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非十分清楚。我马上叫那为首的家伙明天不要来上班了，并警告了其余几个胁从。党林山舔著嘴唇上的血丝，恨恨地说：“要在俺老家，饶不了他们！”
　　 工程竣工以后，党林山和他的一伙老乡离开了，不过只在附近几个县打转。有时揽不到活儿，便跑来央我介绍介绍。
　　 一晃到了一九八〇年底。有天党林山兴冲冲闯进我的屋，满脸红光，喜气洋洋。我一面递烟，一面逗他：“什么开心事？连嘴唇都合不拢！娶媳妇啦？”
　　 “猜中一小半。”党林山搓着大手，坐立不安，终于憋不住把门一推：“俺还带来一个客。”
　　 我伸头一瞧，门外竟站着杨蓉蓉。她羞羞答答叫了声：“老李同志。”两腮绯红。
　　 “俺们谈了。”党林山甜甜笑着，很是自豪。
　　 “恭贺恭贺！”我一面高兴，一面颇为担忧：一个四海为家的“吉卜赛人”，这个婚怎么结法呢？
　　 “告诉你，俺要回家了。”党林山收起笑容，很庄重地宣布。
　　 “回她的家？”我朝杨蓉蓉一指。本地兴招女婿顶门。
　　 党林山急忙摆头：“回俺大王庄。”
　　 “哦？”
　　 “俺娘来信说，家里正搞联产计酬，分责任田。俺要赶紧带蓉蓉回去多分一份。”
　　 “你舍得去？”我扭头问蓉蓉。
　　 “先瞧瞧呗！好，就住下；不好，我还长着两条腿哩！”姑娘脆崩崩地说。
　　 “祝你们一路顺风。”我拍拍党林山厚墩墩的肩头，“结束这种流浪汉生活吧！”
　　 中国有句成语“安居乐业”，唯有安居才能乐业。比如我，在单位基建科一呆就是十年，不好不坏，不升不降。固然觉得单调混沌，无所谓希望失望，平淡得很；但茶余饭后，在人行道上漫步，见那些卖草药玩猴戏的、系草绳打短工的、背挎包赶火车的等等，全都步履忙乱，行色匆匆，便悠悠然滋生出一种幸福感，体会到安居的妙处。所以我认为，党林山们即使在家乡苦一些，也比在外颠沛奔波为强。
　　 可是两年以后，党林山又出现了，并且是很独特的。
　　 那天早晨，我照例迈着八字步走进办公室，照例朝铺着坐垫的、吱吱着响的藤椅上一靠。拿过蒙了一层薄垢的保温杯，正要沏茶——电话铃照例“叮叮”响起来。唉，照例又是询问、交涉、争辩、妥协……，不过这次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喂，老李同志吗？我是党林山，哈，流浪汉！喂，今天下午四点正，我在国光酒楼大门口等你。有要事面谈，一言为定哪！”
　　 我疑疑惑惑放下电话，感到这口气并不像党林山，热情之中透出点狡黠。莫不是他折了本儿，找我求援？莫不是他想投机倒把，找我开后门？或者在家勤劳致富，变成了“万元户”，送蓉蓉回娘家抖阔气？仔细再琢磨，这三者都不符合党林山的性格。去了再说吧。
　　 党林山果然变了。笔挺的藏蓝色制服，皮鞋在水磨石阶上“嚓嚓”作响，手上夹着带嘴香烟，嘴角的微笑莫测高深。唯有那厚实的嘴唇还是原来一副傻乎乎模样。
　　 他请来的客人不只我一个，还有几家大单位基建科负责人。酒宴定的最高规格，稀奇古怪的佳肴珍馔我一时叫不出名堂。白衣侍者毕恭毕敬地忙碌着。党林山以主人身分潇洒而又得体地举杯敬酒。
　　 我惊讶不已。
　　 顾不得礼貌，我连连追问。
　　 他抽空回答我。那年他带着蓉蓉回去，肚子仍是喂不饱。老家实行责任制，包产到户，积极性起来了，地里也用不了这么多劳力。无着落的人更多了。炕头没蹲热，他又出了门，而且把那一带的壮劳力带走了一半，成立了包工队，他是队长。这两年包了几幢大型建筑，都完满竣工。这次请客，目的也是联络感情，请我关照关照。
　　 “蓉蓉呢？”
　　 “她当然吃不了咱们北方那个苦。也一起出来了，给包工队当会计，前不久送孩子回娘屋去了。”
　　 “吉卜赛人！”我笑道，“那你们竖了几栋楼？”
　　 他把一杯碧绿色的液体一饮而尽，得意地伸直了五个指头晃了晃。真叫人不敢相信。
　　 “你们收入怎样？”我又问。他张开的手掌收屈了两指。
　　 我不懂。两位数太少，三位数又太多。
　　 “工人们少一些。我因为是领头的，他们给我定的每月三千块。”
　　 “啊？”我强忍住没发出惊叫。这个流浪汉，这个曾经穷得揪心，如今却富得吓人的“吉卜赛人”；这个曾经在七、八年中靠打短工度日，如今在两年之内竖起了五幢高楼大厦的中国“吉卜赛人”，凭什么风力，竟能直上青云了呢？
　　 我毫不客气，尽兴地大吃大喝一顿，晕乎乎地告辞回家。穿行在高楼林立的市区，我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一个社会中，或一个经济结构中，安居的人太多，恐怕反而会导致停滞，僵化，甚至萎缩；倒非得有一股清新强健的流动力量，才能显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吧？
　　 党林山招待的饮料醇香扑鼻，后劲似乎特别大。不过，我可没有喝醉，我说的也不全是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