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有戏，直奔主题：土改的时候我们乡逃跑了两个本来要枪毙的地主，这事您总知道的吧？
　　 一说到土改，阿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你也算见过几次斗地主的场面，但你见过的场面，跟土改时候是没法比的。土改的时候一切权力归农会，把地主押去游街批斗，游街批斗完了要不要枪毙？要枪毙几个？没有法律依据，就凭农会干部一句话呀。每个乡都有地主被枪毙掉……唉……唉……
　　 阿公别岔题，我是问您知不知道两个地主逃跑的事。
　　 哦，那是你舅公和你大舅，谁都知道。
　　 是有人把他们放跑的？
　　 这个人就在大街村里。
　　 肯定？
　　 公安局来查案的人是这么说的。
　　 那是谁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连公安局都查不出来。
　　 一会说得那么肯定，一会又说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他呢？他对我外公怀有报恩之心，且当时三十来岁，翻墙越壁，不在话下。我半开玩笑地说：阿公，就是您吧？
　　 你这后生家瞎胡猜，他笑着说，我哪能做得了这事？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很有些人担心风向逆转，地主被重新押上台批斗。下屋阿公是不是也有此顾虑呢？我说：阿公您看，集体的田地都分给各家各户种去了，政府鼓励发家致富，谁是万元户，县长还给戴大红花呢，再也不会回到斗地主的年代去了；那个放跑两个地主的人，公安局也不会抓他了呀。
　　 救了两条人命，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不该抓呀！
　　 那您干嘛还遮遮掩掩的，不把真相告诉人家？
　　 瞧你说的，我是真的不知道呀，要是知道了，就告诉你了。
　　 我大舅是我外公唯一的儿子，是我娘唯一的亲哥，对这救命大恩，我外公外婆，还有我娘，他们要是地下有知，不知道该怎样感激呢。我大舅在信上就说了，要从遥远的黑龙江赶回来看望他，要把村里唯一没有被土改掉的祖屋留给他。要是是您救的人，是多好的事啊！
　　 你不想想看，要是是我放的人，我一个人能做得起这么大的案子？没有几个人帮衬掩盖，能不被公安局逮住？
　　 那您就把与这起案子有关系的人都告诉我吧。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是我不告诉你，事情都过去了这么多年，谁还记得清楚啊。
　　 那，有没有知道底细的人呢？
　　 你这后生家还真缠人。我告诉你，别人那里你也不用去问了，不会有结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祖辈都是做纸的，做纸的祖宗留下来一句老古话：帮人积德，救人赚福。积赚来的德福是自己的，要他人回报了，德福就溜走了，所以说做这起案子的人没有这么傻，自己会说出去。
　　 这是一次最接近目标的寻访。不久，我应征入伍，离开了家乡。寻找神秘开锁人的事，只得半途而废。
　　
　　 【再寻开锁人】
　　 一九八三年，大舅回到了故乡。这是他从铜钵殿潜逃他乡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故乡。一九五五年，他身份暴露被抓回来，只是关在县城的监牢里，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回故乡。三十三年过去，大舅已六十五岁，摘掉了地主、反动保长、劳改犯诸多顶帽子，是农业部直属的某国营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的退休职工。大舅在外公外婆的坟前焚香祭拜，在我娘的坟前呜咽恸哭，然后就在本村和周边几个村子一遍又一遍地游荡，一遍又一遍地寻访。寻访曾经的邻居。寻访公社干部。寻访大队干部。寻访在他家做过的长工短工。寻访抓他打他批斗他看押他的人……总之，凡是能想到的与这起案子有关系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他都寻访到了。二十几天以后，他向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向这片深情的故土，深深地鞠了一躬，无限惆怅地踏上了返程。
　　 二００六年，大舅病逝于黑龙江，享年八十八岁。
　　
　　 【还寻开锁人】
　　 二００八年，二表哥回到故乡拜祖访亲。一九六三年，大舅妈带着十七岁的大表哥和十三岁的二表哥，远赴黑龙江，在大舅所在的劳改农场安家落户，颠沛流离的一家四个人，终于在苦寒之地的地窝子里团圆。现在，五十九岁的二表哥是唯一健在的人。我闻讯，赶回家乡作陪。当我们表兄弟见面，一大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拉家常的时候，又提到了那个神秘的开锁人，欢快的气氛一下子冷场了，满桌的菜肴也没人动筷了。
　　 沉默了许久之后，二表哥说了一句，还是去问问看吧。
