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城，那时没有煤，更没见过煤气，开伙做饭唯有烧柴，柴是居民家庭日常最基础的生活资源。城北近郊十几里外，小山丘上有成片的茅草，秋凉草黄后，几乎个个星期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城里人去剁茅柴。母亲做事心细且有恒心。一次，天蒙蒙亮大哥就带着我们跨过连锦桥，走几里到大喻家后面山上剁茅柴。不知因什么事母亲中途追赶过来，要找大哥回去。母亲赶到那一片荒山后，一边寻找着我们，一边观察周边，发现了几处密厚长长的茅草丛。她一时找不到我们，也没带工具，竟徒手一把一把的扭断堆好，待找到我们后，收拢捆扎起来，足有几十斤，比我和姐姐用茅镰剁的还多。砍硬柴，则要远行到30多里外的米岭。米岭山高路陡，山中枯树枝丫多，但来回要步行七八十里，回程还得挑着担子。高家巷丁裁缝老伴一次跟随人家去米岭砍柴，下山后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歇息老半天后，突爬起来捡起一块石头，“砰”地往旁边水塘中猛扔，狠狠发誓：石头咕哩不浮出来，老娘一辈子都不来了！足见那艰苦辛劳的程度。但母亲做事的意志坚强，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定要跟着大哥二哥到米岭砍柴，因为大哥二哥也是第一次，她放心不下。那时小弟还未脱奶，母亲打算这次少砍点，早点回家喂奶。哪知上山后，遍山的枯柴让人难以释手，每人整好满满一担后，太阳已快落山。母亲挑着沉重的担子下山后，累得浑身无劲再也迈不开步。这时天已全黑，大哥找到路旁一户好心农家，打算要二哥陪母亲在那里暂歇息，自己担子挑回家后再去接母亲。父亲在家里等得急，抱着未满周岁、饥啼不停的小弟，不时从高家巷走出城，往米岭方向的大路守望，直至深夜才等到大哥挑着担子回来。大哥卸下担子刚要返回去接应母亲与二哥，远远听到母亲的声音从大路那头传来。原来大哥前脚走不久，母亲心里记挂着早起还只喂过一次奶的小弟，就将担子寄存在那户农家，空手随二哥急速返回。
　　 每天天未亮，母亲就匆忙起床烧火做早饭；早饭焖在锅里，唤起大哥、二哥一起到菜园挑水施肥；回来后再将我们几个小的叫起，张罗大伙的早饭。早饭后我们上学去，母亲先喂完猪，再挑着一家人的换洗衣物到凤凰桥码头河边洗刷。晾晒好衣物后，即开始她一天的正式工作：或工地做小工、或挖寻旧砖碎石、或开荒种地侍候菜地。晚饭后料完家务，灯下还要继续做那些接来的针线活：修剪袜子、加工麻绳，一直忙到深夜。
　　 父亲的工资只能维持家里的米、油、盐、酱等基本开销，若要给谁添件衣物，当月财政就出现赤字。每年九月的开学季，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学费成了一笔巨大的开支，只能借债解困。小弟出生时，母亲找不到一件合适的旧衣包小弟，将姐姐一条裙子剪了，改为婴儿服。而姐姐除了这唯一的夏装，没有任何可替换的衣裤，实在委屈无奈。也不知当年蚊帐值多少钱，那时我们从未使用过蚊帐。夏夜，手总是左右开弓拍打不停、驱赶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往往人累了，也就睡着了，蚊子也吃饱了。凤凰桥子租屋里只有两床铺盖，大哥跟着父亲到高安师范睡，母亲带小弟与姐姐一铺，我们所有男孩挤一铺，拿不出一条多余的被子。眼看小孩一天天长大，个头越来越高，母亲在凤凰池靠粮食局旁的斜坡上开拓出几分地，全种上棉花。1968年二哥、姐姐知青下乡、我到园艺场劳动，每人带了一床新棉被，就是母亲种的棉花弹制的。不过仅有一床盖被，白天叠起来裸露出铺板上的稻草，只好盖上几张旧报纸遮挡。家里的穷困和父母的含辛茹苦，使我们从小养成勤奋肯干、刻苦耐劳的习惯。锦河发大水，山洪裹挟着不少树木枯枝冲下，有时挂在仁济石桥墩上。一般人站在那惊涛拍岸的桥面，望着气势汹汹的滔天洪水心里就发怵，大哥却想办法扎了根长竹勾，用绳索将自己的腰栓系在桥栏，面对咆哮着的洪水，探身桥外，将被桥墩挂住的树木枯枝一根根打捞上来。每年这个时候打捞的柴火能烧几个月。暑假，二哥与我和大弟，常去到河滩捞沙或筛鹅卵石，卖给南街东皇庙的上游水库预制场，挣点苦力钱贴补家用。
　　 那时候的生活清贫艰难，但日子过得安稳。
　　 五
　　 1958年的一天，袜子店房东藏在楼上多年的织袜子机器，被人翻腾出来，“砰、砰”直扔地下拖走；铁匠店的铁砧、铁锤等也被清理拖走，说是支援大炼钢铁。接着，各家各户的铁锅、锅铲、火钳、菜刀等所有铁器，都被动员交出来支援大炼钢铁。各家都不要开伙做饭，到街道开办的集体食堂统一吃。
