灯记》选段和《沙家浜》智斗选段。那段时间，青年点整天歌声不断，这些年轻人有了迸发青春活力的机会和舞台。
　　 在大队部的过道里有两块黑板，经常不定期地出黑板报，原来是黄绍章负责写，后来写板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我很高兴做这件事。事先设计好版面，选好内容，就拿着一个板凳和一盒彩色粉笔，去写板报，先画一个报头，再在四边画上简单的花纹或者图案。板报的内容有从报纸上摘录的重要指示，有表扬知青的好人好事。一笔一划地写的十分认真，偶尔有人路过，就情不自禁地夸两句，我心里美滋滋的。写完后，自己左右端详一阵子，就高高兴兴地回青年点了。
　　 转眼之间，到了夏末秋初，菜园子的活计也没什么了，青年们都回到生产队去干活了，我被留在食堂做饭。原来做饭的张丽华、卢秀兰就是我的师傅了。我在家没做过饭，现在给70多号人做饭真得从头学起。摘菜、洗菜、切菜、洗碗、抱柴火、烧火，闷高粱米饭，粗拉活我就多干点。我们的厨房在男女宿舍的中间，四个大锅台，每天都要烧火，因为连着里屋的火炕。冬天时候，晚上要把第二天的柴火准备好，放在厨房里。做饭用的是白铁做的大盆，就是当时各家用的大洗衣盆那么大。每天要洗菜切菜，装好两大盆。发面也用这样的大盆。我们自己做饭，也有做不好的时候，玉米面大饼子有时候半生不熟的，青年们也对付吃了。高粱米饭夹生了，也将就吃掉，没谁有什么怨言。大家年纪都不大，互相都理解。一天卢姐的手烫伤了，就对我说：“宫，我来烧火，你学着贴大饼子吧。”我蹲在锅台上，把和好的玉米面用手拢起来，来回的拍几下，再往10印的大锅里贴大饼子，开始一点也不协调，卢姐就教我，先把面团成一个团，然后放在左手上往上拍，拍到胳膊弯那，对着锅边悠着劲就贴上了。累了够戗，贴的三扁四不圆的。几天下来，也就学会了。逐渐的我也成为做饭的熟手了。我和张丽华、卢秀兰成为了胜似亲姐妹的好朋友。我不仅学会了做饭，也从她们那里学到好多为人处世的经验。
　　 秋天到了，大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正在人们准备秋收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走了即将到手的果实。男青年都到防汛的第一线去了，有些女青年没什么活做，就回城休息了，只剩下我和高淑清、张丽华、张淑范、卢秀兰、于淑先几位老大姐在一起看护青年点，为在外防汛的青年们做一些后勤服务工作。汛情越来越严重，青年们整天在大坝上防守。一天，青年点在家的青年和村里的留守人员也到村子附近的民堤去修坝。我们来到村外，一眼望去绿油油的大地与天相接，大家简单地休整一下堤坝，就收工了。谁也不相信洪水会来到这里。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很晚才睡下，担心着防汛的青年们，听说那里很危险，整天守在大坝上，蚊虫叮咬，吃不好睡不好，又苦又累又困的。半夜时分，就听到有个青年跑回来了，还高喊着，决口子啦！大水来了！吓得我们几个动都没敢动。等到天亮了，就听到村子里人声嘈杂，闹闹哄哄的。出来一看，啊！水已经把半个村子淹了，好多人家的房子进了水，人们正在倒腾东西呢。我们大吃一惊，昨天晚上夕阳斜照下，是满地的庄稼，天与地相接，一夜之间洪水就进了村子，天水相连，真不可思议呀。要不人们都说：水火不留情呢。
　　 洪水来了，防汛的男青年们也都回来了。我们赶紧做饭菜慰劳他们，尽力做得可口一些。大水已经连成一片了，交通受阻，回不了家。队上也没什么活计，青年们就在青年点留守。大水淹没了庄稼，却带来了好多的鱼，青年们就去捉鱼，拿到食堂炖着吃，改善伙食。闲下来，我和几位大姐到水边去溜达，看着成捆的麦子被水冲到边上已经发霉了，淹死的牲畜在水中飘着，散发着难闻的味道。看得心里酸酸的，刚来到农村，只盼望得个丰收年，开点工钱补助家用，谁想到遇到了这样的灾害，一年就白干了。大家的心里都沉沉的。这时候，没有烧柴了，男青年们就去水边捞起洪水冲过来的木头和蒿子，晒干后拉回来做烧柴。等到大水慢慢退去，在村西南留下一个水洼子，我们就到那里洗衣服和被子。洗完的衣物就晾在草地上。
　　 到了冬季,农民都猫冬准备过年了,可是青年点这个大家庭还要安排好明年的吃粮和烧柴。利用冬闲时间，青年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打烧柴。路途太远，就得起早出发，晚上再赶回来。青年们坐着大马车，顶着天上的星星，冒着严寒到几十里外的江叉子里砍江条子（柳树棵子）、推苇子。冻的不行了，就下车跟在马车后边跑一会，跑累了，再上车坐一会儿，就这样折腾着。等到了地方，开始干活时又累的满身是汗，风一吹又透心的凉。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呀，还嘻嘻哈哈的闹呢。
　　 我也去打过几次烧柴，深感这里的苦滋味。对青年们也就更加倍小心的做好饭菜。可是，就怕起早。冬天的早上4点多钟正是睡的最香甜的时候。我正做着美梦呢，忽然被摇醒，蒙蒙胧胧地睁开眼睛一看，是卢姐，“快起来，做饭了！”这时外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满天的星星在寒风中眨着眼睛。我睡眼朦胧的穿好衣服，开始和卢姐和张姐一起忙活起来。张姐把两只手插在已经发好的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面盆里，对着我说：“宫，快把面起子（苏打）给我拿来！”我答应着，去拿面起子。到靠东墙一排酸菜缸上面的条板上，把一个代乳粉的瓶子拿了过来，张姐接过瓶子倒出一大把，活到面里，不一会儿，面就和好了。我们一起开始蒸两样面的饽饽。忙乎了一阵子，饭菜都好了。“快起床，开饭喽——”卢姐高声喊道。青年们都起来了，迅速地洗漱，吃饭。我忙着给大家装好中午吃的干粮。把他们打发走，才坐下来吃饭。卢姐说：“今天的干粮怎么又甜又宣呢？就是发黑了点，挺好吃呢。”“是呀，怎么回事呢，我放面起子放多了”？张姐说。“不会吧？”我拿起那瓶子一看，“啊！这哪里是面起子呀，是洗衣粉！”“什么！”卢姐和张姐都楞住了。这时，天亮了，才看清楚，那瓶面起子正在那条板上老老实实地呆着呢。原来装面起子和装洗衣粉的瓶子都是一样的，拿错了。