　　 是啊，不管那个开锁人在不在世，也不管能不能找到，都得去寻找！尽管事隔半个多世纪，下屋阿公去世十多年，知情人越来越少，要找到那个开锁人，比大海捞针还难。但是，他是舅公和大舅的救命恩人呀，找到救命恩人是舅公和大舅的遗愿呀，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下一万分的努力呀，活要见人死要拜墓呀，还是去问问看吧！
　　 依傍着小溪的村街已修直、拓宽、硬化、植了行道树。四五层砖混结构的农房一幢挨着一幢。这和我离开家乡时是大不一样的，和二表哥离开家乡时就更是天壤之别了。我和二表哥在村街上漫无目标地走走停停，寻寻问问。年轻人很少。几个坐在自家屋前晒太阳的老人，片刻愣怔之后都能认出我来，但认不出和我走在一起的二表哥了。问及记不记得铜钵殿两个地主脱逃的事，他们都说记不起了。时光是一把残忍的刷子，把这起轰动一时的案子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
　　 行至一座四层小楼房跟前，二表哥停下了脚步。这里是他的“家”，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说这里原先是一座方形大宅屋，屋前有供过路人歇脚的凉亭，七八岁时被你大舅妈牵着手走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进过“家”门。我说我只记得这座带凉亭的方形宅屋，是全公社唯一的饮食店，我来玩过，也来买过麻花和油条。我们说话的时候，女主人从楼里迎出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对她家的房屋指指点点，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她家喝茶。
　　 从二表哥的“家”出来，沿着水泥村道向西走五六十米，再拐个弯向北走几步上坡路，我们就到了一座土坯屋跟前。这座土坯屋门面很大，顶二三个农家屋，用白石灰刷过的墙面已经看不出白色了，露着几条歪歪斜斜的大裂缝。二表哥对着土坯屋左看右看：说它是村居吧，与周围水泥钢筋结构的三四层的店面屋或住宅楼很不协调，谁还会住这样的房屋呢？说它是座老屋吧，怎么也想不起还有这么一座房屋。我告诉他，这是大会堂，是他离开大街后才盖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里、大队里以及学校里经常开批斗“五类”分子和忆苦思甜大会，需要一个专门场所，就盖了这座大会堂；傅家侄儿斗叔叔、孙子斗爷爷，就在这座大会堂里举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跟着老师呼口号，别的什么也不能做；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基本没有群众性的大会了，这座大会堂先是用作放电影，后来就废弃了。我说，还好外公去世了，大舅躲在远远的北大荒；不然的话，咱们几个表兄弟，恐怕都得上台，不是斗外公就是斗大舅，我娘也免不了挨我们的批斗。二表哥立时举起拳头叫嚷：要我去斗自己的爷爷自己的爹娘？我把整座大会堂都给砸烂，你信不信？！我说不信，形势所逼，由不得自己呀。二表哥放下拳头，笑了，苦涩的，酸楚的。
　　 沿着大会堂跟前的上坡路继续走，不几步，我们就到了两棵老樟树底下。这两棵老樟树肩并肩挨着，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树干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树冠相交叉着、像伞一样向四周撑开来，庇荫出一方天地。二表哥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张开双臂扑上去，抱住其中一棵。树干是环抱不过来的，他就用脸膛紧贴着树干，用拳头擂击着树干，用手掌摩挲着粗粝的树皮，嘴唇哆嗦着，似有很多话要诉说。
　　 老樟树旁边是乡中心小学，校园内有几幢四五层的楼房，正值寒假，空荡荡的。二表哥指着楼房间的一处空地说：这里是铜钵殿，你大舅和你舅公就是关押在这里。开锁人爬上这棵老樟树，顺着向铜钵殿横生的枝杈爬行，从枝杈尾梢跳入铜钵殿，潜到牢房处拧开了锁。因为是黑夜，所以你大舅和你舅公不知道是谁在救他们。他们跑出了殿门，就向后山方向逃命去了。
　　 我告诉他，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这里就不是寺庙，而是学校，我的小学和初中就是在这里读的；那时候的学校是公社初中和大队小学合在一起的，由两排砖瓦小平房和一个操场组成，校园远没有现在这般大；在大会堂盖起来之前，公社或者大队要开批斗地主大会，就在学校操场上举行；要游行，队伍也是从这操场出发，沿着本村和邻村绕一大圈，再回到这里来；我上小学那几年，在这教室里听老师讲斗地主的故事，在这操场上或者在刚才看到的大会堂里，跟着老师呼喊斗地主的口号；到我上初中，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再没有斗过地主了。我问他会不会记错地方。
　　 他说房子盖了拆，拆了盖，但两棵樟树还是老样子，不会错的，铜钵殿就在这里。
　　 哦，老樟树。我俩仰望着这两棵老樟树：当年的铜钵殿已经无影无踪了，但您一定记得铜钵殿的原来的样子，一定看见人家是怎样潜入铜钵殿救人的；您见证着人间的忠义与奸诈，见证着人心的善良与邪恶啊；我们已无法找到当年的开锁人，但愿您心里镌刻着人间正义，青葱不老，岁月静好。