　　 集体食堂刚开始异常热闹，吃饭不限量，也不收饭菜票，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开肚子吃，好似真进入喇叭里宣传的共产主义了。没吃几天，甄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少，大家添一轮饭后甄里就空了，稍来晚的人就饿肚子。后来实行定量，每顿就餐排队打饭，半饥不饱的人们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就围拢在食堂门口候着。家里不能开伙，粮油供应证也上交了，一日三餐只能眼巴巴地盯着这集体食堂。一次母亲抱着二弟去食堂打来四两米饭，打算去菜地寻点蔬菜加入一起煮，不满2岁的二弟边吃边等着母亲，看到母亲回来立即说：妈妈，我留了你的！母亲低头一看，碗底还剩下一口，一股酸楚心头泛起，爱怜地直摸着二弟的头，孩子饿啊！
　　 不但家庭不能开伙，居民屋前屋后种一些蔬菜、南瓜等也不行，已经种了的要交出来。母亲之前带领我们开荒种了几园子的南瓜，收获好几百斤，曾想留下一些让孩子们充饥，无奈三番五次的被动员，最终全部上交。
　　 那时的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十几至二十几斤、半两油、半斤猪肉。大概油水太少，大人小孩的饭量都很大，一般的小孩一口气吃下半斤米饭不是问题。饥饿笼罩着每个人，城郊荒野地里的凡是能吃的山果野菜、河塘里的蚌螺、鸡头莲杆、菱角藤、甚至地下的老鼠，都被人用来充饥。一次，高安师范食堂发明了“跃进饭”，据说一斤米能多煮出不少熟饭，彩旗飘扬敲锣打鼓地到县政府报喜。其方法是蒸饭过程中反复浇水，让饭粒尽量膨胀放大，吃到肚子里当时能填饱，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居民集体食堂实在难以为继，又将粮油供应证还回给各家各户，让大家自己回家开伙，一时锅店的生意火爆。粮管所每月对居民的定量供应中，那时还得搭些杂粮，如糙米、红薯丝等，一般人都不想要杂粮，只想多买大米。母亲却宁愿多搭些杂粮，千方百计用红薯丝煮饭、南瓜打饭等方法，让小孩尽量能吃饱。母亲懂得不少健康膳食的道理。以前物质不紧张时，我们小孩就是按大小拿碗分配吃饭，不能海吃硬撑，尤其晚饭不让吃得过饱。现在物质紧张时期，母亲的调配分配更是必不可少：每餐开饭时，小孩按年龄大小摆好不同口径的碗，她从锅里铲出打到每只碗中，经目检平衡后，大家才依次端起自己的碗开吃。姐姐口娇点，混有南瓜、红薯的饭经常不吃，有时妈妈会留下一点不惨杂的米饭。大哥每天做重体力家务，饭碗稍满一点。过年了，会有一点年货票券发下来，如每人半两木耳、一两黄花、二两花生等。花生买回来母亲将其秘藏大家找不到的地方，告诉大家留到年团园除夕夜吃。闻着那买回家香喷喷的炒花生，小孩们都馋得垂涎欲滴。二哥嚷着现在就要吃，不留年夜吃。母亲被缠得难脱身，从隔壁借了把秤，称了一把给二哥，然后板着脸宣布：年夜里大家吃的时候，没他的份！见状再没谁吱声了。年三十除夕夜，母亲从茅草堆里拿出花生，逐个分给大家，二哥仍分了一把。原来上次母亲就留下一些没有给他，避免小孩这种时候排除在外的孤独。
　　 母亲的桑土绸缪与辛勤劳作下，我们每顿都能吃上东西，熬过了那饥饿的年代。
　　 母亲由此养成珍惜食物从不浪费的习惯。几十年后，剩饭剩菜不让倒掉，不好吃的她拿来吃。儿女们劝过她多少次，母亲总是说：有时想到冇时，丰年想到灾年；分派也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到老仍喜欢将吃的东西放在床边柜中，由她亲手分发给大家，高兴地看着大家围着一起吃，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六
　　 家境虽贫寒，但小孩在家里勤勉乖顺，上学读书努力成绩优，父母还是心有所慰的。一次，听父亲跟母亲谈对大哥他们的打算：大哥考大学、二哥考师范、姐姐考卫校，那时师范与卫校都是免费的，这样早点减轻家里负担。这个愿望对哥姐他们来说，要求是不高的。
　　 然而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成绩优异的大哥小学毕业，竟没有被高安中学录取，而收到一纸刚开办的高安民办中学的入学通知。他的同学、街坊邻居均颇感意外，没人相信他会考不上重点中学。大哥闷闷不乐、母亲不明就里，正当母亲气得要拿起柴火棍教训大哥时，被刚回到家里的父亲制住。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知道详情，原来这一年的招生政策将政审作为先决条件，家庭成分不好的根本进不了重点，成绩再好也不行！