　　 这一天,我们几个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好不容易到了晚上,打柴的青年们都回来了,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也就放下心来。我们暂时是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可是没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没有谁抱怨，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笑料或者苦涩的回忆一直讲到了今天。
　　 那时生活很艰苦，粮食有时候供应的不及时，姜立金和管理员赶着毛驴车到各队去要粮食。要来的粮食有好有坏。一次要回一些等外苞米和瘪高粱，加工成面和米。蒸出的苞米面发糕口味一点也不好。做出的高粱米饭里有不少高粱壳，等我们吃完饭，饭碗上就镶了一圈“项链”，那全是挑出来的壳子。
　　 随着青年点管理的不断提高，我们的伙食也不断改善。杀猪，是最值得大家高兴的事情。我们自己养了十几口猪，每年都杀几头，一是让大家解馋，二是可以炼点荤油，做菜用。每到杀猪时，我们最忙乎了，还要找几位青年帮忙。做了好多的菜，除了杀猪菜、还有炒菜，凉菜。我在家会切土豆丝，张姐就让我切萝卜丝，把青萝卜切成又细又长的丝，伴上白糖和醋，特别爽口。我们还包饺子、蒸包子，青年们狼吞虎咽的吃不够，这面蒸熟的不够大家吃，我们忙得满头大汗，等到大家吃饱了，我们才能坐下来吃饭。
　　 插队生活中，避免不了回家看看。我们来回大都是坐运货的火车。这样不用花钱买票。那时候，家里生活都很困难，车票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几次给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冬天，我们从青年点回县城，一共有十几人，晚上，在大兴车站上了一个装满石头的火车，爬上车厢，找个避风的地方坐下来，小风嗖嗖地刮着，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冻得直发抖，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到县里，我们冻得都下不来车，男生让我们女生先下，大家一边跺脚一边跑步。那种冷的感觉一生都不会忘记。
　　 还有一次，我回家买了一双新水靴子，准备带回青年点。我用兜装着这双鞋，来到车站，正值中午，看到站台上停着一列火车，就先把兜子扔进车厢，然后再爬上高高的车厢里面。到了车厢里一看靴子没了，我心中一惊，一定是扔到车厢外面去了。这时候，火车开了。正着急呢，看见南面车厢上走过来一个人，他捡到我的靴子给我送过来了！看来他也是个知青，我好阵子道谢，那人什么也没说，回头就走了。真是遇到好人了啊！一双靴子是我妈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到的，怎么能不心疼呢。下乡这两年，趴火车是常事，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1970年的三月二十九日，我加入了共青团，心情特别的激动，这证明我是一名先进的青年了。下乡一年了，我没有放弃对文化的学习，借着学理论的机会，我认真记笔记，反复读报刊登载的革命文件，没事的时候，自己就大声地朗读文章。年轻的心总是像大海一样澎湃激荡。憧憬着自己的未来。我的言行感染了一些女青年，大家没事也都写写记记的，使生活更充实。当时，我也总设想自己将来做什么工作，我喜欢读书，想当一名书店的营业员；我喜欢学校，想当一名教师。可是面对这广阔天地，自己的设想只能是一个梦想了。虽说，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可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美丽的梦。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和当地的青年也成为了朋友，当地有的人想在青年中为自己的子女物色对象。已经有女知青忍耐不了这困苦的生活，嫁给了当地农民。还有的女青年已经被当地青年盯上了，准备提亲呢。我和孙颖达、韩艳茹、田静等女青年却在私下里议论着，也想着自己的心事。都快20岁了，在那个年代，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不能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要干自己的事业，绝不甘心在这小小村落里做个村妇，窝窝囊囊过一辈子。我便对颖达和艳茹说：“我们决不在农村找对象，假如我们真的离不开这里了，在知青中找，也不和当地的农民结婚。”颖达说：“宁可不找对象，也不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有个女青年不愿意去生产队干活，就偷着回家，怕大家知道，就从后窗户跳出去，很长时间也不回来。后来她嫁给了当地青年。还有一位很上进的女生，劳动很积极，就是她父亲非逼她找对象，她拗不过父母，就早早嫁人了。刚刚结婚不久，我们就都返城了，她后悔的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也许是她终生最大的遗憾了。还有一位女青年，家里境况不好，性情懦弱，自己身体也不好，早早地嫁给当地的农民。第二年，她生孩子，她老婆婆也生孩子，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呢？过了不多年，她就病逝了。大家都为她感到痛心。
　　 1970年的8月，一日，我接到一个通知，让我和李荣去大兴公社体检，推荐我们上大学。上学是我的梦，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如今，又可以去上学，说不出来有多高兴。我和李荣步行去公社，一路上，我们两个既高兴又惶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快到晚上了，我们到了大兴公社。只见那里人很多，我们去只是报个到，就没事了。在杨文老师的宿舍住了一宿，就回来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后来听说是当地青年顶替我们去了。我们只不过是顶个数而已。美梦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还有一件趣事，说起来可笑。青年点有几位男生参军了，我们青年全体照了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来了，每人一张。我和霍亚贤、韩艳茹、孙颖达几位女生看着照片，就给全体男生起雅名，都是四个字的成语和常用语，形容每个人的特点，有褒有贬。什么“风流潇洒”、“欲言又止”、“怒发冲冠”......基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就边说边笑，开心的了不得，把那些男生弄得莫名其妙。几位青年参军走了，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的希望。期待着有好消息来临。
　　 真的传来了好消息，县里要调一批知青回城工作，条件是从先下乡的老知青中选拔。经过条件衡量，大队推荐，先后有几十名老知青被安排到各公社的供销社的小分店里做营业员。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特别振奋。送走了老知青，心中有些失落，可我们的心里又燃起了新的激情。每天做完饭，就读报写日记，充实自己的头脑。
　　 一批老知青返城，像一股春风吹进了知青们的心田，大家都充满了新的希望，也都开始琢磨自己的将来。当然了，每个人的想法是各有千秋的。我的心象春天的小草一样，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激情，向往着将来美好的生活。年轻的心，是那么的纯净，把一切都看的那么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我想将来应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是如何的轰轰烈烈，也不是如何的叱咤风云，有一个平稳的工作，适合自己特点的，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个人问题，现在还不能考虑，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先干一番事业再考虑也不迟，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1971年5月，我们调回城里安排工作，先在县委党校举办了岗前培训班，又到农村劳动一周。我被分配到泰来县百货公司第三百货商店做营业员。从此，真正走向了社会，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在阿拉新大队，仅仅生活了两年，却让我们经受了那么多的历练。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承受，学会了做人。也成就了我们独有的性格，那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我们也和阿拉新这块土地和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成长道路上，阿拉新的经历就是我成长进步的基石。阿拉新，也使我们这些青年成为胜似亲兄弟亲姐妹的朋友，50多年来，我们一直密切联系，互相往来，互相帮助，成为令人羡慕的老知青。
　　 2008年，是我们下乡插队40周年，姜立金牵头和几位老知青积极筹备了回乡庆典活动，我也积极参与，得到了社会有关人士和大兴镇党委阿拉新村支部的大力支持，使得我们50多名年近6旬的知青们缘了回乡的梦。2018年我们又组织了下乡50周年庆典，看到阿拉新的新变化，大家特别的欣慰。因为，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热土，阿拉新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感谢那个时代，虽然时代的风范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我们坚强地走过来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我们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却收获了社会大学的丰硕成果。知青，为历史写就了厚重的一页，历史为我们建树了一个特有的群体。为有这个独特的称谓——知青，而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