　　 人不怕贫穷，也不畏艰难，就怕受到不公。大哥好些天不出门，呆在家里做家务。几个一同分到民办中学的同学来串门，谈论着即将要去报到的学校。这所首次招生的民办中学设在城郊的连锦桥，学费要贵几块钱，没有课桌板凳等最基本的条件，入学通知规定学生想办法自带。只听大哥愤愤地说，好呀，到时我借一张乒乓球桌搬进教室去！引得几个同学呵呵大笑。大哥在这所民办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大概“大跃进”过后，某些政策得到调整，初升高顺利考入重点中学，并在文革前两年考上重点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二哥、姐姐初升高按父亲的打算准备报师范、卫校，一位抽调搞招生的父亲同事看到后，直说浪费了人才，越俎代庖改为报重点高中，这样他们先后进入高安中学，我也于1965年考入高安中学初中。不久文革来临，大学停止招生、高初中学生上山下乡，前途变得扑朔迷离。父亲原来减轻负担的打算也实现不了。
　　 文革来临，大弟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没有任何政策法规，就是不能报名。二弟带着已到上学年龄的小弟去高师附小报名，报名的老师翻开递去的户口簿，瞄了一眼：你家成分是富农啊！二弟低下头不吭声，小弟第一次看见这种眼光、第一次听到这种口气，一脸稚气睁着眼望她，不知出了什么事！
　　 1964年，父亲从高安师范调到高安中学教高中语文，仍然负责学校教务工作。文革爆发，父亲被批贯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虽然受到了冲击，万幸没有被揪出戴“黑帮”帽子。戴上“黑帮”帽子的教师被红卫兵押往农场监督劳动，父亲则被派给在农场劳动的教师送饭。一日三趟往返几十里。瘦弱有病的父亲挑着几十人的饭菜、几步一歇。晚上回到家，疲惫地靠在躺椅中，想到学校里的混乱、孩子们荒废的学业，心情异常沉重，一声接一声的唉声叹气。母亲感觉到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对回到家的父亲小心侍候，生怕父亲的哮喘病复发。
　　 不久，文革的火也烧到了街道。居民中有一些活跃的人，臂上带起红袖箍，成立了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抄家、开斗争会、跳忠字舞，样样跟着弄。平时睦邻友好的街坊邻居，有的立刻变得趾高气扬，傲视那些成份不好或有点所谓“问题”的家庭。那时并没有网络，电视也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但一些侮辱人、折磨人的方式几乎片刻风靡、传遍城乡角落，无需任何培训：头上带高帽子、颈脖挂大木牌、甚至挂粪桶，六月天逼人穿大棉袍游街示众，斗争会上坐飞机、吊大拇指悬梁而起……真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性中的恶一旦受到了某种启示或唆使，便会立即膨胀！一时间，少数每天撑着领袖像打着锣鼓造反的人乐此不疲，部分家里沾到这样那样当时污名的人低头缩颈、大气不敢出，而大部分普通百姓只是看热闹。所谓破四旧，就是搜寻一切与历史、传统有关的旧痕迹，包括建筑、文物、书籍、字画等，连吃饭的碗、喝水的壶，若画有古装人物、福禄寿等图案都得砸烂。我们家虽然几乎家徒四壁，但老家带来的一顶婴儿帽上镶有一排银制吉祥装饰图案，母亲扯下来，让我们河滩挑沙时带去抛掉。隔壁裁缝店老板娘有几块金饰件，舍不得扔，起初藏腰间，听到会搜身，就想办法用绳栓住吊粪池里，结果还是被搜查出来，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平时喜欢看书，存了不少名著旧籍，藏到楼上贴近屋顶瓦下的暗处，躲过了这次搜查。不料几个月后，被房产公司（文革中民房收为公有）捡漏的人全偷走了。高家巷有个叫罗灶的捡粪老头，是个上了年纪的地主，儿子是苏联留学生。平日只见他衣着破烂肩挑一担粪筐，老老实实地田野路边四处寻拾猪屎牛粪，这次被逼要交出隐藏的财宝金银，折腾了好些天交不出来，吃尽了苦头。改革开放后，据说他儿子曾担任国家技术标准局负责人，正部级领导，从未回过老家，留下的阴影难以一下拂去。
　　 一天，父亲挑着担子送饭刚到农场，就听见红卫兵严厉的呵斥声。一位高中数学组的老师躺在翻倒的梯子和油漆桶旁，一身一脸沾满油漆，痛苦的呻吟着。原来他被派往墙上刷语录时跌了下来，摔得很重。父亲向红卫兵求情，把他扶到了床上，替他清洗、红汞涂抹伤口、冲糖开水、端上饭菜，这位老师当父亲面呜呜的伤心嚎啕大哭、千恩万谢的。在红卫兵看守的眼皮底下，父亲也不好多说什么，便躲在一个角落里用钢笔匆忙写了几个字留给他，大意是：留得青山不怕无柴，为了家人多保重，一切从长计议。父亲回家后将此事告诉母亲，并说他老家也是我们那边人。母亲一听，连夜将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全煮了，第二天一早让父亲送饭时，带给那位跌伤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